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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发展的历程及几点思考
作者:冯敏X    点击率:2591  转自:贵州民族研究 更新时间:2012-9-13 23:18:37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发展的历程及几点思考

 

    对某一领域学术历程的回顾与对现实某些现象的思考,可以得知在不同时期学者们的学术意向所在,以及产生学术意向的社会和学术背景,进而认识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侧重与不足,并厘正今后的前进目标。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开始了它真正意义的学术历程。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旨在梳理民族服饰研究的发展轨迹,检视其发展规律,展望其发展未来,进行简略的学术总结,有一定学术意义与实践意义。
  中国民族服饰研究学会成立时,北京服装学院党委领导惠桂芝在讲话时,对中国民族服饰的价值作了精辟的概括: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和悠久文化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民族服饰作为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的精神及物质载体,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后,服饰研究作为民族学、民俗学物质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伴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而发展。在与时俱迁的半个世纪以来,有着自己的发展足迹。
  一、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前基本上属于空白。据有关资料检索,专题服饰研究只有一篇:即江应梁先生在1937年1 期的《民俗季刊》上发表了《广东瑶人之衣饰》[1],这是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起始点。其他有关少数民族服饰的介绍,都包含在各整体文章之中,作为该文的一个部分。比如,吴泽霖先生的《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一文中,就有一个专节介绍服饰[2]。因此,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及其发展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大致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1、第一个发展阶段(1950—1979),是少数民族服饰研究拓荒时期。
  这一阶段,以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65)[3] 为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起始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64年的时候,周恩来曾经交给他一个任务,即研究中国人的服装历史,追溯中国人的服饰辉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涉及的时期起自殷商迄于清朝,对三四千年间各个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其学术价值极高,填补了我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一项空白,在中国服装史研究上具开山地位。成书之后,作为中国的国礼,此书被送给日本天皇和美国总统,受到赞赏。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研究也起始于该书。因为沈老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仅研究了汉族的服饰史,也包含了历史上各朝代的少数民族的服饰。在此之前,有关少数民族服饰的内容大都是零散叙述,成为其他主体研究内容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此外,上世纪50、60年代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都涉及到服饰这一物质文化;介绍各民族的民族志也包含服饰的内容。文化大革命十年,各项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服饰研究更是如此。
  2、第二个发展阶段(1980—1989),少数民族服饰研究有了较大发展。
  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高潮是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两期大型的民族服饰展览,第一次于1985年举办《中国苗族服饰展览》,第二次是1987年的《中国彝族服饰展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最大两次少数民族服饰展览,其影响可想而知。事后在此基础上分别出版了《中国苗族服饰》(1985)和《中国彝族服饰》(1990)。在展览的影响下,一些民族相继出版了专题服饰图集,如《凉山彝族文物服饰图谱》(1985)、《水族服装与银饰》(1986)、《中国四川羌族装饰图集》(1992),主要是展示服饰图案。
