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贝叶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
刀永明 张庆芬
中国有56种民族，傣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人口114万，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珍藏有上万卷贝叶经典，这些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谈及傣族贝叶文化，人们都会联想到我国南方丝绸之路与世界贝叶文化给傣族贝叶文化带来的众多受益。
南方丝绸之路
中国南方丝绸之路实指秦汉时期，中央皇朝开发西南夷，拓展对外交通——南方丝绸之路国际大通道，从都城洛阳出发，沿永昌道、日南道两条线路，经云南以及邻邦越、老、泰、缅等国到达印度、大秦罗马以及欧洲各国，史称“南方丝绸之路”，也叫“蜀身毒道”。这条国际通道，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商业往来、文化交流和民族和睦友好团结的深远历史作用。
世界贝叶文化
自古定居在云南西部和南部的傣族，与邻邦越、老、泰、缅等国家的傣、泰、老、掸先民同源于古越人，早在三四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他们就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习俗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他们共同生活在红河、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流域广阔肥沃的土地上，共同创造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印纹陶器、水稻种植、干栏建筑等百越文化特征；共同吸收了中原文化、印度文化精华，信仰了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人类文明共同创造出了一种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的覆盖亿人的世界贝叶文化。
一、傣族是中原文化的最早受益者
翻开历史典籍，地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越裳国傣老先民，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与西周皇朝就有交往了。《尚书大传》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译献白雉。”《竹书纪年》亦载：“［周成王十年］越裳国来朝。”说明越裳国与西周交往时间最早，关系十分密切。秦汉时期，秦始皇置南方三郡，统一了南方，从此，广大百越地区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版图。汉高祖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196年派遣著名政治家陆贾出使南越，封赵陀为南越王，望他“和集百越，治理南疆”(转引自《东南亚史纲》，第63页。)。汉武帝征南越，建立南方九郡；又征西南夷，置牂牁 郡和益州郡。东汉王朝继承和发展西汉在“西南夷”的郡县设置，将益州郡中划分出6县加上新设2县设置永昌郡，8县为不韦（今施甸）、 唐（今保山）、比苏（今云龙）、楪榆（今大理、邓川、洱源、鹤庆、剑川）、邪龙（今巍山、漾濞）、云南（今祥云、弥渡）、哀牢（今腾冲、龙陵、德宏、临沧）、博南（今永平）。(参见宋·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从此，云南西部和南部的傣族地区全是祖国的疆域了。20世纪90年代在西双版纳州东南面的勐捧出土的一件珍贵文物——战国兵器(参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保存的战国文物兵器。)是重要物证。正是这一时期，与傣族关系密切的“永昌徼外”、“日南徼外”的掸国首领雍由调慕名中原，于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永建六年（公元131年）三次派出使者沿永昌道、日南道到洛阳贡献珍宝，和帝赐以金印紫绶；安帝封掸人酋长雍由调为“汉大都尉”(宋·范晔：《后汉书》——卷4《和帝纪》、卷5《安帝纪》、卷6《顺帝纪》。)，“都尉”就是边郡太守。国王雍由调接受了这一封号，说明掸国成为东汉属国。雍由调国王当是傣文古籍《勐卯古代诸王史》记载中的傣掸先民于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建立的达光（太公）王国首领小和尚家族十世主西利坦玛。(《勐果占璧及勐卯古代诸王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汉文、傣文古籍都证实傣掸地区早在东汉以前就是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永昌郡）或属国（掸国）。从此，傣族、掸族受益中原文化更为直接，吸收中原文件精华得益最多的百越族群了。
