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资料搜集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研究的基础工作
彭多意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是指在中国境内传播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近代佛学研究者为了整个佛教学说研究的方便，将佛教学说按照语言文字分为三大系，即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南传上座部属于巴利语系，因为其三藏典籍和许多重要著作都是用巴利语写的。如就所属部派来讲，凡是信仰上座部佛法及皈依教团的都可称为上座部佛教或南传佛教。如盛行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已有1 400多年的历史（据傣历纪年），流行越南南部的上空部佛教，甚至近代传到欧美的上座部佛教，亦可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或南传佛教。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于云南境内滇南、滇西和滇西南的六个州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思茅市、临沧市、保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傣族是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主体民族，此外基诺族、德昂族、阿昌族、布朗族、佤族及少部分彝族也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其中，傣族、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四个民族在边境地区跨境而居。与汉语系、藏语系比较，三语系中属巴利语系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研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是宗教学研究的薄弱部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南传上座部佛教从斯里兰卡传入中国境内以后其典籍大多刻写在“贝叶”上。据傣文史料记载，大约距今1 900~2 000年前傣族先民布塔果沙听最先将傣文刻写在贝叶上，从此，贝叶成为傣族刻文记事的物质载体，世代刻写，相传仅佛教经典“三藏经”就有84 000部，即经藏21 000部、律藏21 000部、论藏42 000部。《苏典打比达嘎》、《帷乃牙比达嘎》和《阿皮坦玛比达嘎》（经藏、律藏和论藏的傣文音译）是用巴利文刻写的“三藏经”的一部分。迄今为止中国南传佛教的大多数经文典籍仍为巴利文，一部分为老傣文，保存时间至多300~400年。南传上座部佛教传播的范围相对狭窄（限于云南省）。还有一个原因是语言的障碍，傣族的宗教家和学者懂巴利文、傣文，但不懂汉语的佛经典籍。而非傣族的佛学专家和学者又不懂巴利文，很难涉足其中。因此关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历史与现状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几乎无人涉足。许多专家学者仅仅把南传上座部佛教放在对傣族研究的辅助地位，这方面的资料散见于各种关于傣族的研究中。有关傣族的研究多少都要涉及南传上座部佛教，大致集中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对傣族社会、文化、民俗、经济的影响等方面。但缺乏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献资料系统的搜集整理，使得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很难开展，更无法深入。目前国内尚未出现有关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系统研究的成果，在中国佛教三语系研究中有关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最弱。因此，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研究的基础，也是宗教学不可缺少的部分，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本身的规范建设也很重要。只有扎扎实实地做好了这一基础工作，才能深入挖掘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为党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构建作出积极贡献
基于上述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研究的现状，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这一基础研究工作的必要性。
从地缘关系看，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毗邻，这些东南亚国家普遍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目前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众已超过1亿人，具有信众多、覆盖面广等特点。云南省及周边东南亚国家同属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但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但目前国内没有专门的学术机构致力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因此，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历史与现状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这一基础工作，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从国际关系看，中华民族要实现和平崛起，需要有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与周边国家保持和发展稳定、和睦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要以经济联系为基础，但在最高的层面上体现为国家之间的互信文化关系。