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

    一、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基本情况
　　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边界线全长2186公里。其中，中缅边界西藏段189公里，云南段1997公里，加之西藏段境内外均为人烟稀少的高山峡谷地带，因而本文所涉及的空间范畴，更多的是指中缅边界云南段即滇缅边境沿线地区。
　　(一)中缅边界线的方位与走向。云南位于我国西南内陆与东南亚、南亚的结合部，西部、南部一线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并与泰国、柬埔寨、印度和孟加拉国相邻，国界线长4060公里，其中除了中缅边界外，另有中老边界710公里，中越边界云南段1353公里。中缅边界云南段的走向，上段约500多公里大致呈南北偏西走向沿高黎贡山山脊南下，中、下段转向东南至西双版纳与中老边界相连接。
　　(二)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上段地处青藏、云贵两大高原结合部的横断山区，沿海拔4000多米的高黎贡山东麓我方一侧，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腹心地带，自西向东排列着怒江、怒山山脉、澜沧江、云岭山脉和金沙江(长江)等高山大川；西麓缅方一侧为素有“东方亚马逊河”之称的伊洛瓦底江及其上游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流域。中、下段边境沿线内外，则多属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两大国际河流中游的低纬度、低海拔丘陵河谷湿热地带，大部分地段无山川阻隔而在地理空间上连成一片。
　　中缅边界两侧的人文地理环境，沿边界线走向，我国境内依次为西藏的察隅地区和云南的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思茅、西双版纳六州市，人口约1000余万；缅甸一侧则为克钦邦和掸邦，人口约400～500万，合计边境沿线两侧人口总数约1500万。由于在地理上分别远离中缅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因而边界线两侧的居民都以少数民族为主，族别达到近3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跨国而居。与此同时，据调查在中缅边界沿线缅方一侧，还分布着数以10万计的主要来自云南境内的汉族人口，一般称为“境外云南人”或“境外华人”，傣掸语则称之为“贺”或“谢”。
　　(三)边境口岸与国际通道。目前中缅边界中国一侧沿线共设有怒江州泸水县片马，保山市腾冲县城，德宏州瑞丽、畹町和盈江县城、陇川县章凤，临沧市镇康县南伞、耿马县孟定、沧源县城，思茅市孟连县城、思茅港以及西双版纳州景洪港、勐腊县关累港、勐海县打洛等13个国家一、二类边境水陆口岸，分别与境外缅方的大小口岸相对应。
　　中缅两国之间的国际通道，据历史文献记载最迟不晚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中叶就已开通，其中举世闻名的古“西南丝绸之路”西部干线“蜀—身毒(中国四川—印度)道”，便取道今云南与缅甸北部通往印度直至西亚和南欧。延至近现代，继先后开通了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昆洛公路(昆明—打洛)等国际交通线和昆明至缅甸仰光、曼德勒的国际航空线及澜沧江—湄公河中游的国际水道之后，目前正在进行各主要国际交通干线的高等级化改造。而在边境沿线地区，则除上列交通干线外，还分布着40余条与各边境通道口相连接的支线公路和难以数计的山林小道。
　　(四)边境贸易与跨国区域合作。中缅两国自古以来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全面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和跨国区域合作的稳步推进，经贸合作迅猛发展。据云南省商务厅统计，2005年，云南与缅甸之间包括边境贸易在内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6.3亿美元，同比增长14.6%，已相互成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并在交通、能源、农业、矿产、旅游、禁毒和毒品替代种植等合作领域取得显著成效。跨国区域合作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相毗邻国家间利用地缘关系整合资源以谋求共同发展的有效方式之一。