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演变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离不开具体的生存空间，都必须立足于特定的地域，并随着其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西部是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及其相邻的帕米尔高原，西北部和北部是难以穿越的沙漠和草原，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南是山高谷深的滇西岭谷地带，覆盖着难以通行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雨林，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地貌类型多样，山区面积宽广，地势差异明显，气候多样，自然环境各具特色，因而不仅有适合各民族先民生存和居住的地理环境，而且有容纳各民族迁徙和回旋的广袤空间。数千年来，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内，少数民族从周边地区向中原大规模内迁，汉民族从中原腹心地带向周边地区大量辐射的人口流动从未停止过。正是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得以形成。本文试图从宏观上梳理我国民族分布的历史演变过程，以求客观认识我国今天的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客观认识我国历史上民族互动的真实面貌。

    一、先秦时期中国的民族分布情形
　　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古文明最早、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迄今为止，在中华大地上发现的原始人类的遗迹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在今陕西、北京、湖北、安徽、山西、辽宁、广东等地发现了很多古人类化石和遗址。大量考古学成果证明，处于黄河流域中部地带的河南、陕西、河北、山西等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都是华夏民族集团及其文化最初形成的阶段，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则分别属于蛮、夷、戎、狄等民族集团的原始文化。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按地区及文化遗物来推测，新石器时代的人，就是后来构成中华民族各族的祖先。”[1] 这些文化遗址的分布，反映了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活动的范围，也是我们探寻中国早期民族分布格局的源头。
　　我国古文献中有很多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故事及华夏与蛮夷戎狄民族集团情况的记载，据此可以推知中国早期的民族分布情形。《史记·五帝本纪》言及帝尧统治时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2] 虞舜统治期间，重划天下为九州，又把各地区按距离都城远近划分为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史载“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2] 夏、商、周三代，不仅是华夏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蛮夷戎狄民族集团分化、形成和演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关于华夏和蛮夷戎狄的记载就更多了。据《禹贡》记载，夏朝时华夏民族集团周边各族的情况是：冀州东北部有“岛（鸟）夷”；青州滨海之地有“嵎（堣）夷”、“莱夷”；徐州淮水边有“淮夷”；扬州海岛上有“岛夷”；梁州有“和夷”；雍州西南部有“三苗”以及西部有“昆仑、析枝、渠搜”等。商代有“九夷”、“十蛮”，甲骨文还记载了居于华夏周边的许多“方”、夷及其他族群。著名的如西北方的土方、鬼方、羌方、犬戎、熏育（荤粥），北边的猃狁、燕，东北的肃慎、孤竹，东南方的蓝夷、夷方、虎方、班方和盂方，西南地区的庸、蜀、羌、鬃、微、卢、彭、濮八族，西边的周、氐、昆夷等。周朝境内的民族构成情况更加复杂。经过夏、商二代，华夏民族集团有了长足发展，周初“周礼”的形成，标志着华夏族最终形成了[3]，而蛮夷戎狄民族集团内各民族尚在形成过程中。当时居于华夏族四周的民族种类繁多，文献多有记载，如《周礼·职方氏》中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尔雅·释地》中亦称周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
　　到西周时期，各民族在长期分族定居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区域性文化，人们在日益频繁的相互交往中也逐渐具有了民族差别意识。对此，《礼记·王制》作了精彩的描述：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4]
　　可见，“五方之民”在居住地域、生产方式、语言、生活习俗、文化等方面都各有特点，华夏族和蛮夷戎狄在一定的区域内都以聚居为主。关于西周时期的民族分布情形，《国语·郑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断：
　　当成周（在今河南洛阳市）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皱、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5]
　　后来，宋朝学者洪迈参照古文献对先秦时期民族情况的记载，对西周的疆域和民族分布情况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发，他精辟地指出：
　　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锋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菜、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6]
　　先秦时期，中华大地长期处于小国林立的“万邦”时代，“万邦”不仅成为民族分布和演变的最重要的空间特征[7]，而且更加凸显了我国古代各民族“聚族而居”的分布特点。因此，洪氏所论也成为我们判定西周及春秋初年民族分布格局的重要依据。