因此，扩大、发展和维护文化交流，是在经济上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重大举措之后，在文化上与东盟构建互信合作的睦邻关系，为我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需要及时跟进的战略举措。其次，和平崛起，国家能力建设，在国际上维护我国的利益，需要发展和输出我国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就包括文化的输出和交流。文化上的认同势必为现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合作基础，为国家间政治交往、经济发展提供宽松的周边环境。利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宗教（主要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与东南亚的联系，促进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了解和交流，发展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国内方面看，加强南传上座部佛教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做好宗教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前提。无论对政府管理部门还是佛教团体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南传上座部佛教本身的规范有着很大的帮助。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云南省独有，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区域有着3 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其中涉及较多的跨境而居的民族，这项研究涉及民族、宗教、边疆（边防）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众多领域，事关国家安全、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大局。中国南传佛教与东南亚各国南传佛教同源同质，这种同源同质的文化底蕴也将为我国3 000多公里的边境线提供安全保障，促进边境稳定、边疆发展。其次，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在我国建设各方面协调健康发展的和谐社会，要求执政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充分发挥宗教在社会治理、净化人心方面的功能。
从学术方面看，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严格的学术研究的基础，这项研究是第一次综合性地对南传上座部佛教进行的一次梳理，将会改善这一领域基础研究薄弱的现状，为后人的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及相关经验。在此之前并无关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较为全面的资料结集，对今后此方面的研究有着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意义。另一方面使国内外在了解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历史和现状的同时，对傣族、布朗族等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促进作用。因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宗教，对宗教的认识和研究是文化研究的重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云南文化产业开发，都离不开对宗教文化的深度挖掘。
二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的范围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献资料涉及面广，西双版纳自治州、思茅市、德宏州、临沧市、保山市等地区不同部派之间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资料的搜集整理难度大，见于文字的典籍散见于巴利文、老傣文、新傣文等中。在此基础上课题立足于田野调查，从以下几方面对中国南传佛教资料进行一次相对系统、规范的梳理：
1. 中国南传佛教历史沿革
依照南传上座部佛教各国传统的说法，佛灭于公元前544年或543年，佛寂灭之后便由他的弟子摩诃迦叶主持，召集了五百长老于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在阿阇世王的协助之下，诵集了佛陀生前所说的教法。这次集会把当时诵出的教法分为毗奈耶（戒律）和达摩（法）两大类（律藏和经藏）。达摩被编成5集，即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及小部。这些经典和戒律编好之后，分别托付一些教师传授弟子，使其以口授的方式代代保存下去。佛教史上称之为第一次“结集”。在佛涅槃一百年后，僧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其主要原因是对于戒律的见解有分歧。据说当时以吠舍离为根据地的东部比丘，做了一些与原始教规相违背的事，而西部的舍耶比丘对此加以反对，并且邀请东西方的七百位长老在吠舍离举行第二次结集，以人数说名为“七百结集”，从地点说又名“吠舍离结集”。僧团公开分裂成为“大众部”和“上座部”两大派。佛灭后二百多年，是印度历史上最著名的阿育王统治时期，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下，一千位长老举行了第三次结集，会诵出比较完整的经律论主要成分。据说现存的上座部巴利语三藏，就是这次大会最后编订的。这次大会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是派遣传教团到世界各国去传播佛教。传教团不但可以传播佛法，还可以建立新的比丘僧团。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和四位长老被派往僧诃罗（今斯里兰卡），在提婆南毗耶帝沙统治时期（公元前250~前210年）他们传教很顺利，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使国王大臣和百姓信仰佛教，建立了比丘僧团，创建塔寺，著名的大寺就是这个时候建的。