目前由云南担当主力、有中缅两国共同参加的跨国区域合作组织主要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和正在构建中的“孟、中、印、缅区域经济合作(BCIM)”。随着跨国区域合作的推进与扩大，不仅为加强中缅友好合作关系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功能与作用，而且对边境沿线地区的国际人口流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最后要特别一提的是，在长达2000余公里的中缅边界缅方一侧，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复杂因素，缅甸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仅限于德宏州和临沧市境外数百公里的部分地段，其余广大地区均为大大小小的地方民族武装控制区，使得中缅边境沿线地区成为我国陆地边界中最为复杂的地段。而更为严重的是，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军费来源，缅方各地方民族武装均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的控制区内，以庇护、纵容乃至直接参与或幕后操纵等不同手段，介入毒品的生产和销售，致使这一地区成为臭名昭著的毒品原产地“金三角”的北缘地带与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对我方一侧造成巨大的压力与冲击，使得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情况更加复杂。
　　二、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与流动人口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从理论上讲，人口流动是指一定数量的人类社会群体，在一定的空间范畴内所发生的运动现象；而流动人口的确切含义，则主要是相对于常住人口而言。至于跨国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较之通常意义上的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最显著的区别便在于其流动在空间上至少跨越了某两个主权国家共有的边界线。
　　按照上述基本概念，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主要是指从边境沿线两侧跨越中缅两国共有的边界而发生的流动。其具体数量，按照《云南年鉴(2003)》的公布数据，2002年全省公安机关共管理出入境人员1343万人次，其中从中缅边境沿线各口岸出入境的980万人次。这一数据，显然尚不包括未完全纳入统计的境内外边民之间的跨界流动和各种类型的非法出入境人员。如果加上后两者，实际人数还要更多。
　　根据在实地调查中所了解到的情况，中缅边界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形式多样，归纳起来，可粗略划分为以下几类。
　　(一)商贸类跨国人口流动。因从事边境贸易等经济活动而跨越国界流动即出入边界，是中缅边界沿线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的主导形式之一，具体又可以再细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经办理《出入境许可证》等法定手续的跨国流动。属于这一类型的，主要发生在边境沿线各口岸，其中尤其又以位于各大国际通道口的德宏州瑞丽、畹町，西双版纳州打洛等国家一、二类口岸最为频繁。例如，据德宏州口岸管理办公室提供的统计数字，1998年全州各口岸的出入境人员共计629.57万人次，其中出境313.55万人次，入境316.02万人次；而以国籍论，则为中国国籍312.45万人次，外国(以缅甸为主)国籍317.12万人次。两相比较，出入境人员的数量与国籍基本持平。而2002年的统计数字为631.9万人次，其中出境313.94万人次，入境317.97万人次，与1998年大致相当。另据统计，在德宏州各口岸的出入境人员中，大约有80%即500多万人次属商贸类跨国流动，这主要又与德宏州边境贸易历史悠久、基础雄厚、货物进出口量大直接相关。
　　二是由传统的边民互市而引起的跨国流动。在中缅边界沿线两侧，笔者在调研时曾若干次地亲历了这样的场面:每逢一个月内的某几天(即所谓“逢三”、“逢五”、“逢七”之类)，在某个小山村内窄窄的街道和村边的场地或河滩上，陆续涌来一批批衣着服饰各异的“赶街人”，顿时村内村外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及至午后太阳偏西，人群便渐渐散去。经了解，类似的边境集市，在整个中缅边境沿线地区都有一定数量的分布。参加的人员，以国界线两侧的各民族边民占绝大多数，一般无需办理严格的出入境手续便可自由来去。其人数，每年合计可达上百万人次之众。