二、傣族参与丝绸路商业活动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邛竹杖，询问商人，知道是四川商人经云南运到印度的；并知“昆明（族名，分布在金沙江两岸）之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蜀贾奸出物者，皆或至焉。”“永昌西通大秦。”
滇越乘象国，东汉时又称其为掸国，掸国地域甚广，东接日南郡，西北是永昌郡；汉赐雍由调“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说明掸地在当时为分散部落，以雍由调为大长，有多少小君长汉文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傣文古籍有较详史料可作补充，这些部落王国有达光（太公）、蒲甘（补甘姆）、果占璧、勐卯、生威、锡泊、勐底、阿萨密、景线、景嗨、景迈、泐西双邦、勐泐、勐交、勐老、南掌、景龙、越裳等，全分布在红河至伊洛瓦底江广阔的孤形河谷平坝里，上述这些傣族聚居地区早在秦汉以前就是内地商人到国外进行商业活动的必经通道了。《三国志·魏书》引鱼豢《魏略》说：“大秦道……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
永昌出异物，就是傣族地区所产的土特产品投入商品市场的物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南中志》以及《蛮书》等史籍记载甚详，说傣族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金、银、铜、铁等重要矿产，有琥珀及翡翠等珍贵玉石，还有孔雀、犀、象等珍禽异兽，永昌用木棉织成的“桐华布”精美耐用，在各地享有盛名。
永昌不仅出珍贵异物，同时也是内地商货运往南亚各国的集散地。“蜀身毒道”讲的就是内地商品丝绸、邛竹杖等从四川运出，经灵关道、朱提道在楚雄南华汇合，走博南道到永昌；从保山过怒江，经芒市、盈江过缅甸境抵达印度阿萨姆地区；或由腾冲西行，经缅甸而入印度再到大秦罗马以及欧洲各国。唐·樊绰《蛮书》卷六“云南城镇”载：“银生城，又南有婆罗门、波斯、婆、勃泥、昆仑诸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该书卷七讲傣族先民用“永昌、腾冲、丽水、长傍所产生金、犀、麝香、荔枝、槟榔、诃黎勒、椰子、桄榔、波罗密果、青木香、藤篾、护歌诺木、孟滩竹、野桑木”等等土特产作为商品投入市场，与内地和境外商人进行交易，甚至偕同他们一起运销印度。傣族人民确实参与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商业活动，傣文古籍《勐泐王族世系》载：勐景香土司召勐制定4条外交条文，第2条明文规定：道与道（部落）之间可以相互通商。这一条史料是足以证明傣族人民在当时已经加入了国际商品交易活动的又一个佐证。
三、傣族信仰上座部佛教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也频繁起来。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举行第三次结集后，他派出传教士往印度南方，传入斯里兰卡，缅甸直通、卑谬，泰国勐索宛纳棒敏、景线，老挝南勃拉邦；纪元前后传入达光、德宏和西双版纳，我国云南西部和南部傣族、布朗族、德昂族和部分佤族普遍信仰了南传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
上座部佛教何时传入，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从傣文古籍《巴塔麻嘎波罕》、《波腊纳坦》和岩罕先生翻译的《关于傣族社会的历史划分》经典得知大体情况是：公元前21年到兰嘎（斯里兰卡）赛诵经得胜者布塔果沙听用巴利文首刻贝叶经，两年后还乡传播；公元98年当补腊阿努鲁塔坦麻拉札执政时，由僧侣玛腊纳沙巴布塔贺萨听用巴利文刻写佛经三藏在佛门弟子中传授。从此，巴利文贝叶经在傣族地区传播开来。《泐西双邦》讲：景洪第一座佛寺洼坝姐是公元2世纪建立的；德宏、达光建寺较早，《勐卯古代诸王史》记载公元前2世纪铎达蚌执政时达光王国就有佛寺了；德宏佛寺建立时间晚于达光早于景洪。公元5~8世纪佛迹、塔寺林立，南传上座部佛教在我国云南傣族地区昌盛繁荣。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傣族人民从巴利文贝叶经典中吸取了巴利文精华，在自身原始文字固定读音、固定意义的41个字母读音基础上，新增创15个字母，于公元3世纪创建7世纪完善了西双版纳傣泐文。(周厚坤：《傣文——贝叶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载《首届全国贝叶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册），第161页。)从此，傣族用自己创建的包括德宏傣文在内的傣文广泛用于贝叶经，翻译大量佛教经典、故事、文学作品，创建了本民族傣文贝叶经，促进了傣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繁荣。