到了伐多伽摩尼阿巴耶王时期（公元前101~前77年），在斯里兰卡阿卢寺举行了一次由罗揭多主持的重要结集。五百长老诵出上座部的三藏和义疏，并决定把一向口口相传的三藏经典第一次用巴利文写在贝叶上保存。这对后来上座部佛教长期流传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阿耨楼陀：《略述南传上座部佛教之源流》，载《彩云法雨》，2005年第1期。)斯里兰卡的史学家评说：“保存印度早已失传的巴利文上座部圣典，是僧诃罗民族对人类文化遗产最伟大的贡献。”《(锡兰简明史》，第122页。)如此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历史沿革的线条大约是：佛教发源于印度，后来向国外传播发展，分成两大系统。向南方流传的，传到斯里兰卡，后再传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云南傣族地区，属于南传佛教。中国南传佛教从斯里兰卡沿途传入云南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泰国进入思茅孟连、西双版纳地区，另一条是从缅甸进入临沧、德宏、保山地区。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历史上曾经流传的有润拔（摆拔或山林派）、润顺（摆顺或花园派）、左底、摆奘和朵列五个宗派。润拔和润顺都属暹罗派，现在已难以区分，都叫润派了。这两个宗派在14世纪产生于泰国清迈，即山林派总部在瓦拔琅（拔琅佛寺），花园派总部在今瓦顺罗（花园寺）。缅甸派的朵列、摆奘和左底先后传入德宏地区、临沧地区孟定镇。南传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文字作为载体经历了从巴利文—兰纳文—老傣文—西双版纳新傣文的演变。
2中国南传佛教寺院及寺院建设
（1） 中国南传佛教的寺院
中国南传佛教的佛寺俗称奘房、缅寺，分汉式及缅式。与汉族居住地接近的地区受汉族建筑的影响，粉墙砖瓦，高大壮丽，屋顶为重叠的两层或三层，上小下大，俗称“孔明帽式”，悬挂汉字金匾，传说是模仿诸葛亮所戴帽子的样式建造的。德宏、临沧地区接近缅甸边境的佛寺为干栏式建筑，外墙多用厚木板，屋顶用铅皮、石棉瓦等材料盖作重叠相连的大平房。一般说来，大村寨的佛寺较大，小村寨的佛寺小一些。佤族山寨也有竹建的茅屋佛寺，现在已不多见。无论汉式还是缅式佛寺，内部陈设大体相同，进大殿正中供奉一尊释迦牟尼大佛，大多用泥塑装金，也有少数材质为缅玉。大佛周围供奉着若干尊信众赕的佛像，有材质为玉石的也有木刻饰金的，大小不一。大殿四壁挂满了手工绘制的彩色布幅，有佛像也有佛经故事。墙壁上和佛像基座四围也绘着佛本生经故事。大殿的梁柱间悬着佛幡与佛伞。从大殿到佛座前有三层台阶，第一层任何人都可以上，第二层需脱鞋才能上，第三层禁止妇女上。近佛座处有一个高台，这就是大和尚代表佛讲经说法的宝座。江应樑：《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2） 中国南传佛教宗派
南传佛教传入中国后分出不同教派，除四大教派外不同地区存在不同教派。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有5个小派：润坝（山林）、润顺（花园）、摆奘、朵列和左底。润坝、润顺分布在以西双版纳、思茅、德宏、临沧、保山等地为主的五个州市，摆奘分布于德宏州和保山市，朵列分布于德宏州、保山市及临沧市。
（3） 中国南传佛教的佛寺组织
中国南传佛教受到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的影响，在佛寺组织、僧伽制度、戒律、教义和经典等方面都有相近之处，拥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这套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形成了具有中国南传佛教特点的制度和组织。
中国南传佛教传播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前曾实行过封建领主制，大部分南传上座部佛教僧团都与封建行政机构平行对等，相辅相成。僧团组织是按行政规格分级别的，从而产生了“洼龙—中心佛寺—布萨堂佛寺（戒堂）—村寨佛寺”的等级制。以西双版纳为例，最高一级佛寺设在召片领所在地，首府景洪宣慰街，称为“洼龙”，即大佛寺。“洼龙”统辖西双版纳境内的所有佛寺，领导全境的佛教事务，批准高僧的晋升资格，主持新任召片领的就职仪式和勐级土司的任命仪式。“洼龙”的住持必须由祜巴以上级别的僧人才能担任。中心佛寺在召片领属下的各勐土司所在地，住持由祜巴担任，统管全勐佛寺及佛事活动，任免各佛寺住持，批准勐内高僧晋升。布萨堂佛寺也称“告波苏”，为中心佛寺的下属佛寺，负责管辖一定区域内的若干村寨佛寺。布萨堂佛寺的住持可由“都”级僧人担任，一般称为“乌巴赛”。村寨佛寺则主要负责主持本村寨的佛事活动和小范围内的僧侣修习，接受以上三级佛寺的管理，住持由“都”级僧侣担任。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成立党政宗教管理机构外，各地区由佛教界自发组织成立了地方性佛教团体——佛教协会，是党和政府联系宗教界人士及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1957年，西双版纳州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西双版纳分会”，并于1996年改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教协会”，会址设在西双版纳总佛寺，下辖景洪市佛教协会、勐海县佛教协会、勐腊县佛教协会。德宏州也与西双版纳州同期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德宏州分会”，并于1963年改称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佛教协会”，会址设在芒市菩提寺，下辖潞西市佛教协会、瑞丽市佛教协会、陇川县佛教协会、盈江县佛教协会和梁河县佛教协会。临沧市在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临沧地区分会”，县属的临翔区佛教协会、耿马县佛教协会、凤庆县佛教协会、云县佛教协会、沧源县佛教协会和双江县佛教协会已恢复或新建成立。思茅市景谷县和孟连县也已成立县属佛教协会。县属佛教协会下辖若干佛协小组，佛协小组主要负责在固定乡镇内或一定区域内若干个村寨的佛教事务，特别是对于所辖村寨佛寺中有争议的事务或惩处犯戒僧侣的情况时，佛协小组具有首席决定权。佛协小组的成员一般由学识较高和德高望重的僧侣和居士组成。各村寨寺院中增设了寺院管理员，寺院的佛事管理层由僧侣、管理员和佛事主礼人组成。僧侣仅负责寺院的法务活动，不参与财务管理，但对寺院重大事务有监督权和决定权；管理员一般由还俗的居士担任，并且要求其具备较强的佛学知识和综合能力，主要负责寺院的财务、基础建设、环境卫生和对外联系等事务，同时协助寺院住持组织佛事活动，管理员接受村民小组和佛协小组的双重管理；佛事主礼人（德宏称为“贺录”，保山、思茅、临沧大部分称为“安章”、“阿章”，西双版纳称为“波章”）则主要负责联系信教群众，担任佛事活动主礼人。佛协小组、佛寺管理员和村民小组采取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一般为同期换届。云南省佛教协会：《中国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2005年9月1日。