　　(二)旅游类跨国人口流动。旅游是一种集观光、游历、康体、休闲于一体的综合经济活动。云南的旅游业，目前已高居我国西部12省区榜首。而在云南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中，跨国观赏异域风光、体验异国情调的边境旅游，历来又是一大品牌和特色项目。由此所带来的跨国人口流动，在整体上也占有较大比重。
　　据调查，云南的跨国旅游，同样是以边境沿线各大口岸为热点。其中，最为火暴的又当数著名旅游胜地西双版纳。有资料表明，在年均250-300万人次前往西双版纳旅游的海内外游客中，取道勐海县打洛口岸出境前往缅甸小勐拉游览观光的，每年都高达近百万人次，加上一定数量的缅甸入境游客，合计可达100万人次左右。此外，德宏州的瑞丽和畹町，也是跨国边境旅游的热点，每年出入境的旅游类人员亦可达数十万人次。
　　(三)劳务类跨国人口流动。近年来，随着我国与周边邻国睦邻友好关系的不断加强，劳务输出输入也日益活跃起来，成为跨国人口流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缅边境地区也不例外。从实地调查的结果看，中缅边界沿线的劳务类跨国人口流动，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是以劳务输出形式而进行的合法有序流动。具体又分为由地方政府或各类经贸、工程公司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的招募和派遣，出境实施各种经济、对外援建合作项目等不同类型。
　　其次是为打工挣钱而非法越境即偷渡出入境的跨国流动。属于这一类型的，既有我方人员偷渡出境，也有境外人员偷渡入境，呈现出双向交叉对流的整体格局。而在非法越境人员中，不仅有双方的边民，还有来自两国内地的各类人员。其中在我方非法出境人员里，不乏进入缅甸境内后辗转流往泰国直至海外者。此类人员非法出入国境的方式，通常是取道山林小路躲过双方的哨卡而暗中来去。
　　再就是介乎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者，即合法出入境而非法滞留。最常见的方式以边境旅游、边境贸易等为由，持有效证件经各口岸进入对方境内后，便流散城乡滞留下来以务工为生。如瑞丽市20世纪末清理外来人口时发现，仅在该市城区的113名外籍打工人员中，未经办理合法手续便留居者高达67人，占其总人数的近60%。与此同时，在我方人员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且人数更多。
　　(四)探亲访友类跨国人口流动。云南边境地区与越、老、缅、泰等周边邻国山水相依，自古便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联系，尤其是世代生息在中缅边境沿线两侧跨境而居的众多兄弟民族，更是同源共祖、语言相通、亲如手足，因而属探亲访友类的跨国人口流动，在出入境人员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其中，又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是从云南靠内地区、外省市以及部分边境县市取道各口岸出境探亲访友的人员。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这一类型的出境人员正呈逐年增长之势。
　　其二是境外人员入境探亲访友。根据有关资料，目前仅分布在缅北掸邦、克钦邦和泰国北部清迈、清莱等府一带的华人华侨及其后裔，便合计达数十万人，故入境探亲访友的人数相当可观。如在号称“滇西侨乡”的保山市腾冲县，据县公安局统计，在该县年均约15万人次的出入境人员中，探亲访友者约占8%即1.2万人次。以此推知，往来于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探亲访友人员，总人数每年也可达到数万人次。
　　其三是边境沿线两侧边民之间的相互跨国探访。这一类型，虽流动的空间跨度相对较小，但由于边界线漫长、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人数众多分布面广，故边民之间出入境探亲访友往来十分频繁，人数当不亚于边境集市而难以估量。
　　除上述商贸、旅游、劳务、探亲访友等四大类型外，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还有境外人员越界入境避乱(即难民)、政府部门之间的公务往来，以及第三国人员的跨界出入境等多种情况，因人数较少比重不大而恕不赘述。
　　三、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流动人口