  此外,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是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和香港和平图书公司联合出版的大型画册《中国民族服饰》,以画为主,兼有介绍性文字,后被译成英、德、日等文字。在香港和国外产生了很大反响。在香港举行首发式时,附带展出了56个民族的服饰,引来人们的惊叹之声。展览大厅内,不仅港人踊跃争购此书,而且小学生们还由老师带领前来参观,领略中国服饰文化之宏博,中国民族服饰展成为了解各民族的爱国主义教材[4]。1990年以前的画册或图集,虽然图文兼备,但大多主要是展示各民族的服饰美的画册,以图照为主,文字仅限于简单的描述民族志,没有形成专题研究。
  除画册外,对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也有较大发展。如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有阳泉等:《丰富多彩的我国少数民族服饰》(1981)、罗庶长:《手印与方印—白裤瑶服饰的来历》(1981)、王云英:《从〈红楼梦〉谈满族服饰》(1982)、文海:《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妇女服饰》(1982)、黄美椿:《略论云南少数民族的服饰与头饰》(1982)、陶朝阳:《理县地区羌族的服饰》(1983)、王元辅:《滇人和白族的发式服饰比较研究》(1985)、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衣著文化》(1987)等一批著述,对少数民族服饰有了初步研究成果。
  3、第三个发展阶段(1990—1999),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取得长足发展。
  从90年代末至2000年,是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服饰文化成为各民族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形成第三次少数民族服饰研究高潮。一批论文和专著踊跃问世。一批学者分别在《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和各地方研究刊物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论文。同期,相继出版了为数较多的服饰研究专著。如:天津南开大学安旭先生从美术研究的角度出版了《藏族服饰艺术》(1988)一书;冯敏的《凉山彝族服饰艺术》(1990);邓启耀的《民族服饰:一种文化符号》(1991);向翔、龚友德:《从遮羞板到漆齿文身》(1991);韦荣慧主编:《中华民族服饰文化》(1992);王君平等:《四川少数民族服饰艺术》(1992)、埃利亚德:《萨满服饰的象征意义》(1983)、郭殿忱:《女真服饰史论》、罗荣:《藏族服饰刍议》(1993)、玉时阶:《瑶族服饰图案纹样的文化内涵》(1994)、宋军:《试论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主要思路》(1994)、陈晓红:《云贵高原民族服饰习俗文化类征》(1995)、傅安辉:《侗族的织绣艺术》(1995)、华梅:《人类服饰文化学》(1995)、祁春英:《中国少数民族头饰文化》(1996)、管彦波:《西南民族服饰文化的社会功能》(1997)、韦荣慧:《浅谈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陈列艺术》(1997)、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1998)、刘军:《中国少数民族服饰》(1999)、邓启耀:《中国西部民族服饰文化史论》(1999)等等。当然,上述仅为例举,是论著中极少的一部分。综而观之,这一时期的论著分别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和一个民族的服饰文化进行了论文与专著的专题研究。杨源编著的《中国民族服饰文化图典》(1989),收集了全国数十个民族的精彩、珍贵图片,图文并茂地展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悠久与风采。这一时期,形成了少数民族服饰从民族志描述到服饰文化研究的第三个热潮。具体表现在:
  其一,从研究的数量看,呈直线上升。据苑利、吴英对物质民俗研究论文索引统计[5],1980—1989年,共发表23篇少数民族服饰论文, 研究对象主要是西南少数民族的苗、彝、瑶、水、纳西、白等民族。其中有少量(2篇)的服饰史研究。到1990年—1999年,发表的有关论文及专著达184篇、部,研究对象涵盖西南、 西北、东北、台湾等省区绝大多数少数民族。
  其二,从研究内容看,研究领域大大拓展。不仅有服饰史、服饰文化、服饰工艺、服饰美学、服饰礼仪,还有跨地区的比较研究,如杨国的《苗族服饰与楚国服饰的比较研究》、戴平:《论中国古代民族服饰的跨文化传统》等。
  其三,从论文到专著,研究层次不断深入。显示出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地研究中国服饰、民族服饰和服饰工艺。
  但是,这一阶段也表现出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发展程度的不平衡。总的说来是西南强于其他地区,而西南又以苗、彝、藏服饰研究为多。
  4、第四个发展阶段(2000—2004), 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由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发展。
  20世纪末,以2000年7月在云南昆明召开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服饰博览会为标志,博展会通过服饰展示,展演,时装大赛,学术研讨等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了中国各民族的服饰文化艺术,表现出服饰展的全面性、系统性、珍贵性、学术性。