（4） 中国南传佛教僧伽制度
上座部佛教实行佛寺等级制的同时，也实行严格的僧侣阶级制。由于佛教传入各地的时间有先有后，加之派系繁多，教制有别，因此各地的僧阶制度也不尽一致。
根据2005年国家宗教局政策法规司西双版纳调研工作会议中获得有关资料，西双版纳“润”派的僧阶由低到高分为帕（沙弥）、都（比丘）、祜巴（长老）、沙弥（沙门统长老）、桑卡拉扎（僧正长老）、松列（僧王）、阿嘎牟尼（大僧正长老）7个等级。在年轻男子入寺成为“帕”前，首先要成为“贺勇”，这只是一个称谓，不属于僧阶之列。傣族年轻男子在一定时期，被父母送往佛寺，不剃头、不披袈裟，只在寺院内学习傣文和简单的佛教仪规，为将来升为和尚奠定文字和品德基础，傣语将这一类年轻男子称为“贺勇”。升和尚对于傣族男子而言是一件大事，他们认为只有当过和尚的人才能掌握成为真正男人应该具备的条件，才有资格成为社会支柱，成为家庭主力，受到他人的尊重。佛寺中的帕须持沙弥戒，共有“十戒”，他们不仅要学习和诵经，还必须承担寺内杂务劳动、服侍长老、外出化缘等，并不得与“都”同吃同坐，一切行动必须遵从“都”的安排。“帕”在佛寺中修行至年满20岁时，具备了一定的佛学知识，可向乡（镇）佛协小组提出书面申请，报请县（市）佛教协会审批后，可接受比丘戒，傣语称“波都”，受戒后须持“二百二十七戒”，成为正式和尚。“都”一级僧侣有指导“帕”诵念和习仪的责任，并且可以担任村寨和中心佛寺的住持。受“都”级的戒腊满20年（傣语称“少瓦萨”）以上者，即年龄满40周岁，具有较高的佛学知识，为人正直，思想和作风正派，在信徒和信教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对社会有一定的贡献，经本人同意，各级佛教协会推荐，县（市）宗教事务部门审查，报请州级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可以举行“祜巴”晋升仪式。对一些有影响的僧侣升为高级僧阶，还需要报请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才能进行晋升。
（5） 中国南传佛教戒律
严格地说，南传佛教在戒律上只分：“五戒”优婆塞（男居士）和优婆夷（女居士）、“八戒”优婆塞（男居士）和优婆夷（女居士）、“十戒”沙弥和沙弥尼、“二百二十七戒”比丘。比丘戒与汉传佛教的具足戒稍有不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比丘戒分八段，共有“二百二十七戒”，较汉传佛教具足戒少了23条。“五戒”与汉传佛教相同，“八戒”中增加了“六戒——过午不食、七戒——不作歌舞、八戒——不涂香水”，“十戒”与汉传佛教完全一致。现南传佛教一般不传比丘尼戒。中国南传佛教现已没有比丘尼，沙弥尼现有30多位。(云南省佛教协会：《中国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2005年9月1日。)
3.中国南传佛教的典籍
中国南传佛教各教派尽管在持戒的宽严、寺院的建筑、行教的区域方面有种种差别，但是在佛教经典和教义上却相当统一。
（1）南传上座部佛教更多地保持了佛陀释迦牟尼的原始教义，以苦谛为中心，解脱为目的。佛陀早期宣讲的思想如中道、八正道、四谛、五蕴、缘起、十二因缘、三法印等学说，形成了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教义的基本内容。在原始教义中，没有迷信与神怪之论，从而形成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认识论和修行观上的独有特点，即佛教信徒供奉佛陀而不供奉菩萨，并且不将佛陀当作神，而是看作高僧或导师，并且修行的目的是求得个人解脱，即“阿罗汉果”，并不是为了成佛。
（2）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主要流行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有《律藏》、《经藏》、《论藏》和《藏外》四个部分，合称《南传大藏经》，也称有84 000卷，皆源自5世纪斯里兰卡大寺觉音所译的巴利语佛经。目前，中国南传佛教现实运用的是三藏经（Sanbhidhidhaka）、委经（维纳）、佛陀本生经。保存的佛教经典使用的文字主要是傣泐文，其次还有少量缅文、泰文。此外，最早流行于德宏地区的傣那文，也用来传抄辅助性经文。巴利语藏经的编次为律、经、论、藏外，但傣文《三藏》未将《藏外》列入其中。
4.中国南传佛教佛事活动与节日
佛事活动按时间划分可分为定期、不定期和日常活动。
（1） 定期活动
定期活动就是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举办活动。活动有浴佛节（泼水节，傣历新年，每一年有些差异）、入雨安居节（傣历九月十五日）、出雨安居节（傣历十二月十五日）、在雨安居内的11次戒日（第七日或八日举行一次）、干朵等等。
（2） 不定期活动
不定期活动就是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选择具体时间进行的活动。活动包括赕佛塔、赕广母赛、赕佛经、赕袈裟、烧白柴（摆松落）晋升活动、诵寨心和佛像、各种佛教建筑的开光法会。
（3） 日常活动
日常佛教活动是指天天都可能有的活动。如：人死、人病、做事不顺、上新房等，邀请僧人到家中为主人诵经、拴线，到佛寺放生。亲人死去，后人可拿送给他的衣物、食品等到佛寺里为他滴水，或为死去的人赕佛经，傣语叫“赕旦庄批呆”。每年或二三年一次邀请僧团给寨心诵经。另外建佛寺、佛塔和塑佛像等佛教建筑都要请僧人开光，信众滴水以示积德。信徒做任何布施或善事，皆可请僧人诵经以表积德等等。
中国南传佛教在部分地区为全民信仰，重大佛教节日的佛事活动带有民俗节庆色彩。上座部佛教信众凡遇结婚、建新房等喜事，以及病痛、灾厄及丧葬等，都会请僧人到家中诵经、拴线，或者到佛寺放生、布施。佛教信仰已经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5. 中国南传佛教与南传佛教文化圈区域国家的关系
南传佛教由源头国家斯里兰卡及与中国云南相邻的泰国、老挝、缅甸等国家共同组成南传佛教文化圈。南传佛教贝叶典籍不仅存留在我国广大的傣族聚居地区，如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州、德宏州以及孟连、耿马、景谷、元江、新平、双江、金平等县，而且还存留于与中国傣族族源相同（即同为百越族群后裔）、信仰相同（即共同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东南亚与南亚诸国的相关地区，如泰国的泰族地区、老挝的老族地区、缅甸的掸族地区以及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一些地区等。
