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珍贵的“活态”传统文化及其人文价值

——论傣—泰民族“贝叶文化”

周娅

 一、“贝叶文化”及其由来

“贝叶文化”，广义来说是对以“贝叶经”为经典载体的佛教文化的一种象征性代称，其范围当覆盖从佛教缘起地印度到向北传至的尼泊尔、中国、日本列岛、朝鲜半岛、蒙古和向南传至的斯里兰卡，以及经由斯里兰卡传至的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及中国云南等国家和地区。作为一种宗教文化，佛教在20多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演变。其间，它经历了在生发地印度的衰微，在南亚岛国斯里兰卡的蓬勃，在东南亚各国的普受信奉，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的发展弘扬。如今，这一世界性宗教的影响已然遍及全球各地，但佛教的繁叶硕果仍植根于亚洲沃土，成为亚洲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形态之一。

在佛教兴盛的时期，“贝叶经”是它从生发地向外传播的主要载体。这些承载着佛教思想的贝多萝树叶子，代表着东方历史上哲学思想体系的一次升华，这也是“贝叶”二字代指佛教的因由。但在其后近十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贝叶经的佛经载体地位逐渐被取代，使用范围和规模日益缩小，“贝叶”渐渐淡出了它在广义上代指佛教的历史舞台。但它的影响仍广泛存在于东南亚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傣泰民族地区。

十多年前，我国南传佛教地区的一些学者基于贝叶经在当地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首先提出“取其文化的象征意义，把傣族文化称作贝叶文化”(张福三：《贝叶的文化象征》，载王懿之、杨世光主编《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贝叶文化是对傣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性称谓，代表了整个傣族社会的全部历史和文化，是傣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统称”(岩温扁、杨胜能等：《贝叶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的概念，从而赋予了贝叶文化新的内涵。这些提法虽然有些绝对，作为定义来说也有不够精准之处，但它如实反映了贝叶经传入后佛教文化对当地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二、贝叶文化及其特征：傣泰民族古老的“活态”文化

学界或许可勘问这种“贝叶文化”在东南亚傣泰民族地区的专指，是否是“以傣泰民族佛教信仰之点带世界佛教文化之全面”？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更精确地把其定义为“贝叶文化，是指以贝叶经为核心载体，以贝叶经所承载的佛教思想为主要价值观念体系，以贝叶经（包括纸质抄本）所记录的佛教典籍和傣族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以贝叶经的制作、刻写、诵咏、供奉等相关佛事活动和民间习俗传统为典型表现形式的文化形态”，那么，上述提法的“以点带面”不但合情合理，而且深具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宗教人类学所规定的典型意义。

宗教体系有两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一是宗教思想，二是宗教实践。从我国的例子来看，佛教是我国最重要的宗教形式之一，然而在其存在的地区中却没有哪个地方的“贝叶经”像云南的南传佛教地区那样能够成为当地宗教思想和宗教实践的核心。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我国汉传和藏传佛教地区没有贝叶经的原材料“贝多萝树”的规模种植条件，不可能形成贝叶的利用加工习俗，从而使传入这些地区的贝叶经成了“绝版”；二是因为传入我国内地的贝叶经，几乎都以梵文记载，除少数参与译经的高僧大德能读懂外，凡夫俗子如看天书，语言障碍客观上导致了在信众中普及基础的缺失；其三，汉地文化中造纸技术发达，纸张很快取代贝叶成为了汉地佛教的主要载体，进而影响了藏传佛教地区；其四，汉地佛教世俗化程度不高，贝叶经在这些地区代表了高高在上的、神圣的佛教思想，历来被视为佛界“珍品”束之于藏经高阁，一般民众很难接触。因此，贝叶经在中国内陆逐渐失去了它原来佛教传播载体的意义，很难为广大世俗信众所知晓。

可见，佛教的其他流派虽然在历史上也曾经历用贝叶作为经典载体的时期，但只有南传佛教将这种形式一直沿用至今，使之成为了“活着的历史”。信仰南传佛教的东南亚傣泰民族，更将这种宗教文化传统融入到当地社会历史发展体系中，并与当地民族文化传统紧密结合，使之成为了一种“活着的文化”。

下面以我国傣族地区为例，探讨贝叶文化成为“活态文化”的原因。

1. 贝叶文化成为“活态文化”的自然因素

（1）种植条件我国南传佛教地区大多位于北回归线以南，气候温暖湿润，很适合贝多萝树（俗称“贝叶棕”）的规模种植和生长，这为制作贝叶经获取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贝叶提供了自然地理条件。