　　如前所叙，人口流动与流动人口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两者之中，“人口流动”的概念较为简单明了，而“流动人口”的内涵则要复杂得多，截至目前为止，无论是户籍管理部门、学术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均无统一和严格的界定。一般而言，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泛指一切在空间上居于流动状态的各类人员，狭义则专指在一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居于相对稳定状态的外来暂住人口，相对应的概念为本地常住人口。
　　为行文方便，本文取其狭义概念作为大致界限，即中缅边境沿线地区跨国流动人口的界定范畴，主要指那些从我方境内跨国流出境外或由境外跨国流入境内，并在边界线两侧对方境内相对稳定地滞留下来的各类人员。按照这一界定，在上列跨国人口流动的各种类型中，属商贸类的边民互市和旅游类、探亲访友类，以及政府间的公务往来等滞留时间较短的跨国流动，均暂不纳入跨国流动人口的范畴。需要加以讨论的，除商贸、劳务人员外，还将涉及到所谓的“三非人员”。
　　(一)滞留我方境内的外籍流动人口。据调查，在长达将近2000公里的中缅边界云南段沿线我方一侧，几乎都有一定数量的外籍流动人口分布，具体又可划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商贸、劳务类人员。此类人员主要分布在边境沿线各口岸，而尤以德宏州瑞丽、畹町，保山市腾冲，西双版纳州景洪、打洛等地较为集中。例如20世纪末，各地清理外来人员时，仅瑞丽市城区便清理登记长期滞留市内的各类外籍人员800余人，留居的时间短者数月，长者已达十多年。其余各地也有类似的情况，如腾冲县城500余人，西双版纳州两县一市合计1000多人。以此推算，滞留在整个中缅边境沿线的商贸、劳务类外籍流动人口可达上万人。经实地观察和了解，这一类型的外籍人员多散布边境沿线各口岸和中小城镇摆摊开店或打工为生，当地政府为加强管理，往往将其集中起来并由此形成一批以外籍人员为主体的特定社区，其中人数较多规模较大的如瑞丽城区的“珠宝城”、姐告边境贸易区的“中缅街”，景洪城内的“旅游工艺品一条街”等等。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各地不尽一致，按瑞丽市统计数据依次为:开设商行商号经营珠宝、玉器及各类工艺品、化妆品的约占80%，其余为餐饮、美容美发、按摩等服务业的占15%，汽车修理占3%，柚木家具占2%。
　　外籍商贸、劳务人员的来源，边境沿线各地差异较大。一般说来，首先是缅甸的主体民族即缅族，其次才是来自边境沿线外侧的各少数民族边民。而夹杂其间的，还有一定数量的境外华人或其混血后裔。此外，在中缅边境沿线腾冲、瑞丽、畹町、景洪等口岸，还分布着一批因皮肤黯黑、高鼻深目、头发卷曲而十分引人注目的外籍人员，当地群众习称“黑嘎剌”(意为“黑洋人”)。经了解，此类人员的正式名称为“缅籍印巴人”，原始来源多出自印度和孟加拉国与缅甸西部交界的毗邻地带，远者甚至来自斯里兰卡、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南亚次大陆其他国家，因其多信奉伊斯兰教，故有的资料又称之为“缅籍穆斯林”。上述各类人员的所占比重，若同样以瑞丽城区登记在册的800余名外籍人员为例，分别为缅族约占25%，缅籍印巴人占50%，其余为掸(傣)、克钦(景颇)等境外少数民族和华人，也占大约25%。
　　(2)　“三非人员”。所谓“三非人员”，主要是指那些非法入境、非法谋职(就业)和非法留居的各类外籍人员。据调查，在中缅边境我方一侧各州市，几乎都有一定数量的“三非人员”存在，而尤其又以保山、德宏、临沧、思茅、西双版纳5州市境内较多。20世纪末各地清理外来人员时，仅思茅市便清出“三非人员”515户1133人，德宏州清出的更是高达3000多人。由此推之，整个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三非人员”，至少也可达万人以上。据分析，造成“三非”现象的原因，除上举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特定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外，主观上境内外边民中间国界、国土和国家意识淡漠，客观上近年来随边境沿线地区我方一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形成的吸引力，是造成境外人员非法入境、谋职和留居的重要因素。
　　对于“三非人员”的来源、分布和结构，据调查来源上以境外各少数民族边民为主，分布上则城乡兼而有之，特点是越靠近边界线就越多，如在思茅市清理出来的1133名“三非人员”中，位于中缅边界沿线的孟连、澜沧、西盟三县便占1000人以上；结构上分为投亲靠友、非法婚嫁、打工谋生等多种类型，其中非法婚嫁主要是指境外妇女未按规定办理婚姻登记和入境、留居等手续，便擅自进入境内与我方边民结婚并从此留居下来。“三非人员”的年龄，以40岁以下的青壮年为主，约占85%；性别则男女大致相当而女性稍多。