历史上中国南传佛教与周边东南亚国家一直保持友好睦邻互信关系，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未间断过。近年来，云南省佛教协会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先生的领导下，秉承了中国南传佛教与东南亚国家历史上友好交往的传统，多次到周边国家及斯里兰卡访问交流。祜巴龙庄勐长老等中国南传佛教法师多次参加由中国佛教协会组织的大型法务活动和对外交流活动并积极开展国际佛教友好交流活动。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先后接待了缅甸、泰国、老挝、韩国、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组织和人士，特别是接待了数千名缅甸佛教徒参加西双版纳总佛寺方丈楼落成法会，以及数千名缅甸、老挝、泰国佛教徒参加晋升祜巴勐庆典法会。西双版纳州佛教界也组团出席缅甸大其力瓦赛勐举行的“傣文版大藏经”出版发行法会。数千名信众过境到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南板地区参加240金塔与佛寺大殿开光仪式。祜巴龙庄勐长老等还代表州政府参加缅甸第二行区（佤邦）邦康大金塔开光法会。2005年10月16~24日云南省佛教协会组团赴斯里兰卡迎请菩提树苗。据史籍记载，佛陀于古印度菩提伽耶一株菩提树下悟道，后来印度阿育王之女僧伽密多比丘尼将该树的分枝移植到斯里兰卡古城阿努拉达普拉，繁衍至今，被奉为斯里兰卡佛教圣树。此次迎请的菩提树苗即是从该树分枝的。(云南省佛教协会：《关于云南上座部佛教情况的调研报告》，2005年11月1日。)
近年来，中国南传佛教还充分利用东南亚佛教教育资源，选派学僧到国内外参学。截至2005年，据不完全统计，到斯里兰卡4人，泰国10人，缅甸5人。除公派留学外，还有不少学僧自费赴泰、缅等国学习巴利语、阿毗达磨等高级佛学课程，丰富了上座部佛教人才的培养方式。经过多年刻苦学习，这些学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已有多名学成归国，成为佛教教育和各项佛教事业的骨干力量。(云南省佛教协会：《关于云南上座部佛教情况的调研报告》，2005年11月1日。)
三、如何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
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是一项研究南传佛教必须做的基础性工作，南传上座部佛教从斯里兰卡传入中国境内以后其典籍大多刻写在“贝叶”上，迄今为止中国南传佛教的大多数经文典籍仍为巴利文，一部分为老傣文，散见于南传佛教传播的各部派及民间。另一个原因是语言的障碍，傣族的宗教家和学者懂巴利文、傣文，但不懂汉语的佛经典籍。而他族的佛学专家和学者又不懂巴利文。因此关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历史与现状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几乎无人涉足。许多专家学者仅仅把南传上座部佛教放在对傣族研究的辅助地位，这方面的资料散见于各种关于傣族的研究中，所需资料散见于各类对傣族的研究中，没有形成专题的研究，没有前人的资料和经验可资参考，因此资料零散，其搜集整理工作是这项课题研究的难点，同时，资料的流失情况也比较严重，这更增加了资料搜集的难度。基于这样的状况，我们认为对中国南传佛教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要以文献资料的定量搜集为主，首先对云南所有的巴利语系南传佛教所在地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搞清楚散布各地的佛教典籍；以能够检索到的文史资料为支撑，按每一个子课题的要求进行系统梳理，对文字记载的一系列文献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每一分类条目都详细注明作者、出处、出版社、出版时间、页码，较全面、清晰地将中国南传佛教的历史沿革和现状反映出来，而不加主观论证。资料来源要考虑多方,傣文要保证一定的比例;中文比例稍少,但英文资料一定不能缺失。以实地调研资料为辅，主要利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云南佛学院及南传佛教传播的西双版纳州、思茅市、临沧市、德宏州和保山市5个州市的南传佛教组织结构、管理体系、节日活动、诵经的调式等内容，通过对僧侣、信众、管理者等目标人群进行问卷调查、重点访谈、录音等方法进行实地调研；利用统计学的方法将调查材料归类于同一文献条目下，注明调查者的名字、调查时间、调查地点、调查对象。同时，还将充分利用网络技术，通过网络搜集资料，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使资源得到最大利用。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是指在中国境内传播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近代佛学研究者为了整个佛教学说研究的方便，将佛教学说按照语言文字分为三大系，即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南传上座部属于巴利语系，因为其三藏典籍和许多重要著作都是用巴利语写的。如就所属部派来讲，凡是信仰上座部佛法及皈依教团的都可称为上座部佛教或南传佛教。如盛行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已有1 400多年的历史（据傣历纪年），流行越南南部的上空部佛教，甚至近代传到欧美的上座部佛教，亦可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或南传佛教。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于云南境内滇南、滇西和滇西南的六个州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思茅市、临沧市、保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傣族是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主体民族，此外基诺族、德昂族、阿昌族、布朗族、佤族及少部分彝族也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其中，傣族、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四个民族在边境地区跨境而居。