  作为学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次召开的民族服饰文化研讨会。研讨会组织了国内外服饰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50多位海内外学者云集一堂,其论文内容覆盖了祖国西南、西北、东北、中南和台湾地区的汉、藏、回、瑶、苗、彝、羌、佤、满、畲、壮、黎、水、侗、白、傣、蒙古、布依、纳西、哈尼、裕固、东乡、保安、撒拉、朝鲜、傈僳、泰雅、阿美等20多个民族,专家学者的讨论广度与深度都有所进展。从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等视角的研究,拓展到服装设计与工艺特色、发展前景及中国民族服饰的产业化、现代化、国际化、市场化,以及民族服饰与旅游,民族服饰与生态环境等问题,对服饰文化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民族服饰,不仅具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而且有可供开发利用的经济价值。系统地挖掘、研究、整理、开发传统民族服饰文化,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这次服饰研讨会,对服饰文化形成一个较高水平的研究,会后形成学术会成果——论文集:《新世纪的彩霞》,其内容不仅反映了服饰文化形成、特点、内涵、传承的各个方面,还就民族服饰如何适应社会发展,民族服饰与现实需要相结合进行了探讨,对民族服饰的继承、与时俱进有着重要意义。
  此后,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形成又一个高潮。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深入进行,又相继出版了一批相关论文和专著。例如,为配合服博会的召开,云南出版了《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学术论文集》(2000年);其后,戴平的《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2000);杨国的《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2000)。此外,各民族的服饰的专题研究有了显著进步,如杨国的《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和《苗绣》;陶红等著的《回族服饰文化》(2003)等。此外,综合性研究的专著还有中国民族博物馆编的《中国民族服饰研究》论文集(2003),反映了近期以来对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成果。
  进入21世纪后,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文字研究上,而且表现在对珍贵服饰的抢救、收藏上。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北京服装学院博物馆和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为代表的一批国家博物馆,抢救收藏了全国各民族的一批珍贵服饰文物。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新飞跃,是近期以来,专家学者们把服饰文化中的传统手工艺技能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并给予了高度重视。有的学者进行了抢救性的田野考察和影视图像资料拍摄,不失时机地为中国民族服饰领域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6]。 这是对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保护一个质的飞跃,它将有利于有效地保护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中这一极易被忽略和遗弃的弥足珍贵部分。
  在首届少数民族服饰博展会的影响下,不少地区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专题表演,一批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专集相继问世。比如,2004年,为了进一步弘扬彝族服饰文化,打造凉山彝族的服饰文化品牌,带动彝族服饰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举办了《中国·昭觉首届彝族服饰文化节》,会后出版了《彝族服饰文化研究论文专集》,且拟建立彝族服饰博物馆,把地方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和保护与服饰文化产业开发相结合,推动了服饰文化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发展。
  5、第五个发展阶段(2005年10月),少数民族服饰研究会成立, 是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发展的里程碑。
  2005年10月,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学会在北京服装学院挂牌正式成立。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学会的成立,是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发展的又一个勃起点。正如北京服装学院党委副书记杨绍文在该会闭幕式上所作指出的:“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的成立,其本身就站在民族服饰研究的高端,立足于民族服饰发展的潮头,着眼于来自各方面有关专家们的智慧互补,着力于振兴民族服饰文化和服饰的一个重要阵地”,它必将推动少数民族服饰研究与开发的发展。同时,民族服饰研究学会的成立,将在以往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学科建设,建构民族服饰研究的理论体系,使民族服饰研究步入专业学科门类的领域,并在各地区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基础研究与应用发展,为民族服饰文化迎来一个更加光辉的前程。