　　以上滞留在中缅边界沿线我方一侧的各类外籍流动人口，按各地提供的数据推算合计约为2～3万人，但实际数字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二)滞留境外的我方流动人口。滞留中缅边境沿线地区境外的中方流动人口，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1)商贸类人员。滞留中缅边界境外的我方商贸人员，据调查在边境沿线各地都有一定数量的分布，从实地观察的情况看，尤其又以中缅边界中下段居多。其中，人数相对较多的主要又是瑞丽市弄岛境外南坎、姐告境外木姐、畹町境外九谷(棒赛)、陇川县章凤境外洋人街，镇康县南伞境外的果敢县城，孟连县猛阿境外瓦邦首府邦康，以及勐海县打洛境外的小勐拉等缅方口岸和边境城镇，有的还进一步流往缅甸靠内地区的八莫、密支那、景栋、大其力以至曼德勒(瓦城)等大中城市。相形之下，在中缅边界上段泸水县片马口岸外的大田坝、腾冲县城口岸猴桥外的甘拜地，人数相对要少得多。据悉，这主要是与边境沿线各地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交通道路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有关。
　　滞留中缅边界外侧的我方商贸人员，绝大多数属来自我国内地各省区的外来流动人口，当地的各民族边民反而较少。如据西双版纳境外缅甸掸邦第四特区政法部的统计资料，在其辖下我方打洛口岸外的小勐拉共有来自我国27个省区市的暂住人口4320人，其中四川和重庆778人，占41.6%；湖南1463人，占33.87%；广西252人，占5.83%；贵州187人，占4.33%；云南(包括中方边民和来自云南靠内地区的流动人口)167人，　占3.87%；浙江124人，占2.87%；福建122人，占2.82%；其余19个省区合计227人，占5.25%。留居境外的时间短者一两年，长者近十年。
　　另据了解，在上述滞留境外的我方人员中，直接从原住地流出境外者为数十分有限，大多数人都是辗转流出的，即先是从原住地流到云南靠内地区昆明、曲靖、玉溪、大理等中心城市，以后又沿交通线流入边境地区停滞一段时间后，再通过边境贸易、边境旅游或探亲访友等不同渠道流出境外并长期滞留下来。其中，不少人已通过各种关系办理了“马邦丁”即缅甸边民身份证，并俨然以“缅籍华人”自居，但往往同时又保留着中国公民的国籍，成为双重国籍拥有者。这些人所从事的经营活动，除各地均以珠宝玉器为大宗外，与国内的情况差别不大，特点是汉字汉语的使用极为普遍，凡店铺摊点的标牌、广告等均采用中文或中缅两种文字并用，交易和服务时所使用的语言，也因顾客而异兼操汉语、缅语或傣掸语等当地少数民族语言。
　　(2)劳务输出人员。在滞留境外的我方人员中，劳务人员也占有较大的比重，人数甚至不低于商贸人员。由于境外缅甸政府和各地方民族武装都不同程度地限制外籍人员自发入境求职谋生，因而我方人员出境务工多是由地方政府组织或由相关经贸、工程公司招募和派遣，按事先签订的协议实施经济合作项目或工程建设。规模较大的如保山市腾冲县政府有关部门于每年旱季农闲时组织3000名农村富余青壮年劳动力，前往境外承担修路、开矿、伐木等劳务工程。
　　与商贸人员不同的是，劳务输出人员的构成，各地均以我方边境地区的各民族群众为主，部分来自本省靠内地区和省外，亦多为承揽项目或承建工程的经贸、工程公司自身的员工及所招募的劳工。在境外停留的时间，一般为开工时派出，完成后便集体撤回。所从事的工作，历来都以路桥工程、木材采运以及矿山开采和电站、房屋建设为主导形式，但近年来随着中缅经济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农业技术和文教卫生类的出境人员也陆续增多。例如，在联合国禁毒署的资助下，西双版纳、临沧、思茅等州市先后派出农科人员及熟练工人3000余人次出境，指导缅方各族群众种植水稻及甘蔗、香料、热带水果等高效经济作物以实施“毒品原植物改植替代计划”。
　　(3)非法出境人员。非法出境人员系指未经办理出境手续而以各种方式偷越国界出境并长期滞留境外不归者。据调查，在滞留境外的我方各类人员中，非法出境人员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具体又分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为非法出境打工。此类人员，大部分为我方少数民族边民。如据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公安局外管科对该县辖下中缅边界我方一侧非法出境打工现象较为突出的巴达乡5个布朗族、哈尼族、傣族自然村寨进行调查，结果为:巴达曼皮村非法出境打工187人(含目前正在境外的打工人员或曾经有过出境打工经历的人员，下同)，占全村人口总数666人的28.08%；巴达村160人，占全村总人口647人的24.92%；曼勒村102人，占全村总人口343人的29.74%；曼迈村209人，占全村总人口613人的34.09%；西满村14人，占全村总人口271人的5.17%；合计5个村寨共有672人非法出境打工或曾经非法出境打工，占总人口2540人的26.46%。以此观之，我方边民非法出境打工不仅较为普遍，而且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庞大数字。