与汉语系、藏语系比较，三语系中属巴利语系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研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是宗教学研究的薄弱部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南传上座部佛教从斯里兰卡传入中国境内以后其典籍大多刻写在“贝叶”上。据傣文史料记载，大约距今1 900~2 000年前傣族先民布塔果沙听最先将傣文刻写在贝叶上，从此，贝叶成为傣族刻文记事的物质载体，世代刻写，相传仅佛教经典“三藏经”就有84 000部，即经藏21 000部、律藏21 000部、论藏42 000部。《苏典打比达嘎》、《帷乃牙比达嘎》和《阿皮坦玛比达嘎》（经藏、律藏和论藏的傣文音译）是用巴利文刻写的“三藏经”的一部分。迄今为止中国南传佛教的大多数经文典籍仍为巴利文，一部分为老傣文，保存时间至多300~400年。南传上座部佛教传播的范围相对狭窄（限于云南省）。还有一个原因是语言的障碍，傣族的宗教家和学者懂巴利文、傣文，但不懂汉语的佛经典籍。而非傣族的佛学专家和学者又不懂巴利文，很难涉足其中。因此关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历史与现状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几乎无人涉足。许多专家学者仅仅把南传上座部佛教放在对傣族研究的辅助地位，这方面的资料散见于各种关于傣族的研究中。有关傣族的研究多少都要涉及南传上座部佛教，大致集中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对傣族社会、文化、民俗、经济的影响等方面。但缺乏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献资料系统的搜集整理，使得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很难开展，更无法深入。目前国内尚未出现有关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系统研究的成果，在中国佛教三语系研究中有关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最弱。因此，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研究的基础，也是宗教学不可缺少的部分，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本身的规范建设也很重要。只有扎扎实实地做好了这一基础工作，才能深入挖掘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为党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构建作出积极贡献
基于上述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研究的现状，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这一基础研究工作的必要性。
从地缘关系看，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毗邻，这些东南亚国家普遍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目前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众已超过1亿人，具有信众多、覆盖面广等特点。云南省及周边东南亚国家同属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但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但目前国内没有专门的学术机构致力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因此，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历史与现状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这一基础工作，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从国际关系看，中华民族要实现和平崛起，需要有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与周边国家保持和发展稳定、和睦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要以经济联系为基础，但在最高的层面上体现为国家之间的互信文化关系。因此，扩大、发展和维护文化交流，是在经济上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重大举措之后，在文化上与东盟构建互信合作的睦邻关系，为我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需要及时跟进的战略举措。其次，和平崛起，国家能力建设，在国际上维护我国的利益，需要发展和输出我国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就包括文化的输出和交流。文化上的认同势必为现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合作基础，为国家间政治交往、经济发展提供宽松的周边环境。利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宗教（主要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与东南亚的联系，促进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了解和交流，发展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国内方面看，加强南传上座部佛教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做好宗教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前提。无论对政府管理部门还是佛教团体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南传上座部佛教本身的规范有着很大的帮助。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云南省独有，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区域有着3 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其中涉及较多的跨境而居的民族，这项研究涉及民族、宗教、边疆（边防）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众多领域，事关国家安全、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大局。中国南传佛教与东南亚各国南传佛教同源同质，这种同源同质的文化底蕴也将为我国3 000多公里的边境线提供安全保障，促进边境稳定、边疆发展。其次，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在我国建设各方面协调健康发展的和谐社会，要求执政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充分发挥宗教在社会治理、净化人心方面的功能。