　　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流动、大融合的高潮。蛮夷戎狄在中原诸国相互兼并的争霸战争中纷纷向中原地区汇聚，与华夏族渐成杂居状态。春秋初年，西边的戎和北边的狄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出现了“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四周夷狄趁全国动乱之机纷纷入侵中原，以致“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这就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互动的客观反映。进入中原地区的蛮、夷、戎、狄大部分融入华夏族，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先生言及华夏族的形成时说“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8] 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华夏族向蛮夷戎狄地区的流动也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从孔子“欲居九夷”的想法，到春秋时代“用夏变夷”思想，再到荀子“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之说，都表明华夏族与周边民族保持着频繁的族际交往。华夷之间的这种双向交流和族际互动有利于杂居格局的形成。
　　正如有学者所说“按地区分族而居是古代社会的共同现象，中国古代亦不例外。”[9] 从先秦时期的民族分布情形来看，中国早期的民族分布格局确实呈现出显著的“聚族而居”的特点。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初步成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经历了这个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流动和大融合高潮以后，全国范围内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初步成型。
　　秦汉时期胡、汉民族的双向迁徙和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秦时期的民族分布情形。这一时期向中原地区迁徙的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氐、羌等族。规模较大者如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后，南匈奴率5000余落内附东汉，主要在今甘肃东部、山西与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与汉族渐成杂居状态。东汉末年，鲜卑分裂后一部分鲜卑进入云中、雁门、北地、代郡、上谷及太原等郡边塞与汉族杂居相处。西羌诸族经过向东向南迁徙后主要集中在今甘肃、青海、四川等地与汉族杂居。另外，中原汉族也随中原王朝开疆拓土而向边疆地区四处移民。如秦筑长城徙民北上实边；开“五尺道”打通了中原地区与云贵高原之间的通道；开发江南，一次戍岭南者就达50万人；汉****河西四郡，置西域都护，设西南七郡等等，都为汉族人口迁入这些地区创造了条件。
　　汉魏以后，随着我国北境和西境的少数民族不断内迁，掀起了我国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的高潮，尤其是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代表的“五胡”纷纷入主中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民族分布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晋初年，曾经是汉族聚居的关陇地区变成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10] 的局面，到西晋末年，关中及以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数倍于汉民族的人口[11]。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被迫强迁的人口数量多，规模大，民族成分复杂。如匈奴刘汉将关中士女8万余口驱掠回平阳；前赵刘曜徙上郡氐、羌20余万口以实长安；后赵石虎徙氐、羌15万落于司、冀两州（在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带）[12]，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关东；苻坚曾将关中氐人1万余户迁到冀州邺城、并州晋阳、河州枹罕、豫州洛阳、雍州蒲板等地[13]；苻坚灭前燕，徙燕主慕容暐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4万余户于长安，灭后燕，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10万户于关中”；西燕慕容顗退出长安时，“帅鲜卑男女40余万口去长安而东”[14]；至于北魏孝文帝率鲜卑贵族、官僚、军队及民众100万余口从平城迁往洛阳，就更加轰轰烈烈了。随着氐、羌、匈奴、鲜卑等族不断深入中原腹心地带，中原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胡汉杂居局面。
　　由于胡族大量内迁，中原战乱不已，晋末永嘉之乱后又掀起了中原地区汉族大迁徙和大流动的高潮。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北方汉族主要往三个方向流徙：东北、西北和南方。流向东北的主要是冀、豫、青、并等州人，托庇于鲜卑慕容政权之下。流向西北的中州人士落脚于凉州张轨的领域，他们对五凉政权的建立，对河西凉州地区胡族的影响也非常大。流向南方的汉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主要侨寄于孙吴的故壤[15]。史称“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16] 当时大部分北方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南渡江南，在江南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大力发展他们自己的庄园经济，竭力吸收北来流民和当地土著为佃客和部曲，这使得北方士家大族在江南保持着相对集中的聚居状态。其他南迁汉人则主要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以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今江苏的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东晋政权在汉族人口较为集中的长江南北，梁、益通路，陆续成立侨州郡，较好地安置了这部分北来汉人，使其成为开发江南的主力军。从南迁汉人的迁徙趋势来看，表现为北方的东部人民主要迁移到南方的东部，北方的西部人民主要迁移到南方的西部。北方汉族人口的大量南迁，对我国南方地区的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格局影响颇大。