傣族村村寨寨有佛寺、寺院，民间收藏有大量傣文贝叶经和巴利文贝叶经，内容广泛丰富，既有佛教三藏经典、故事、寓言、叙事长诗等文学作品，亦有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天文、历法、军事、武术、体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产知识、医药卫生、伦理道德、法律法规、 心理学、宗教教义等等，数量多达数万册。这些都是千古流传的文化珍品，是极为有价值的傣族文化古籍遗产。
在这些遗产中值得一提的两件事是：（1）至今傣族人民保存着南传佛教最早经典——巴利文三藏经，它是距今2 200多年前阿育王时代，在华氐城第三次结集时形成的佛教经典，保存着佛陀在世时原始佛教特点的经典。（2）傣族人民每年都要举行“关门节”、“开门节”宗教活动，这也是傣族人民千年不变长期继承下来的地道佛陀时代“雨安居”宗教文化遗产。
四、佛寺与学僧制
佛寺是一所学校，是傣族人民培养知识人才的教育场所。寺院长老、比丘是学校校长和老师，小和尚是学僧。傣族每个男子都必须入寺读书，有一套独特的严格教育程序：男子七八岁入学，适龄儿童学前教育称“可勇”，学习1~2年后，检查学习成绩，举行沙弥戒，正式升为“帕囡”（小和尚）、“帕龙”（大和尚）；年满20岁，经4位比丘主持考试学习成绩、答辩合格，举行比丘戒受礼仪式，正式晋升佛爷独龙；比丘独龙以上尚有祜巴（萨滴）、萨米、桑卡拉扎（火娃）、松溜帕召虎、松溜阿戛牟尼等五级比丘长老，六级比丘称谓晋级犹如“考研”，每晋升一级，都必须经考核合格举行比丘戒后方能晋升。学成毕业举行结业还俗仪式，成就为傣族知识分子。学僧在寺院里的学习内容，包括巴利文佛教、傣文贝叶经典、语言文学、医学知识、天文历法、科技知识、道德规范等。
傣族知识分子，有及囡（贺、汉）、康朗、康朗龙3级称谓，相当于初级、中级、高级的职称与学位；凡是在寺院里只有小和尚、大和尚学历还俗者称为及囡（贺、汉），独龙比丘还俗后称为康朗，祜巴以上比丘还俗称为康朗龙。傣族知识分子成千上万，他们是傣族社会的财富、栋梁、建设者和创造者；千百年来，是他们传承了古老传统文化遗产，促进傣族贝叶文化发扬光大。特别值得提及的傣族歌手赞哈，是他们采用一种别具风格的、特殊的演唱形式，进行着最受群众喜爱的歌手表演，从这个村唱到另一个村，从一个勐唱到另一个勐，从国内唱到国外，相互交流贝叶文化精髓，为世界贝叶文化增添了不少光彩。
五、傣族天文历法
在遥远的古代，傣族就有自己的天文学了。如今，傣族的天文历法是一门很深的科学，可以准确测算日、月蚀，可以作气象预报，还可以预报地震。
傣族天文历法，可称是吸收外来文化集成之典范。据天文学者研究，在早期傣历及干支纪时法里，傣语中的干支大多数是古代汉语借词。另外只有西汉时期曾以“母”、“子”称干支。到东汉以后再也没有见到用“母”、“子”称干支了。如今傣历仍用“母”、“子”称干支，说明汉族的干支纪时法在汉朝就逐步传入傣族地区。还有傣历记月方法，傣历岁首在六月，而不是以正月为始，秦始皇历法以孟冬之月（十月）为岁首，与傣历正月所在月份正相符合，且傣历“正月”的“正”字，就是古代汉语借词，以数字作月名，也是中国历法的特点，可知记月方法也是汉时传入傣族地区的。(张公瑾：《傣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9页。)傣历除了吸收中原中古以前的干支纪时法以外，在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后又吸收了印度的纪元纪时法，成为现行使用的傣历“祖腊萨哈”（小历）；此外，还吸收了全球通用的公历，形成自己的多功能的傣族月历表。的确，傣族的天文历法也是傣族传统贝叶文化的又一珍宝遗产。
六、傣族医药学
傣族医药学已有数千年历史，傣族医药学的建立和发展是原有民间医药学术与外来的医学相结合，不断吸收外来医学之所长而日益提高自己的医学水平和医药体系。外来医学主要是从祖国中原汉族医学中吸取营养，也从南传佛教的传入中引进印度医学精华，丰富和提高自己的民族医药学体系。
傣族人民长期定居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为各族人民的防病治疾和繁衍昌盛，总结和积累了许多与疾病斗争的智慧结晶，用傣文加以记录下来，形成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的傣族医药学，是我国传统医药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如今，傣医药这份珍贵遗产已被列为全国四大少数民族医药（即藏、蒙、维、傣）之一，今后，它会随着祖国的发展像孔雀开屏一样更放异彩。
七、傣族的冶炼