  二、关于今后少数民族服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几点思考
  1、基础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应多元化发展
——以往对各民族生活着装研究较多,而对其他方面的服饰研究较少。如前所述,围绕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学界已有不少探讨。笔者认为,还有一些领域值得我们关注。例如在军戌服饰、傩服饰、宗教服饰等方面的研究薄弱或缺乏研究。众所周知,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尚武,有很多专制的军戌服装,如凉山彝、羌、蒙古等民族都有军戌服,且各具特色。以凉山彝族为例,凉山彝族在民主改革前处于奴隶制社会,经济贫困,冤家械斗频繁。通常情况,即使是奴隶主,一套生活服装也要穿若干年,并不富有。但很多家支却专制有“军戌服”,以备打冤家时使用。这些械斗服装品种多样,质地就有毛制、棉制、皮革制等,款式也有棉甲、棉腿套、皮甲、皮腕、皮肘等多种,而且制作精细结实,十分讲究,表现出对军戌装的重视,不仅反映出该民族的尚武精神,也揭示出军戌服与少数民族社会制度的密切关系。
  又如,对宗教服饰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少数民族信仰多种宗教文化,傩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宗教服饰有傩服饰、道教服饰、佛教服饰以及其他宗教服饰。傩是中国最远古的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种原生态的文化活动,有长达3000多年的文化史。现在,除宫廷傩早已消失外,几乎所有的傩仪品种,如官府傩、乡人傩、族傩、家傩、游傩、丐傩等,都不同程度地留存于各地,遍布全国多个省市。在全国56个民族中,汉、壮、侗、土家、苗、藏、羌、彝、仡佬、蒙古、门巴等族都有自己的傩戏存在。傩具有完整的艺术形态、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无论是傩舞还是傩戏,都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意蕴,蕴含了古代人类生活、信仰各方面的信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傩将正式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必将提升傩文化这一最古老的文化遗产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地位,也会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傩受到现代文明影响,其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传统傩文化正在悄然变味甚至可能消失。中国民间文化学会主席冯骥才呼吁,要从基层开始全面保护傩文化,如保护好傩面具、服装、建设小型博物馆等[7]。其中对傩服装保护的重视,提到了显要位置。据相关资料介绍,在“跳傩”中,一般都会根据不同的角色,穿上不同的服装,戴上不同的面具,说明傩服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傩戏中的重要造型部分,其研究价值可与傩面具媲美。笔者在检索资料时注意到,对于傩文化的研究,内容、面具等较多,但对傩服装的专题研究却很少。比如,在土家傩研究中只看到二三百字很简约的服饰内容。又如,在《四川傩戏志》一书中,对傩戏的剧种、剧目、表演、音乐、陈设造型、机构、演出习俗等,都有较详细的叙述,但对傩服、道冠、却只有几个画图,连文字说明都没有,反映出傩服研究是傩文化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我国部分少数民族信奉道教。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博精。对于道教的研究可谓全面周到。但也存在薄弱环节,如道教服饰的研究即是。在中外学术成果中,虽然个别论著中有所介绍和相关研究[8], 但少有专题性深入研究,至今无专著面世。据知,道教服饰是汉族服饰的延续,其中加入了宗教成分。由于道教有不同派系,各派系的等级、服饰、图案、宗教含义都有所不同,如果深入研究,其研究空间与学术意义都很大。与道教服饰研究相比,佛教服饰的研究相对深入。佛教有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汉传佛教服饰研究不仅有较多专题研究论文,而且有专著出版。藏传佛教服饰研究也形成了一批专题论文和服饰专著,而且国外学者也对此作过较深入的研究。但总的说来,佛教服饰研究的空间仍然很大,如各派系的服饰文化的成因与演变、服饰与本教派各方面的互动关系、各派系服饰的比较研究等等,都可进一步拓展与深入,取得更大成果。
  再如,对一些民族各支系服饰的梳理尚未进行。中国少数民族支系繁多,地域分布广泛,生活习俗存在差异,表现出服饰的地域特征、从业特征,一个民族内不同支系的服饰各不相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状态。前已述,苗族和彝族在民族文化宫已办过大型服饰展览,展览本身进行了研究性分类,但是,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瑶族等,其服饰的分类尚未做分类性研究。此外,本民族各支系之间服饰的原生态承继与相互影响、交融等情况更少有人去研究。笔者于2004年7月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作扎巴母系制田野调查时,就发现扎巴藏人的服饰特别,尚无人做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工作。
——拓宽研究领域,进行交叉学科研究。