（2）制作条件

加工制作贝叶过程中所需的酸角、柠檬等辅料也是当地盛产的植物物种，就地取材，方便适宜。

（3）保存条件

贝叶经的保存，须有一定的温度和湿度作保障，过冷过干燥，贝叶会变得脆硬易裂，难以长久保存。而西双版纳、德宏、孟连、景谷等我国南传佛教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为贝叶经的长久保存提供了合适的外部条件。

2. 贝叶文化成为“活态文化”的人文因素

（1）贝叶经是佛教在傣族地区双向传播的根基

南传佛教在我国傣族地区经历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次传播过程。据《谷魂婆婆》等傣文文献记载，起初，记载着南传上座部佛教思想的贝叶经在随“帕拉西”(由于受到原始宗教的巨大影响，傣族一开始对佛教有着天然的排斥和抗拒心理。他们甚至将来传教的僧人叫做“帕拉西”，即“野和尚”的意思。)走入这片土地之时，碍于当地根深蒂固的原生宗教（原始宗教）势力，只有先以悄悄传抄贝叶经书等“地下活动”形式慢慢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在获得了一定规模的信众基础之后才慢慢为当地统治势力所接受和利用。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过程，与汉地、藏传佛教地区“自皇权而民间”（即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截然相反，它使傣族民众获得了许多亲身接触贝叶经的机会。傣族民众不仅可以通过传教和尚了解佛教思想，还能在贝叶经的传抄过程中习得佛经文字，这些因素促进了南传佛教在傣族民间的广泛传播。

佛教在民间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与当地原生宗教的矛盾斗争也日益激化。当时的统治阶层从贝叶经中了解到佛教思想与他们的统治利益相符合，于是开始大力扶持佛教。西双版纳第一代召片领叭真就以“至尊佛主”自称，其议事庭也借宗教之助推行其政策法令(赵世林：《社会形态演化与傣族的佛教文化传承》，载秦家华、周娅主编《贝叶文化论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就是例证。佛教在此过程中也借统治阶级之力实现了强有力的“全民推广”过程，并最终替代原生宗教取得了当地宗教信仰中的优势地位。

今天，在西双版纳等傣族地区，你仍随时看得到傣族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到佛寺赕佛祈福的场景，刻写制作贝叶经献给佛寺（“赕坦”）则是最普遍的“赕佛”（向寺院、佛祖作布施）方式之一。

（2）贝叶经是“教教合一”传承方式的主要内容    

由于南传佛教提倡出家修行，西双版纳、孟连、耿马等地的傣族男子到七八岁时，都要离开家人去寺院出家生活一段时间。这少则3月，多则数年、十数年的寺院生活，在过去教育尚不普及的情况下，成为了傣族男子接受文化教育的唯一途径。他们在寺院跟着佛爷学习傣文，诵读贝叶经，学习佛教仪轨，并了解傣族的传统文化。这种宗教习俗，逐渐成为傣族社会习俗和教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现在，如果有从未进过寺院当过和尚的傣族男子，就会被鄙视为“生人”(历来重视传统教育的傣族，将那些未经过佛寺教育的本族男子称做“生人”或“野人”，即未开化、未受过教育的野蛮人的意思。)，被整个傣族社会所排斥。

教育体系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志。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傣族传统社会普遍接受这种宗教教育与文化教育合而为一的模式。村村有佛寺、寺寺有身着黄袍的小和尚的风景，也因此成为傣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典型体现方式。时至今日，虽然现代教育已经走入傣族地区，其比例和受重视程度也日渐增高，但佛寺教育仍然是傣族教育体系中不可剔除的一部分，占据着傣族地区传统文化教育的一席之地。

（3）贝叶文化反映傣族神佛合一的二元宗教结构     

佛教对当地文化良好的适应性，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在我国傣族地区广泛传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西双版纳的许多传说和文献都反映了佛教最初传入傣族地区时与原始宗教的激烈斗争。为了更好地传播，佛教主动向起初拥有更广泛信徒的原始宗教做出让步，和尚、佛爷参与到巫术、祭祀等经常举行的原始宗教活动中，甚至关于占卜、祭祀等原始宗教仪式和方法的内容，在贝叶经中也有详细记载（今天的傣族社会仍存在着许多用记载着这些内容的贝叶经来进行原始宗教活动的例子）。然而，佛教与原始宗教相比，毕竟是一种更进步、更强大的宗教形态，它不断扩大在傣族民众中的影响力，使佛教与原始宗教对民众的重要性难分彼此。与此同时，“赕佛”、“赕坦”等一系列佛教的宗教仪式，也借傣族民间最古老的原始宗教活动的形式，成为傣族的“传统习俗”，完成了它从宗教思想体系到民俗传统的“世俗化”过程，最终使南传佛教信仰成为傣族社会重要的文化表征沿袭至今。