傣族的冶炼技术有悠久的历史。公元前频繁的部落战争，包括傣族先民在内的参战各方部落士卒，手中都持有长矛、长刀或利剑。众所周知，从远古至明代，傣族的象队、象阵名震各方，公元前滇越乘象国首领铎达蚌和后来掸国国王雍由调（西利坦玛）出巡、出战都乘坐大象，参战大象数百头，驯象工具是铁制钩镰，俗称铁钩，参战的首领、贴身卫队和敢死队所佩带的宝剑和长刀，锋利可以削发。这种利剑就是唐时樊绰撰著《蛮书》中所记的出产于丽水（伊洛瓦底江）的“铎鞘，状如刀戟残刃，装以金穹铁荡，所指无不洞”(唐·樊绰撰：《蛮书校注》卷七，向达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4页。)。傣族为南诏服兵役，南诏严格规定，应召从军各部都得自备武器；南诏武器概用铜、铁制成，傣族也不例外；每年秋收结束，农闲时节都要“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唐·樊绰撰：《蛮书校注》卷九，向达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页。)。说明傣族的冶炼技术到唐代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了。这种军事冬训，傣族一直保持到20世纪40年代末。
傣族的冶炼技术不仅用于制作武器，而且在农耕工具上也使用铁制农具了。傣族能制作金属器皿，用金银饰齿较普遍，故有用“金齿蛮”、“银齿蛮”称呼傣族的。傣族先民使用铁制农具始于战国西汉时期，当时滇池地区包括傣族在内的百越族群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有“钅矍 、锄、镰等共达一百多件”(李昆声：《云南考古材料所见傣族先民文化考》，载《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蛮书》记载唐代傣族“象耕”、“牛耕”情况，除“象耕”是用大象蹈土栽插外，“牛耕”当是使用金属犁铧；七八世纪以后，傣族农耕使用铁制生产工具更为普遍了。
八、傣族稻耕农业
傣族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 远在两千多年前，傣族地区就有种植水稻的灌溉农业出现。它表现出与中华民族以农立国、西周“井田制”农业和我国东南沿海百越稻作文化的渊源关系。考古工作者从出土文物发掘得出结论：百越是我国稻谷的最早栽培者。云南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泥质陶器上，留有清晰稻穗、稻壳印痕，甚至还发现整粒稻壳，有些稃毛尚存。这是百越先民包括傣族先民在滇池地区种植稻谷的实物证据。(李昆声：《云南考古材料所见傣族先民文化考》，载《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傣族是“耕田，有邑聚”的农业民族。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在景洪进行田野调查也得出结论：至于西双版纳是否是亚洲栽培稻起源的中心，现在谁都不可能明确地回答，然而至少是在非常遥远的古代，作为云南一部分的西双版纳已经从事着稻作农业，这一点，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什么疑问了。(秦家华：《傣族古代稻作文化》，载《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10页。)
青铜时期，傣族金属冶炼技术已经有较高水平，普遍使用金属工具于稻作农业生产，如钅矍、锄、镰等。唐代或者更早时期，金属工具已使用犁铧，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稻作农业已有较高的发展水平。
勐卯果占璧文化是滇西傣族稻作农业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傣族学者刀保尧先生讲，果占璧文化是公元6世纪以来以勐卯（瑞丽）为中心的怒江（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流域傣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果占璧文化有着丰富的内容，例如：在物质文化方面，“果占璧”这个名称已经表明了这个地域文化的特征。果占璧本是古印度的一个地方，《大唐西域记》在描述果占璧（侨赏弥）是个佛教文明古国的同时，还描述了那里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其中说到“土称沃壤，地利丰植，粳稻多，甘蔗茂”。勐卯的地物与此相似，故首领们把“果占璧”作为自己王国的尊号，不仅是荣耀，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至今德宏仍把“果占璧”解释为“出产香软米的地方”。种植水稻，食用稻米，形成了一整套傣族稻作文化结构，与之相关的知识和技术不断丰富和发展，诸如天文历法、水利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改进等等。公元6世纪中叶出现的果占璧王国，继承并发展了它的前代达光王朝和补甘姆王朝的农耕文化，促成了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南下的西北民族所不如，并表现出与东南百越民族的渊源关系，弘扬了先进的农耕文化。(刀保尧：《怒江（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流域傣族历史文化研究》，载《德宏傣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35~36页。)