  过去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基本上定格在民俗学或民族学的物质文化研究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更多的是对某个民族服饰自身的研究,虽然随着研究的拓展与深入,近年来民族服饰的研究也采用多学科综合交叉的方法,但研究视野仍不是很广,跨学科研究较少。
  近来笔者读到一篇文章,将服饰研究纳入了社会性别研究,拓展了研究领域,给人以启迪。该文的主要观点是:现在有些少数民族具有女性主位化、男性客位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母语保留的载体主要是妇女,因为男人对外交往多,由于交往的需要,说汉语多,讲母语少。二是表现在服饰上。保留本民族服饰着装的也主要是妇女,原因同上。因此形成了“时髦”的男人和“守旧”的女人,反映出族群认同实践中的男性客位化与女性主位化。作者进一步深究了这种现象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认为现今的社会、制度、政治赋予男性更多的与外联系的机会与机制,使男性卷入到一体化进程中的机会明显高于女性。这是各民族普遍存在的现象。男性与主流社会接触多,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如果服饰不变,有一个不适应问题。那么,适应就意味着向主流社会的服饰倾斜与看齐,即出现男性对民族服饰的离异倾向,原因是他们同外界接触渐多,在与其他服饰(主流服饰)的对比中,男人对自己的着装感到害羞和不满,他们希望和大多数人一样。正是这种趋同心理促使他们对主流社会男式汉装产生认同,在心理上发生了某种转向。而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发展又为他们提供了物质条件的基础[9]。 这就把服饰研究引向了制度层面,引向了其他学科,加深了研究的层次,并给服饰的市场开发提出了支撑点。如果不进行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不拓展研究领域,很难找到合适的服饰市场开发的社会根源和需求方向。这就说明,服饰的应用研究应与社会学研究相结合。
  类似这样的研究,应该多一些。以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解决如何继承、弘扬各民族服饰文化,处理好服饰的传统与创新关系,促进我国民族服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
  2、应用研究:充分利用服饰文化资源的开发价值,为现代经济服务。
  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化的冲击,少数民族服饰保留的范围越来越小,除民族聚居的腹心区、偏远山区外,少数民族服饰的保留随交通要道的远近而浓淡,或保留程度随海拔降低而减少,四川的彝、羌服饰即为如此。有的地区的民族服饰已缩减为节日或礼仪性盛装,只有在节日或婚丧嫁娶时才隆重地穿戴,平时的生活装已主流社会化。也就是说,逐渐在汉化。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服饰本身来说,特别是少数民族女装,一是有的穿戴复杂麻烦,制作费时费力,不如主流社会的生活时装简单快捷,省时省力,便于劳动;二是有的民族(如凉山彝族)男服花俏,或款式不好看,因此,如前所说,一些少数民族男子在与其他服饰(主流服饰)的对比中,对自己的着装感到害羞和不满,为什么?原因虽然是复杂的,不可回避的是,其中一点是大多少数民族的生活装没有与时俱进,缺乏时代气息,他们仍然穿着具有浓郁特色的传统服饰进入主流社会,自然会与主流社会的服装发生大反差,这种反差会使他们仍觉得自己的着装“落后”、异样[10],因此,外出时多不穿民族服装而改穿时装,容易使传统服饰在日常生活中退化。怎样解决好这一问题,成为民族服饰保护、继承和创新中的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应用是最好的继承与保护。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服饰,要在新世纪焕发生机与活力,必须进行创新与发展,探索传统服饰与现代生活服装的有机结合,推出具有民族风格的时代生活装,就成为服饰推陈出新的必然。例如,各少数民族的生活装、礼仪装、工作装、休闲装、劳动装、婚纱装等,以适应在不同场合穿用,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而是不是在各种不同的重大场合都是同一打扮的盛装,无变化。无变化,就意味着不丰富。之所以走出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同胞羞于穿民族服装,因为没有与主流社会既对应又吻合的服饰。发展各民族不同时令、不同场合的着装,对于把握好民族与时尚,继承与借取的关系,使民族服饰传统与现代审美追求、民族服饰因素与主流社会相和谐,创造出现代民族生活装,使各民族服装走向市场,走进千村万寨,走进千家万户,走向主流社会,走进亿万消费者的视野,不但少数民族喜爱,自觉自豪地继承,也能成为亮丽的旅游商品。这有利于继承保护、民族服饰文化,培植民族服装产业化的新发展,有利于将民族服饰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丰厚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业优势与产业化优势,并努力实现民族服装服饰产业规模化,为少数民族群众服务,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
  三、对服饰变革和表演中一些倾向的批评