　　其二为边民外流。严格意义上的边民外流更多的已属历史范畴，曾普遍发生在中缅边境沿线各地，重点又是位于中缅边界上段的怒江州沿边各县，仅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末便流失边民数千人。究其所由，主要是与当时肆虐全国的“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极左路线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冲击与破坏有关，同时与境外敌对势力和宗教势力的渗透与策动不无关联。现阶段的边民外流，虽然在人数、规模和频率上均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但也绝非是偶然现象。导致的原因，多因时因人而异，总的说来，与家庭矛盾、邻里纠纷、耕地不足，部分群众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抵触，以及境外地方民族武装为增加税收和扩大兵源而进行的拉拢与引诱等等，都不无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其三为偷渡逃亡。偷渡逃亡是非法出境人员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尽管总体人数不多(2002年查获111起，抓获偷渡嫌疑人294人，组织偷渡犯罪嫌疑人即“蛇头”37人)，但危害巨大影响极坏。经了解，自20世纪90年代初云南边境沿线全方位开放以来，此类活动便不时发生。偷渡逃亡人员的身份，有的属杀人、纵火、爆炸、抢劫等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甚至是越狱脱逃的重刑犯，有的则属犯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或巨额诈骗等罪行而负案在逃的经济类犯罪分子，来源广泛涉及到云南省内沿边地带、靠内地区及省外若干个省区市。偷渡出境的方式则分以“蛇头”为向导取道山林小路偷越国界、用假身份证办理出境旅游手续从口岸蒙混过关，以及冒充边民混杂其间出境等多种方式。具体事例，如2003年在怒江州贡山县制造“11.02”抢劫杀人碎尸案后逃亡出境，后于同年12月12日由中缅警方联合行动，从缅北大其力抓捕归案的李立安、尹德梅夫妇；同年12月从西双版纳境外小勐拉抓回的西安“11.05”特大贩枪案主犯；湖北省陨西县人周荣平等等。
　　四、中缅边境沿线地区国际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
　　综上所述，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与流动人口，具有十分鲜明的区域性地方特色。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五大特点:
　　一是双向对流特征明显。在跨国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两个层面上，都呈现出双向交叉对流的特征，且流出、流入人数在总量和国籍上大体持平。
　　二是人数众多流动量大。无论是以每年近1000万人次的出入境人口流动量，还是以相互滞留对方境内达数万人的流动人口衡量，都是一组可观的数字而在我国沿边各省区中位列前茅。
　　三是动因复杂形式多样。不仅有商贸类、劳务类、旅游类、探亲访友类等合法有序的跨界流动，而且有境外“三非人员”入境滞留，以及我方人员非法出境打工和偷渡逃亡等等非正常的流动，且相互交织错综复杂。
　　四是来源纷繁结构庞杂，其中既有边境沿线两侧的各民族边民，又有来自包括中缅两国内地的各类人员。而就其原始来源讲，外籍人员除来自缅甸外，还广泛涉及到泰国、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众多东南亚、南亚国家，我方外流人员则揽括了云南本省和四川、贵州、重庆、广西、浙江、江苏、湖南等20多个省区市。
　　五是空间分布不平衡。呈现为“上段冷，中下段热”的整体格局，即跨国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的数量与活跃程度，都以中缅边界中下段边境沿线较为突出，其中尤以德宏州瑞丽、畹町和西双版纳景洪、打洛和保山市腾冲、思茅市孟连、临沧市镇康县南伞等国家一、二类口岸为最，这主要又与中缅边界上段高黎贡山高大山脉的阻隔直接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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