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廷武：中国贝叶经的学术空间

第一部分 ：贝叶经　

一、最早的贝叶经

布塔果沙听是生活在公元前后的一位傣族的智者。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很难详细描绘出他的经历和性格，但根据一些零星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聪明过人、具有非凡创造力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至少有两部傣文史料（《巴塔麻嘎波罕》和《波腊纳坦》）记载过，布塔果沙听曾经到当时的佛教圣地斯里兰卡参加诵经的赛事，并且获得了胜利。之后，他开始把佛经刻在贝叶上。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布塔果沙听在比赛诵经时，讲的是巴利语；在刻写佛经时，用的也是“巴利文”。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公元前一世纪的二十年代，那时候很可能傣族已经创造了一些原始的象形文字和数字文字，但却远远不是一种可以表达完整意思、因而可以翻译别的语种的文字。但是尽管如此，布塔果沙听很可能就是傣族中，第一个亲手刻写贝叶经的人。这一史料理所当然地说明，布塔果沙听在去斯里兰卡参加诵经赛事以前，就会用巴利语背诵佛经，而且学会了“巴利文”。

公元前的古代人和今天的人，对于著述的名利观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人，似乎有一种习惯，就是把经典的论述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记诵下来，而不重视署名著述。佛祖释迦牟尼所留下来的言教，都是他涅槃之后，由他的弟子们记诵出来，并且相传下来的。与释迦差不多同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体系的创始人孔子，他的《论语》一书，也是出自他的弟子们的记忆。所不同的是，《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回忆出来后，当时就记录成了文字，而释迦的言说，则是在他逝世二百多年后的公元前三世纪，才在印度被传写下来。在没有别的不同观点的史料出现以前，我们可以认为，《大史》上的记载的这一次对佛经的传写，是贝叶经的肇始，也是巴利语贝叶经的肇始。

但是阿育王的弘法僧团带到各国、各地去的贝叶经，并不是完整的佛教三藏，这些舟车承载、人背马驮，长途跋涉运送到南亚、东南亚各国，以及我国西双版纳等地的贝叶经书，很可能只是几部重要的经典。阿育王逝世五十年后，江山改姓，他一心护持的佛教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佛教的基地转移到了斯里兰卡，大批僧侣集聚到了这里。《锡兰岛史》记载，公元前一世纪，佛教徒在斯里兰卡第四次结集，通过记诵，用巴利文把三藏经典空前完整地刻写在了贝叶上。但是三五百年后，巴利语文在印度奇迹般的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佛经再以巴利文作为传播的媒介，遇到了困难。这样，巴利语贝叶经，开始了一次新的历史性的蜕变。

二、西双版纳贝叶经

早在公元前一世纪，西双版纳就存在着一些象形文字和数字文字。我这里用了“存在”这个词，而不是用“创造”，那是因为我认为开始创造象形文字的时间可能会更早。但是尽管如此，象形文字毕竟是一种不完全、不成熟的文字，它最大的特征是表意，而不是读音，并不能用以为巴利语的佛经注音，不能用于翻译，也不可能用以著述。所以用傣文为巴利语佛经注音，或者说音译巴利语佛经，再进而用傣文著述，只可能在傣文成为一种较为完整、成熟的文字之后，或者换句话说，是在傣泐文创制并运用之后。

这样，傣泐文创制成功并开始了使用。它最先大概是用于对巴利语的经书注音，或者说是音译巴利语经典。同时，那些学养高深的僧人，开始了著述活动，他们很可能写过一些研究佛经的理论著作，但是没有留传下来，而他们译编的佛本身故事，却大量地流传到了今天。一些僧人改编和记录了民间故事和民间歌手的唱词，由于这种记录和改编是旨在弘扬佛法，所以这些故事和唱词大都成了一些生动的说教。使我尤其震惊的是，有人用佛教的“四塔”（汉传称“四大”）、“五蕴”的经义，整理和改造了傣族的医学理论，使傣族医药在中国医学的天空，闪耀出独特的理论光芒。先此只在口头上传达的地方性法律法规，这时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同时根据佛教的精神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再往后，傣泐文在贝叶上刻写的文本，范围越来越宽，逐渐扩张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赕经的习俗流行起来，这使得佛寺收藏的经书越来越多。为了方便，一部分文本抄写在了棉纸上。