  在服饰流变的背后,是民族精神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变革。少数民族服饰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是符合服饰美与时流迁、具有发展变化的事物属性与客观规律的,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继承、创新和发展,还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了民族团结。但是,怎样把握服饰的时尚演变,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在,民族服饰改革的主流是好的。不仅质地、款式、色彩等都有了较大的改进,表现出既有本民族的传统风韵,又有时代的风范。但有的却失去传统特色,成为“模仿”品。现以凉山彝族的妇女服饰为例。笔者在一些画册上看到近年的凉山彝族服装与装饰,其与时流迁的革新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现代装饰,比如在传统的基础上,在款式上进行图案变异,在色彩上进行复色调配,如美姑的一套女装,在保持传统款式特色的前提下,在红黄黑三原色的基础上进行了色泽优化,变而有根,效果非常高雅华丽又不失传统特色,表现出彝族女装与时俱进的光彩。凉山彝族男服的改革也较好,英雄髻始终是凉山彝族男子服饰的标志性表征,不管服装如何变,一看即知是凉山彝族服装。上述经过革新的女装,既有传统特色,又有时代特征,表现出与进俱进和时代进步。
  但是,也有一些倾向值得注意。近来,笔者在四川《民族》杂志上看到今年凉山地区某县举行火把节时凉山彝族服饰展示的一幅大的彩照片,乍一看,我以为是摄影者弄错了,怎么把苗族女子服饰与彝族男子服饰合拍在一起了!因为,首入眼帘的是非常貌似苗族硕大的银冠和银挂饰,再仔细一看,服装款式和色彩又是凉山彝族的。笔者曾在凉山工作过多年,也较早研究凉山彝族服饰,可以说对凉山彝族传统服饰比较熟悉,对其变迁也较关注,如果服饰不是太离谱,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错觉的。因为,凉山彝族传统头饰中就没有过纯银制作的冠饰,这是借鉴苗族银头饰的做法。如此一变,模糊了服饰的外在民族表征这一特点。这一现象说明,民族服饰的变革应以传统服饰为根本,万变不离其宗——不要失去族群的特征。换言之,借鉴与革新应服务于本源,要在自己的传统基础上“变”。服饰改革不要停留在争奇斗艳、只追求服饰表面的华美这一模仿的表层上,如果服饰革新革掉了民族的特征,是不可取的。因此,服饰革新要体现民族文化的“根”,要保持族群服饰文化自身的外在特色,在自身特色的基础上进行演进——万变不离其宗,不要把他民族的特色用于自己民族身上,以此引起融而不分、“失去自我”的效果,也失去民族历史文化的“特色”。当然,这只是个别倾向,不能代表所有。又如,羌族服饰也有类似缺憾。羌族服饰各地款式不同,风格独我,特色鲜明。但是,在首届民族服饰表演会上,羌族服饰却缺乏鲜明特色,借鉴的是藏族的一些装饰,失去了自己的传统风格。
  民族地区随着地方性旅游经济的开展,民族服饰展演是亮点之一。但在表演展示时应掌握分寸,不能离生活实际太远。藏族地区有的地方上的服饰节展示,展示者全身集春夏秋冬的珍贵服饰为一身,满身珠光宝气,显得臃肿沉重,行走困难,表演时须由两个人扶着走,还跌倒在地,失去了生活的本真。
  上述现象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少数民族服饰美的体现标准是什么?是否仅以显富骄富为美?如何既能保持传统特色,又能体现与时俱进的服饰创新。二是服饰的时尚变革要有服饰研究机构和服饰专家的指导,以避免有失偏颇。正如城市改造最初没有重视建筑学家的指导而使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古建筑被毁一样,现在,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规划无一不请古建筑专家参与策划,以避免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服饰变革存在同样的道理。
  民族服饰是不断按照美观和实用的原则发展的。同时,服饰又是与世流迁、与时更新的社会现象。“中国服饰发展到今天,仍然不会停止,它势必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而进一步发展变化,更能体现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11]

参考文献:
  [1][5] 苑利.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物质民俗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 吴泽霖.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A].贵州苗夷社会研究[M].贵阳:贵阳文通书局版,1942;转引于李绍明,陈贤敏.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3] 最早的出版时间不详。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首版(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大陆版.
  [4] 戴平.中国民族服饰研究.后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 杨源.博物馆与无形遗产保护[A].杨源,何星亮.民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国民族学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7] 6月江西,傩文化大放异彩[N].中国民族报,2005—06—24.
  [8] 中国道教[M].第四卷中有“道士服饰”的介绍;王青.论西域文化对魏晋南北朝道教的影响[J].世界宗教研究,1999,(3).
  [9][10] 沈海梅.族群认同:男性客位化与女性主位化[J].民族研究,2004,(5).
  [11] 李晋有.中国民族服装服饰(代序)[A].中国民族博物馆编. 中国民族服饰研究[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本文责编: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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