（4）贝叶文化是傣族宗教与世俗文明的复合文化形态

贝叶经原本是佛教思想的载体，但在我国傣族地区，它却被赋予了宗教思想和世俗文明共同载体的特性。除了大量佛教典籍外，我国南传佛教地区的贝叶经中包含的哲学历史、天文历法、农田水利、建筑工艺、医药医理、法令法规、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世俗文明的内容，使它成为了“傣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贝叶经记载的这些文化符号就是贝叶文化“宗教世俗化”、“世俗宗教化”的全面反映。它作为一种复合文化形态，对傣族社会历史发展和傣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贝叶文化既是傣族人民不朽的珍贵历史遗产，也是傣族人民精神生活和风俗传统的现实反映。时至今日，古老的贝叶文化在傣族百姓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诵经、赕佛、浴佛、刻写贝叶经等活动在一次次的佛事活动和傣族节日中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进行着。傣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全都参与到这种精神世界的膜拜中来。傣族民众在这样的“神圣与世俗交融”的活动中乐此不疲，享受着属于他们的精神世界与世俗岁月。这些习俗风尚，就像贝叶文化的“活形态”，生动新鲜，名目繁多，成为傣族人民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叶文化在傣族社会存续至今已数百近千年(学界对佛教传入我国傣族地区（最早传入西双版纳）的具体时间目前观点尚不统一，早至公元3~5世纪，晚到公元14世纪。因存在较大争议，此处仅为一模糊时间概念。)，而这种“活在民间”的文化体系对于傣族社会所具有的地位和影响还在继续。

三、贝叶文化的人文价值

1.世界南传佛教文化圈的重要形态

佛教兴起至今已两千多年，随着以不同方式被传至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各地，佛教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讲，各国、各地区的佛教都在传承过程中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个性特征”，例如中国汉传佛教对大乘佛教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北传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兴盛。而得益于贝叶文化的代代相传、仅存在中国境内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对于“东南亚小乘佛教文化圈”来说尤显其难能可贵。它所处的南传佛教圈与北传佛教圈的分水岭位置，甚至可以视为南传佛教文脉在东亚的“前沿阵地”，这也成就了中国“汉地、藏传、南传三语系佛教信仰并存”的人文奇观。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别的存续方式，是我们打开中国南传佛教之于世界南传佛教文化圈的个性特点之门。

在宗教冲突成为世界和平主要隐患之一、佛教在其产地印度已近衰亡的今天，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却能与中国内地的汉传、藏传佛教友好共存，与傣族原始宗教以及临近区域的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其他宗教友好相处；与东南亚其他南传佛教国家和地区不同，这里的傣族人民不但继承了南传佛教思想并使之化为自身的思想行为，而且在完整地保留南传佛教的典籍和仪轨基础上，吸收了自身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以“世俗宗教化”的方式丰富了南传佛教文化（例如以佛本生经故事为创作蓝本的许多傣族佛经故事，以及散发着佛教文化气息的大量文学作品），这难道不是具有亚洲区域性乃至世界性宗教人类学意义的文化形态吗？

2.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

傣族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百越文化”系统，自古代起，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惠焜：《“贝叶文化”十论》，载《思想战线》，2000年第5期。)因此，融合了傣族传统文化精髓的贝叶文化是“中华主流文化”总体结构中不可剔除的区域文化，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我国是一个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而云南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则是中国最具典型性的。

如前所述，贝叶文化是随上座部佛教在我国傣族地区的传播并在其与当地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在我国特定地域的延续形态，它对我国傣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经过千百年的传承与发展，中国云南的傣族地区成为中华大地上唯一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地区。贝叶文化数百年的存续与发展，也使云南这片仅有380万平方公里的边疆省份成为了中国唯一、世界独有的“汉传、藏传、南传三语系佛教信仰并存的神奇地方”。

贝叶文化这种独树一帜的文化类型，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之林中具有唯一性。她像是一朵纯洁而清香的“水中莲花”，散发着温柔恬静的独特神韵。贝叶文化不仅是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资源和依托，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东方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珍贵财富和遗产。

3.贝叶文化是联系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纽带

从历史源流来说，泰国的泰族（Tai）、缅甸的掸族（Shan）、老挝的老族（Lao）等生活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民族与我国的傣族一起被称为“傣—泰民族”。他们共同起源于中国历史上长江流域的百越族群，并在饮食、居住、服饰等生活习俗和水稻耕作等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保留着共同的特征。山水相连的地理环境和相通的文化背景，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极好的客观条件。

从宗教文化看，包括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云南在内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世界著名的小乘佛教文化圈。自从11~14世纪这个小乘佛教文化圈形成以来(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就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一直保持和延续下来。千百年的精神寄托和信仰积淀，在这片土地上遗留下了众多举世瞩目的佛教文化遗产。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柬埔寨的“吴哥窟”，缅甸仰光的“大金塔”、蒲甘的“万座塔”，泰国的“清迈寺”，无一不是对佛教文化辉煌历史的宁静回响。