贝叶经据说有八万四千卷，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确数。汉传佛教也有佛经八万四千卷之说，还有八万四千法门之说。傣族的史籍上说，布塔果沙听在斯里兰卡参加诵经赛事获得胜利之后，由他刻写的贝叶经，“从此就由水路传遍八万四千个区域村庄”。我以为这些“八万四千”的说法，都不是确实的，只是极言其多的意思。我甚至怀疑，这是印度或是斯里兰卡、或是傣泰民族的用语习惯，正像“九十九”、“九千九百九十九”是汉民族形容物事之多的用语习惯一样。但是即便如此，西双版纳的贝叶经确乎是非常多的，我们仅从统计并不完全的西双版纳古籍书目上看到的，就有五千余部。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三、规模最大的傣文贝叶经集成

贝叶经中的文本，近六十年来曾陆续出版过一些，在我的印象中，主要有《娥姘与桑洛》、《线绣》、《巴塔麻嘎棒尚罗》、《相勐》、《兰嘎西贺》、《厘俸》、《召树屯》、《葫芦信》等几部。而像《中国贝叶经全集》这样的结集、而且是大规模的结集出版，是第一次。这样一部大书，国际国内文化界、学术界将对它做出怎样的评价，当然需要期以时日。我认为目前我们可以做出的初步的、常识性的判断是：《中国贝叶经全集》目前有一百卷、一百一十四册，共收入作品一百五十余种，为贝叶经原件扫描、老傣文、新傣文、国际音标、汉文直译、汉文意译“六对照”版本；计九千一百多万字。这部书的内容涵盖了傣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得起“百科全书”和“万有文库”这八个字的评价。

现在，当我们来翻阅新出版的《中国贝叶经全集》的时候，我们便会发觉，它的篇目完全包涵了诸多内容，而又没有逸出这些范围，以至于我们觉得这些论述是提前针对这部书而做出的评价。这些论述都说明，《中国贝叶经全集》是一部傣文贝叶经集成，而且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傣文贝叶经集成。

第二部分：中国贝叶经

一、“贝叶经”并非中国所独有

2001年，我第一次到西双版纳总佛寺，并晋谒都龙庄大佛爷。在参观总佛寺旁边的园林的时候，我发现园林里种的大多是一种树。这种树高十多二十米，长得高大雄伟，笔直的树干没有枝岔，叶片与普通的棕叶相似，但更大，更厚，像一把把巨伞，撑起一片片浓郁的绿荫。这就是贝叶棕，也称贝多罗树。

贝多罗树的叶片，可以作为刻写佛经的原料，所刻写出来的经书，就是贝叶经。贝叶要用来刻写经书，需要进行加工，虽然没有造纸的工艺复杂，但也必须经过好几道工序。首先要将砍下来的贝叶，一片一片大致修整一下，三五片绑成一捆，放在锅里去煮。这道工序有点像包粽子前先煮一煮粽叶，是为了增加叶子的韧性。煮好以后，捞出来，用细沙将叶子表面的一层软质的膜擦洗干净，然后晾干－－煮过洗净的贝叶，最好不要用太阳晒，因为那样叶子容易变形。贝叶晾干以后，夹进一个特制的木架子里压平。这时候的贝叶已经可以用作刻写，但是它们是大一片小一片的，很不整齐，就像大小不等的纸张一样。所以下一道工序就是把晾干压平后的贝叶，五六百片为一组，夹进两片木尺中间，用快刀按木尺的尺寸，将其切成统一的大小。木尺一般长约50厘米，宽约12匣米；在距两端约16厘米处，分别钻上一个小孔，所以加工好以后的所有的贝叶，都是这样的尺寸，而且上面有两个圆形的小孔。这样的贝叶，整齐划一，轻软漂白，就是真正刻写贝叶经的材料了。为了刻写整齐，刻以前，人们还会用木匠那样的墨线，在贝叶上弹上横线，以决定刻制的格式；西双版纳现存的贝叶经，有四行、五行、六行、八行等四种格式。经书刻好以后，用布醮着植物油与锅烟子调合成的黑颜色，往上一抹，一揩，字迹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一般每部经书，是由许多片贝叶组成的，刻好以后，还要在边上刷上金粉或者红漆、黑漆，加以装饰和保护，再用棉线穿进两个小圆孔里，将其捆扎起来，所有的工序就算是完成了。