　　我国南方地区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各民族容易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相对独立的聚落区，因而南方少数民族聚族而居的特征较为明显。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加之汉族人口不断进入南方少数民族聚落区，南方少数民族如山越、俚、僚、蛮等族也不断出居平地，与汉族成犬牙交错居住的态势。如东吴征服散居于今苏南，皖南，浙、赣两省山区的山越后，将越人从深山险阻之间迁出至平地与汉族杂居并逐渐融合，总数约有10余万人。北魏孝文帝用兵襄樊、进军三关时，有8万余落蛮族跟随“大阳蛮”王桓天生北附北魏。此后，蛮族人民不断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以及沔水南北，长期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到隋唐之际基本上和汉族融合[17]。魏晋南北朝时期，僚族主要分布在梁、益二州；到北朝中期，他们或与蜀地汉人杂居，成为编户齐民；或流入深山，聚落自居。蜀地的僚人绝大多数先后融入当地汉族居民中，隋唐以后，仅在川黔交界的部分山区还有少数僚人居留的记载。这一时期，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大部分俚人也和汉人杂居，同为国家编户。西南地区则出现了著籍于南中郡县的汉族大户，如《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的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有“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的记载。可见汉族移民对西南边陲地区的影响是很大的。
　　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800余年的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先秦时期各民族聚族而居的状态逐渐被打破，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和分布重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统计，公元2年到138年间，由于胡族大量内迁，原先汉族居住的中原地区人口增长了2倍有余，黄河以北的西北地区人口却大大减少，从接近43万减少到略多于14万，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足3万①。由于汉族人口大量南迁，加之江南人口的自身滋长以及山险之地长期游离于朝廷户口控制之外的大量少数民族人口通过种种途径转为编户齐民，长江以南的人口从公元280年到464年期间增长超过5倍，南北方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相互接近[18]。民族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流动使得各个地区的民族构成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初步成型。

    三、隋唐至元朝时期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在变动中不断整固
  　隋唐至元朝期间，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元代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统一大业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和发展。总体来讲，唐末安史之乱以前，我国北方地区主要是东北、北部和西北部的民族迁居塞内。其中东北地区的高丽人从南北朝晚期起就进入中原，到隋炀帝远征高丽时，有一部分高丽人内迁，至唐灭高丽国后内迁的高丽人数量就很可观了。《新唐书·高丽传》载：“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除高丽人外，东北地区还有契丹人、奚人、靺鞨人进入中原；北方草原地区主要是铁勒、突厥内迁，其中以突厥内迁者为众；西北地区则以回纥内迁为主。内迁胡族在中原地区主要与汉族杂居相处并逐渐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唐末安史之乱是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一个转折点，主要表现为中原汉人再度大批南迁，史书称“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19] 这一时期，南迁汉族主要自华北平原和关中一带迁至淮南、江南、湖北、湖南、四川、福建等地，最远的进入岭南一带。这次“长达一个半世纪遍及南方各地区的北人南迁，规模十分可观，其分布地域远比永嘉后的南迁为广。”[20] 这次汉族人口大迁移直接导致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率由6∶4倒转为4∶6，长江流域从此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人口分布重心[21]（P. 8-9）。隋唐时期，岭南和西南夷地区一直都是蛮、僚、俚等族的聚落区，这一时期，进入四川、贵州、云南和两广等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人口较魏晋时期更多，分布地域也更广。如南诏兴盛时期，是继汉、晋之后云南及其周围地区大量吸纳内地汉族人口的高潮时期，数十万内地汉人先后落籍洱海、滇池等地，对云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进一步打破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聚居格局，我国南方地区各民族杂居的态势日渐明显。
　　五代十国及至两宋时期，随着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和西北地区的党项族纷纷建国并大举进入中原腹心地带，中原地区继魏晋之后再度出现各民族普遍的大杂居现象，民族分布格局再次发生较大改变。如契丹人随着辽国势力向南发展及对幽云十六州的长期统治而不断内迁，南宋时契丹人大批进入中原，到元代中叶被元政府视同于汉人，可见其与汉族长期杂居后已基本与汉族融合。再如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范围仅限于上京、东京和咸平府三路，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展，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与契丹、汉族混杂居住。同时，金又把俘获的大批汉人迁往东北，造成东北地区的民族杂居。至海陵末年，女真人口已经扩展到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地。到1207年，长城以南的女真人口约占金代女真人的47％[22]（P. 197）。内迁女真人与汉族错杂而居，民族特征逐渐消失，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也完全融入汉族。此外，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后，北方地区大批衣冠士族再次渡河而南，迁至淮河流域、两浙路、两湖、闽赣、四川、两广等地，进一步改变了南方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分布格局。