四千多公里长的边境线上同源的山与水、同源的跨境而居的民族以及亲缘的文化关系好似三条纽带把云南与东南亚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亲缘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关系，为云南发展与东南亚的友好交往、经贸合作提供了独有的有利条件。现在，“一江通六国”的“东方多瑙河”——澜沧江—湄公河以她宽阔包容的胸怀将包括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和中国云南在内的傣—泰民族和其他民族更加紧密地联接在一起；GMS（大湄公河次区域）已成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成长最快的经济合作区域；同时，基于共同的文化特征而形成的“傣—泰民族文化圈”也是最受世界关注的人类学研究的区域。傣族和他们的“贝叶文化”刚好位于“傣—泰民族文化圈”与“中华文化圈”的交汇点上，成为了兼有两者文化特质、联结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天然文化桥梁和纽带，并在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尤其是佛教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4.贝叶文化对当今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有重要启示作用

民族地区特别是多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当今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课题。贝叶文化覆盖的我国傣族地区也多是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各民族杂居的地区。加之这些地区多处于我国边境，如何保证这些地区的人民安居乐业、长治久安、民族团结、文化繁荣，更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局。因此，和谐社会建设也成为傣族地区现阶段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一种传统的和谐文化，贝叶文化对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和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贝叶文化提倡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实践影响着世界的发展。面对地球资源的枯竭问题，我国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将是对世界的“和平、合作与发展”主题的巨大贡献。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更有效地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问题。而古老的贝叶文化似乎早在数百年前就预见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资源之间的诸多矛盾，于是给予了勤劳纯朴的傣族人民一种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这种朴素的思想意识最集中地反映在了傣族重视自然环境保护的方面。

傣族生活区域之一的西双版纳，是我国著名的生态旅游和民俗旅游目的地。 “西双版纳——北回归线上唯一的绿洲”的鲜明形象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云南西双版纳是世界上北回归线上仅存的一片绿洲，是我国唯一保存的一块热带森林区，这里有5 000多种各类野生植物和300多种国家珍稀野生保护植物。这样的生态规模和多样性在地球的北回归线附近区域是绝无仅有的。而这种奇迹的创造，与傣族的文化选择有重要联系，贝叶文化中所提倡的尊重自然、注重环境保护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就是一个关键因素。

人类的生存环境与其文化的选择息息相关，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更应重视环境资源与人类需求之间的不断激化的矛盾。傣族的贝叶文化无疑在促进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方面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       贝叶文化注重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除了国家强制的法律之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机制是社会所提倡的伦理道德。伦理道德作为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统和习惯，是维护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傣族的伦理道德机制中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受南传佛教信仰的影响，在傣族社会中，“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是深入民心的行为准则，行善布施成为衡量一个人道德行为的一条重要标准。不偷、不骗、不抢、不盗，尊老爱幼、和睦共处、热情友爱、互帮互助等成了傣族普遍崇尚的民风。这些民风也逐渐演变成为维护傣族地方稳定、民族团结的社会公共秩序。有一些记录傣族传统伦理道德的贝叶经，例如《爷爷教训孙子》、《父亲对儿子的训示》、《妇女做媳妇的礼节》等，充分地反映了傣族重视伦理道德，提倡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今天都有其借鉴意义。只要能够以“扬弃”的态度对待这些思想，挖掘其中的精华，贝叶文化就能够在现代化的今天继续促进傣族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延续它对社会发展的积极调节作用。

贝叶文化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还建立在贝叶文化对人本身的物质世界与精神（心灵）世界和谐的基础上。佛教主张慈悲为怀、自贵其心，这个基本主张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对个人，它主张摒弃物欲获得心理的平和与解脱，注重提升人的精神修为；对社会，它可以提供一种“解毒机制”，维护社会安定和精神生态平衡。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构建和谐社会，正是以高尚人格的建立为基础，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减少自私自利的心理和言行，尊重、关心他人，遵守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德，这与学佛修行是一致的。人人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必定会社会和谐、国家安宁。佛教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对于增强社会凝聚力、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关怀弱势群体、救灾济困、助学扶贫、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扩大对外友好交往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佛教文化建设的有力推动者赵朴初曾经用简短的诗句抒发了他对佛教与文化之间潜移默化互动作用的感受：“佛教缘深，源远流长，化成民俗，洁净温良。”(刘岩：《傣族文化：一枝并蒂莲》，载《首届全国贝叶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双版纳州少数民族研究所、云南西双版纳贝叶文化研究中心编，2001年(内部资料)。)这正是佛教精神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的有力说明。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发展研究

本文责编：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