现在，我的案头上就放着两札贝叶经，这是西双版纳的朋友所馈赠的。其中的一札用两片雕花的木板夹起来，一个小孔上还安了一颗镶有彩石的金属扣子。另一札是棉线随便捆扎的，有8片，一头的一只角已经稍有损坏，叶面文字刚劲秀美，仍很清晰。朋友说，上面刻的是一卷古老的经文，我视为珍品，存之高处。

这样的贝叶经，肯定比两千年前在印度产生的巴利文和梵文贝叶经精美得多；在工艺制作上，肯定也比那个时代先进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同样不言而喻的事实是，佛教以及在贝叶上刻写佛教经文的文化现象，以及刻写贝叶经的基本工艺，是从印度传播开来的。上座部佛教向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和我国西双版纳等地区传播的时候，也同时把用贝叶刻写经书的传统输入进来，后来进而把贝叶棕的树种也传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于是南亚和东南亚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本国、本地自己制作的贝叶经，包括我国西双版纳的傣泐文贝叶经。这只是从制作的角度说，如果从保存的角度来讲，那有贝叶经的国家和地区就更多了。赵伯乐教授在《贝叶文化－－文化移植的一个范例》一文中，专节论证了这个问题，颇有见地。我尽量简略地把这些复述出来，是想强调一个问题，即贝叶经作为一种文化遗存，并非中国所独有。

二、关于贝叶文化

贝叶文化，是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傣泰民族所创造、保存和持有的文化。因为这种文化的核心部分“贝叶经”，是傣泰民族的先民用自己本国或本地区的文字在贝叶上记录下来的，所以被象征性地称为贝叶文化。 形成这种文化的要素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传播史，百越民族史、迁徙史，南亚和东南亚史，以及傣泰民族在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地区的生存和发展史。这种文化除刻录在贝叶上的上座部佛教典藉之外，理所当然地涵盖人们的思想意识、科学技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别具特色的自然和环境保护意识、道德观念等等广泛的内容。由此可见，贝叶文化是一种“跨国、跨地域的文化”（《贝叶文化》），并非中国所独有。

我在东南亚各国出访、工作和旅游的时候，我深深感觉到，泰国、缅甸、老挝这些国家，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文化上，同我国的西双版纳和德宏是那样的相近，相亲！那里同我们的西双版纳和德宏一样，乡村和城镇，遍布金色的、尖顶的佛寺。佛寺里面或是在莲座上、或是在供参观的玻璃柜里，供奉和陈列着贝叶经，条形，黑字，金边，在外形上同西双版纳的贝叶经毫无二致。甚至进出寺院的僧人，他们穿的袈沙也同西双版纳僧人穿的一样，是铁锈色的。一样的、光着脑袋的小和尚随处可见，与西双版纳相同，他们是一些在佛寺修行和学习文化的青少年。当遇见那些进寺院礼佛的当地人的时候，我感觉他们的这种习惯，以及那虔诚谦卑的步态，都似曾相识。在城市和乡村的标牌上泰、缅、老几国的文字，在一个外行人看来，与我们傣泐文的形体很相像。一个中国人出游泰国、缅甸、老挝，如果他事先到过西双版纳的话，他也很容易发现那些地方的农耕方式，衣着，饮食，音乐，都与西双版纳相近，甚至那里的人民对外地人彬彬有礼的样子，也如同西双版纳傣族的风度……

这就是存在于我感觉里的“贝叶文化圈”的粗略印象。这个印象常使我设想一个问题：倘若要以西双版纳所存贝叶经来出版一部书的话，这部书应该冠以什么名称？突出什么内容？如何体现它的地域特色？《贝叶经集》可是贝叶经既然不是中国所独有，那么怎么把其他国家的贝叶经“表述”出去，而内地和西藏所庋藏的贝叶经又要不要“表述”进来？或者《贝叶文化集》可是贝叶文化既然是一种“跨国、跨地域的文化”，那么对“贝叶文化圈”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要不要纳入其中？

那时候我还没有介入这件事，故而这些思考都可以是不负责任的。那个“偶然的因缘”还未到来。

三、中国贝叶经为中国所独有

在云南，贝叶经除了西双版纳，另外在德宏和临沧的耿马、孟连等地也有收藏。但是以中国傣族文字刻写的贝叶经，从重要典籍的数量、从整体数量来看，主要的庋藏之地还是西双版纳。当然，“中国云南傣族地区，主要又是西双版纳地区”这句话，已经意味着西双版纳以外的云南其他地区所保存的、中国傣族文字刻写的贝叶经，都在中国贝叶经这个定义之内。