　　元朝是我国第一个实现了全国大一统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疆域辽阔，民族成分众多，各民族族际交往非常频繁，非常有利于境内各民族大杂居格局的形成。元初时中国北方就出现了“诸民相杂”的局面，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兀儿、回回、女真、契丹、河西、蛮子、高丽等“诸色人户”杂居于黄河以南、潼关以东至蕲县一带。当时各民族杂居的范围很广，从大城市到边疆地区，杂居态势都非常明显。作为统治中心的大都首先成为各民族汇聚的地方，元世祖时，大都已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与汉人杂居，“呈犬牙相制之状”；回回人户在大都有近3000户；来自新疆的畏兀儿等族也为数不少。其他城市各民族杂居的情况也较普遍，据《至顺镇江志》记载，镇江除土著居民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以及北方汉人等“侨寓”人户，这些民族久居江南，基本上“与华人无异”。此外，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族遍布全国则是情理中事，元政府“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全国腹心”，另外在云南、湖广等边徼地区也有“蒙古军”、“畏兀儿军”、“回回军”、“探马赤军”等镇戍军队，为了镇守云南，估计约有10万以上的蒙古族人南迁定居在云南。元朝时汉族也以各种形式向四周迁移。如因战争需要奔赴边疆之地，成吉思汗南下攻金时，一次就将河北10余万户强迁至漠北土拉河上。元世祖非常重视边疆屯田，他不仅将大量汉军、新附军发往边区实行军事屯田，而且还注重民屯，“发湖湘富民万家屯田广西，以图交趾”。[22]（P. 201-203）在南方如湖广、云南及四川行省中，元朝则根据当地民族的聚居情况开始实行土司制度。这些举措都使元代边疆地区增加了很多汉人，这非常有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总之，从隋唐至元代，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在变化中不断加以整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征和趋势更加凸显了。

    四、明清时期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定型
　　从先秦至明清，历经几千年的复杂演变，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已经完全形成。同以前各个时代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情况相比，这一时期人口流动的最大特征表现为汉族人口向边远地区的迁徙活动不仅频繁，而且规模很大，范围很广，全国范围内的“大杂居、小聚居”态势已经非常明显。明代时，大量汉族移民以各种形式进入云贵地区。明朝洪武年间的明将傅友德征云南胜利后，明政府先后10次从全国各省抽调汉族士兵30余万进驻云南，使云南汉族人口大增，超过了当地民族的人口数量，汉族第一次成为云南当地的主体民族[23]（P. 758）。到明末清初，云南的汉族人口又有增长，农民起义及吴三桂的部属，大概也不下数十万人[24]。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云贵地区，使得云南、贵州的人口发展速度非常快。明朝时进入东北地区的汉族人口也很多，除了戍守东北奴儿干都司以外，被女真贵族掠掳为奴的汉族人口也不少，还有那些因贫困而逃离家园前往东北谋生的汉族人口也是移民的主力军。为了抵挡蒙古各部对西北边境的掠夺，明政府在青海广设郡县，先后从苏、湘、蜀、冀、晋、陕、甘等地向青海大规模移民，使得迁入西北地区的汉族人口数量也很可观[23]（P. 759）。南方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则保持着大杂居情形下的“小聚居”状态。据史载，明代岭南地区“夷凡十数种，杂处郡县山野间”；“广西瑶、僮居多”且“诸夷惟僮最众”，“生齿最繁”；西南地区主要生活着傣、彝、白、苗等族。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到明代时全国有几十个民族，虽然族称仍然繁多，也不完全统一，但作为民族共同体都已定型，每个民族的聚居区也趋于稳定，并与我国今日的民族基本一致了[25]。
　　清代也是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变化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情况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满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区，广泛地和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另一方面是汉族人口以更大的规模向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进行大扩散，以致新疆、甘肃、四川、青海、云南、贵州、台湾等省区都迁入了各种类型的汉族移民，这对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影响也颇大。纵观清朝时期大规模的汉族人口迁移现象，不难发现，人口压力是汉族大量移民的主要因素。清以前，人地矛盾不算突出，但局部地区或个别历史时期人满为患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到清朝中叶以后，人口迅猛增长，人地矛盾非常尖锐。据统计，清初人口约为0.8亿，至1840年已达4.13亿，200年间整整增长了近5倍。其增幅之高，绝对增量之大，增长趋势延续时间之长，在中国人口史上都是罕见的[21]（P. 11）。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有限的可耕地之间的尖锐矛盾导致清代的流民问题非常严重，这成为清代汉族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内动力。另外，清代幅员辽阔，边疆地区人口稀少，也为汉族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清康熙废弃长城之举可谓为汉族移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众所周知，自战国到清初，长城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民族之间的屏障，而且也是一道严格的“夷夏之防”的界限。清康熙帝继承先祖遗志，提倡“大一统”思想，决策废弃长城，拆除了2000多年来横亘于胡汉民族之间的隔离墙，为我国北方地区各民族的自由往来打通了一条重要通道，也为汉民族向塞外迁徙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后，清代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浪潮此起彼伏，进一步改变了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