唐·樊绰《蛮书》记载从汉文史籍证实当地实际情况与刀保尧先生的论述完全一致。该书把傣族聚居区称为“茫蛮”，把傣族叫为“茫蛮部落”。同书卷七载：“通海以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为群。弥诺江以西出牦牛。开南以南养象，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通海以南为红河地区，弥诺江以西即今德宏一带，开南（今景东）以南为今西双版纳一带；“象耕”即用驯象蹈土栽插农业，“牛耕”已使用金属犁铧。上述记载说明傣族在唐代用驯象、水牛来耕田，这对稻作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明代，朱孟震撰《西南夷风土记》把上述傣族地区稻作农业讲得更详细些，该书说：“五谷惟树稻，余皆少种，自蛮莫以外，一岁两获，冬种春收，夏作秋成。孟密以上，犹用犁耕栽插，以下为耙泥撒种，其耕犹易，盖土地肥腴故也。”蛮莫、孟密一带都是勐卯地方辖区，犁耕栽插，土地肥沃，一年两熟，说明当时傣族的稻作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勐泐文化与果占璧文化大体相同，傣文古籍《勐泐王族世系》记载：勐泐是唐南诏的地方政权，一世主受封为王是公元762年南诏所建茫乃道是也。该书说：勐泐王雇请百姓挖水沟，开垦农田，并造清册，规定官租数量，交给首领，从此，勐泐王才叫召片领，意为广大土地之主。苏年达罕少执政时规定：“勐永是小勐，为勐巴腊纳西囡（即勐泐，西双版纳古称）父王种田七丘，每丘产谷100挑（折600市斤）。”“……召勐永负责耕种，必须派两对夫妻住勐阿腊维（即茫乃道政治中心景洪）从事耕种。从犁田、插秧，直到收割入库。”(《勐泐王族世系》，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50~51页。)说明当时勐泐稻作农业同样进行“牛耕”使用金属工具犁铧了。
正是傣族人民有了这种充裕物质文化作为基础条件，所以，当时才会有“德宏出产优质香软米”，“芒市谷子、遮放米”美名传四方；勐泐有“滇南谷仓”赞誉扬各地。首先他们满足人民需求，丰衣足食，边境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增进民族团结；其次，又信心十足地用自己一定的经济力量——剩余粮食稻米和其他土特产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满足供应上万人马经南方丝绸之路入境进行商业活动的客商和马帮粮草，并远销外地。犁耕农业时期，商品经济的出现、发展和繁荣，势必促进稻耕农业生产的飞跃，这对傣族发展社会经济和精神文化建设，促进社会进步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九、傣族贝叶文化将蓬勃再生
总之，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南方丝绸之路的发达，傣泰老掸先民顺其自然形成我国西南边疆属国和地方政权；直接受益中华文化，大量吸收内地中原文化精华，用本地土特产和剩余粮食参与丝绸商业活动和文化交流；接受印度宗教文化影响，普遍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村村寨寨建起佛寺，佛寺成为教育结构和教育系统，通过学僧制教育，培养了众多傣族知识分子，促进傣族传统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增进傣族天文历法和冶炼技术，傣族医药学被列入祖国四大少数民族医药；傣族稻作文化的进步，勐卯果占璧文化、勐泐文化已形成为傣族先进的农耕文化。
如今，在高科技术迅猛发展时代，南方丝绸之路原马驿道交通已成历史的过去，现已让位于四通八达高速公路网、铁路、轮船水运和航空。昆明是我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与东盟各国联系日渐紧密，傣族将会在祖国经济建设飞跃发展大好形势下，受益国家和内地汉族财力、物力和人力的直接帮助，并引进中外各大企业集团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参与我国西南对外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增进民族团结、民族内聚力以及民族之间互聚力和国际和平友谊，使傣族贝叶文化随世界贝叶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而蓬勃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