中国境内庋藏的贝叶经，从文字上来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傣文贝叶经，另一种是梵文贝叶经。傣文贝叶经是中国云南傣族地区，主要又是西双版纳地区制作的；主要保存在西双版纳。而梵文贝叶经，主要是保存在汉地和藏地的寺院里，还有国家的某些机构里。梵文贝叶经是在古印度制作的。据说内地还藏有巴利文贝叶经，不知真假，如果有，这种贝叶经则是在印度或斯里兰卡制作的。那么，从制作（即生产）的角度说，显然只有云南傣族地区、主要又是西双版纳的傣文贝叶经，才是中国自己的贝叶经。

第三部分：傣文上座部佛教经典　　

一、三个语系佛教的典籍

现在通行的说法，佛教传入中国中原一带的时期，是在东汉初年，也就是公元一世纪初；而传入中国西藏的时期，是在公元七世纪以后。根据傣文的三个史籍《巴塔麻嘎波罕》、《波腊纳坦》和《尚嘎雅奔罗》记载，傣族僧人布塔果沙听，早在公前一世纪就到斯里兰卡比赛诵经，而且刻写经文，那么佛教传入中国西双版纳，是早于内地和西藏的。佛教从不同的路线传入中国以后，逐步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教派：北传，藏传和南传。

佛教界超越两千五百年时间的这六次结集，目的都是在弘扬上座部佛法。这六次结集都十分重要而具有划时代意义。论述这些意义，不是本文题旨，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问题是：巴利语三藏最全、或者说最多的是哪个国家？由以上这个简要的回顾可以推测出，在公元前是斯里兰卡，而两千年后的当代是缅甸。缅甸现在有最完善、最权威的两个版本，一个是曼德勒石经院的石刻版，另一个是第六次结集印刷的三藏范本。这就是说，如果单纯地追求最完全的上座部佛教的三藏经典，只消引进缅甸版本，翻译就行了。

但是如果那样做的话，我们将失去我们独立珍藏的某些版本；失去哪怕是共同的经典中，中国傣文的韵味；失去甚至是经藏中，一些具中国特色的部分（我们现在知道《小阿含经》内的《本生经》的有些篇章中，有的部分曾为西双版纳的僧人融入了本地区、本民族的内容）；我们也将失去中国西双版纳等地产生的大量经典，这些经典包含了西双版纳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学艺术，甚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真要那样做的话，我们就只是引进同时翻译出版了一部书而已。

而我们现在的方向是一部傣文的上座部佛教经典，这样的一部书，哪怕世界上最完整、最权威的巴利三藏在前，也不能代替它的价值。

三、一步之遥

在我看来，《中国贝叶经全集》既是一部“贝叶经”集成、“中国贝叶经”的集成，同时也是一部傣文的上座部佛教典籍的集成，甚至是一部具有傣文大藏经意味的书。这个“意味”的意思是：第一、它完整地收入了南传上座部佛教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经藏－－五部《阿含经》；第二、它也同时也收入了相应的律藏和论藏经典；第三、它还收入了历史上傣族高僧或还俗僧人所著经典以作为续藏，这些看来具有世俗生活韵味的经典，深受佛教的薰染，同时使整部经典带上了地方民族的精神特质，是非常重要的。第四、就《阿含经》而言，它有傣文对巴利文的音译，而同时还有傣文和汉文对巴利语佛经的翻译。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

而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傣文大藏经除了以上几点之外，还应该具备什么呢？首先，它须按经藏、律藏、论藏、续藏的规范编排；其次，每一部经藏必须归属清晰，比如，数十部《本生经》，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归入《小阿含经》；第三，收集尽可能齐全，比如倘若可能，再搜集和增加律藏和论藏经典，那就更好了。而我认为事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

总之我觉得，《中国贝叶经全集》大体可以看作是一部傣文大藏经的比较完备的资料，已经足以让佛门信徒、佛教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概览傣文的上座部佛教的重要典籍，领略佛教的原始教义，从而对成就这一经典的那一片美丽祥和的土地心向往之。

本文责编：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