　　长白山区是满族的“龙兴之地”，尽管清廷宣布对辽东实行“闭关”封禁政策，但关内流民“闯关东”的势头却无法阻挡，东北地区汉族人口大增，当地的民族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统计，1712年，仅山东流民进入辽沈地区的就有10余万人。从顺治末年到康熙中期约20年间，辽东人口增加了5倍多。就是在乾隆朝严厉封禁的半个世纪里，涌向关东的流民人口也是有增无减，其中以山东、直隶人最多，河南、山西、江西、安徽、闽浙一带的汉人也不少[26]。到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取消移民东北的禁令后，向东北移民形成高潮。汉族人口向西南地区的移民以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和汉族大举进入苗疆为显例。“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从清初一直持续到道光朝终止，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可谓前所未有，对我国西南和南方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影响非常大。清代时汉族移民还大量进入苗疆②，如在云南地区，乾隆年间“即有外来流民，皆系佃种夷人田地”，且“昭东各属，外省流民佃种夷田者甚众”③。自嘉庆年间开始，湖广、四川、贵州等地汉族流民，“每日或数十，或百余人，结群前往该地处，租夷人山地，耕种为业。”[27] 清朝从雍正年间率先在贵州进行改土归流，一直持续到19世纪，汉族移民也随之大量进入云、贵、川、湖广、内蒙、甘肃等地。此外，冀、晋人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北方草原；晋、陕垦荒者则前往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或河套地区进行耕种；陇东农民多进入银川平原；陕甘人进入新疆等等。由此可见，清代汉族移民的规模之大，去向之多，都是前朝无法比拟的。迨至清朝，全国范围内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态势同我国当代的民族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了。

    结语
　　综上所述，从先秦到清代，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动态的历史演变过程，总体而言，其形成和演变具有以下规律和特征：
　　（一）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经历了从“聚族而居”到“大杂居、小聚居”的演变过程。从先秦迄清，中华民族历经2000多年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历经无数次民族大迁徙、大流动和大融合，最终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这样的分布格局并非像有的外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汉族把少数民族“从土地肥沃，地势平坦的中心地带，驱逐到土地荒芜，高山旷野或湿瘴蚊虐的地区”，“从通商要道之地，排挤到山岭峡谷之中”[28] 的结果，而是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自然分布状态的历史延续，是2000多年来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的历史结果，更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互动和民族融合的自然产物。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客观地、正确地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真貌。
　　（二）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分布格局形成、发展和演变最重要的因素，民族分布格局主要随人口迁移相应地发生变化。在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过程中，充满了无数的变量，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人口、自然、地理等因素都会引起民族分布格局发生变化，但民族迁徙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因此有学者称“历史上我国各民族的迁徙，不仅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各民族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多民族格局形成、发展以及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29] 而且我国古代的人口迁移还呈现出这样的规律：“当社会比较安定时，人口迁徙规模就小，也比较平稳，当社会因天灾人祸出现动乱时，其规模就会陡然增大，增大的程度几乎同动乱的大小完全成正比。”[21]（P. 355）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历程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三）民族分布格局是透视民族关系的“活地图”。从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角度来看，民族居住格局是研究民族关系十分重要的场景和变量，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状况便可通过民族分布格局窥见一斑。在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少数民族内迁和汉民族向外辐射如同民族分布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相互交织、共同作用，致使各民族之间频繁接触、密切往来、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

注释：
　　①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西北地区的人口数据是否准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该数据至少表明由于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导致西北地区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
　　②此处苗疆系广义概念，泛指西南三省、两湖、两广等省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包括了整个中国的西南、南方地区。参见杜文忠著《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中对苗疆范围的界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③参见《张允随奏稿》，乾隆七年二月十七日。

  参考文献：
　[1]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一）[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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