从学术方面看，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严格的学术研究的基础，这项研究是第一次综合性地对南传上座部佛教进行的一次梳理，将会改善这一领域基础研究薄弱的现状，为后人的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及相关经验。在此之前并无关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较为全面的资料结集，对今后此方面的研究有着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意义。另一方面使国内外在了解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历史和现状的同时，对傣族、布朗族等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促进作用。因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宗教，对宗教的认识和研究是文化研究的重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云南文化产业开发，都离不开对宗教文化的深度挖掘。
二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的范围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献资料涉及面广，西双版纳自治州、思茅市、德宏州、临沧市、保山市等地区不同部派之间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资料的搜集整理难度大，见于文字的典籍散见于巴利文、老傣文、新傣文等中。在此基础上课题立足于田野调查，从以下几方面对中国南传佛教资料进行一次相对系统、规范的梳理：
1. 中国南传佛教历史沿革
依照南传上座部佛教各国传统的说法，佛灭于公元前544年或543年，佛寂灭之后便由他的弟子摩诃迦叶主持，召集了五百长老于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在阿阇世王的协助之下，诵集了佛陀生前所说的教法。这次集会把当时诵出的教法分为毗奈耶（戒律）和达摩（法）两大类（律藏和经藏）。达摩被编成5集，即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及小部。这些经典和戒律编好之后，分别托付一些教师传授弟子，使其以口授的方式代代保存下去。佛教史上称之为第一次“结集”。在佛涅槃一百年后，僧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其主要原因是对于戒律的见解有分歧。据说当时以吠舍离为根据地的东部比丘，做了一些与原始教规相违背的事，而西部的舍耶比丘对此加以反对，并且邀请东西方的七百位长老在吠舍离举行第二次结集，以人数说名为“七百结集”，从地点说又名“吠舍离结集”。僧团公开分裂成为“大众部”和“上座部”两大派。佛灭后二百多年，是印度历史上最著名的阿育王统治时期，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下，一千位长老举行了第三次结集，会诵出比较完整的经律论主要成分。据说现存的上座部巴利语三藏，就是这次大会最后编订的。这次大会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是派遣传教团到世界各国去传播佛教。传教团不但可以传播佛法，还可以建立新的比丘僧团。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和四位长老被派往僧诃罗（今斯里兰卡），在提婆南毗耶帝沙统治时期（公元前250~前210年）他们传教很顺利，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使国王大臣和百姓信仰佛教，建立了比丘僧团，创建塔寺，著名的大寺就是这个时候建的。到了伐多伽摩尼阿巴耶王时期（公元前101~前77年），在斯里兰卡阿卢寺举行了一次由罗揭多主持的重要结集。五百长老诵出上座部的三藏和义疏，并决定把一向口口相传的三藏经典第一次用巴利文写在贝叶上保存。这对后来上座部佛教长期流传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阿耨楼陀：《略述南传上座部佛教之源流》，载《彩云法雨》，2005年第1期。)斯里兰卡的史学家评说：“保存印度早已失传的巴利文上座部圣典，是僧诃罗民族对人类文化遗产最伟大的贡献。”《(锡兰简明史》，第122页。)如此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历史沿革的线条大约是：佛教发源于印度，后来向国外传播发展，分成两大系统。向南方流传的，传到斯里兰卡，后再传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云南傣族地区，属于南传佛教。中国南传佛教从斯里兰卡沿途传入云南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泰国进入思茅孟连、西双版纳地区，另一条是从缅甸进入临沧、德宏、保山地区。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历史上曾经流传的有润拔（摆拔或山林派）、润顺（摆顺或花园派）、左底、摆奘和朵列五个宗派。润拔和润顺都属暹罗派，现在已难以区分，都叫润派了。这两个宗派在14世纪产生于泰国清迈，即山林派总部在瓦拔琅（拔琅佛寺），花园派总部在今瓦顺罗（花园寺）。缅甸派的朵列、摆奘和左底先后传入德宏地区、临沧地区孟定镇。南传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文字作为载体经历了从巴利文—兰纳文—老傣文—西双版纳新傣文的演变。
2中国南传佛教寺院及寺院建设
（1） 中国南传佛教的寺院
中国南传佛教的佛寺俗称奘房、缅寺，分汉式及缅式。与汉族居住地接近的地区受汉族建筑的影响，粉墙砖瓦，高大壮丽，屋顶为重叠的两层或三层，上小下大，俗称“孔明帽式”，悬挂汉字金匾，传说是模仿诸葛亮所戴帽子的样式建造的。德宏、临沧地区接近缅甸边境的佛寺为干栏式建筑，外墙多用厚木板，屋顶用铅皮、石棉瓦等材料盖作重叠相连的大平房。一般说来，大村寨的佛寺较大，小村寨的佛寺小一些。佤族山寨也有竹建的茅屋佛寺，现在已不多见。无论汉式还是缅式佛寺，内部陈设大体相同，进大殿正中供奉一尊释迦牟尼大佛，大多用泥塑装金，也有少数材质为缅玉。大佛周围供奉着若干尊信众赕的佛像，有材质为玉石的也有木刻饰金的，大小不一。大殿四壁挂满了手工绘制的彩色布幅，有佛像也有佛经故事。墙壁上和佛像基座四围也绘着佛本生经故事。大殿的梁柱间悬着佛幡与佛伞。从大殿到佛座前有三层台阶，第一层任何人都可以上，第二层需脱鞋才能上，第三层禁止妇女上。近佛座处有一个高台，这就是大和尚代表佛讲经说法的宝座。江应樑：《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2） 中国南传佛教宗派
南传佛教传入中国后分出不同教派，除四大教派外不同地区存在不同教派。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有5个小派：润坝（山林）、润顺（花园）、摆奘、朵列和左底。润坝、润顺分布在以西双版纳、思茅、德宏、临沧、保山等地为主的五个州市，摆奘分布于德宏州和保山市，朵列分布于德宏州、保山市及临沧市。
（3） 中国南传佛教的佛寺组织
中国南传佛教受到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的影响，在佛寺组织、僧伽制度、戒律、教义和经典等方面都有相近之处，拥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这套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形成了具有中国南传佛教特点的制度和组织。
中国南传佛教传播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前曾实行过封建领主制，大部分南传上座部佛教僧团都与封建行政机构平行对等，相辅相成。僧团组织是按行政规格分级别的，从而产生了“洼龙—中心佛寺—布萨堂佛寺（戒堂）—村寨佛寺”的等级制。以西双版纳为例，最高一级佛寺设在召片领所在地，首府景洪宣慰街，称为“洼龙”，即大佛寺。“洼龙”统辖西双版纳境内的所有佛寺，领导全境的佛教事务，批准高僧的晋升资格，主持新任召片领的就职仪式和勐级土司的任命仪式。“洼龙”的住持必须由祜巴以上级别的僧人才能担任。中心佛寺在召片领属下的各勐土司所在地，住持由祜巴担任，统管全勐佛寺及佛事活动，任免各佛寺住持，批准勐内高僧晋升。布萨堂佛寺也称“告波苏”，为中心佛寺的下属佛寺，负责管辖一定区域内的若干村寨佛寺。布萨堂佛寺的住持可由“都”级僧人担任，一般称为“乌巴赛”。村寨佛寺则主要负责主持本村寨的佛事活动和小范围内的僧侣修习，接受以上三级佛寺的管理，住持由“都”级僧侣担任。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成立党政宗教管理机构外，各地区由佛教界自发组织成立了地方性佛教团体——佛教协会，是党和政府联系宗教界人士及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1957年，西双版纳州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西双版纳分会”，并于1996年改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教协会”，会址设在西双版纳总佛寺，下辖景洪市佛教协会、勐海县佛教协会、勐腊县佛教协会。德宏州也与西双版纳州同期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德宏州分会”，并于1963年改称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佛教协会”，会址设在芒市菩提寺，下辖潞西市佛教协会、瑞丽市佛教协会、陇川县佛教协会、盈江县佛教协会和梁河县佛教协会。临沧市在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临沧地区分会”，县属的临翔区佛教协会、耿马县佛教协会、凤庆县佛教协会、云县佛教协会、沧源县佛教协会和双江县佛教协会已恢复或新建成立。思茅市景谷县和孟连县也已成立县属佛教协会。县属佛教协会下辖若干佛协小组，佛协小组主要负责在固定乡镇内或一定区域内若干个村寨的佛教事务，特别是对于所辖村寨佛寺中有争议的事务或惩处犯戒僧侣的情况时，佛协小组具有首席决定权。佛协小组的成员一般由学识较高和德高望重的僧侣和居士组成。各村寨寺院中增设了寺院管理员，寺院的佛事管理层由僧侣、管理员和佛事主礼人组成。僧侣仅负责寺院的法务活动，不参与财务管理，但对寺院重大事务有监督权和决定权；管理员一般由还俗的居士担任，并且要求其具备较强的佛学知识和综合能力，主要负责寺院的财务、基础建设、环境卫生和对外联系等事务，同时协助寺院住持组织佛事活动，管理员接受村民小组和佛协小组的双重管理；佛事主礼人（德宏称为“贺录”，保山、思茅、临沧大部分称为“安章”、“阿章”，西双版纳称为“波章”）则主要负责联系信教群众，担任佛事活动主礼人。佛协小组、佛寺管理员和村民小组采取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一般为同期换届。云南省佛教协会：《中国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2005年9月1日。
（4） 中国南传佛教僧伽制度
上座部佛教实行佛寺等级制的同时，也实行严格的僧侣阶级制。由于佛教传入各地的时间有先有后，加之派系繁多，教制有别，因此各地的僧阶制度也不尽一致。
根据2005年国家宗教局政策法规司西双版纳调研工作会议中获得有关资料，西双版纳“润”派的僧阶由低到高分为帕（沙弥）、都（比丘）、祜巴（长老）、沙弥（沙门统长老）、桑卡拉扎（僧正长老）、松列（僧王）、阿嘎牟尼（大僧正长老）7个等级。在年轻男子入寺成为“帕”前，首先要成为“贺勇”，这只是一个称谓，不属于僧阶之列。傣族年轻男子在一定时期，被父母送往佛寺，不剃头、不披袈裟，只在寺院内学习傣文和简单的佛教仪规，为将来升为和尚奠定文字和品德基础，傣语将这一类年轻男子称为“贺勇”。升和尚对于傣族男子而言是一件大事，他们认为只有当过和尚的人才能掌握成为真正男人应该具备的条件，才有资格成为社会支柱，成为家庭主力，受到他人的尊重。佛寺中的帕须持沙弥戒，共有“十戒”，他们不仅要学习和诵经，还必须承担寺内杂务劳动、服侍长老、外出化缘等，并不得与“都”同吃同坐，一切行动必须遵从“都”的安排。“帕”在佛寺中修行至年满20岁时，具备了一定的佛学知识，可向乡（镇）佛协小组提出书面申请，报请县（市）佛教协会审批后，可接受比丘戒，傣语称“波都”，受戒后须持“二百二十七戒”，成为正式和尚。“都”一级僧侣有指导“帕”诵念和习仪的责任，并且可以担任村寨和中心佛寺的住持。受“都”级的戒腊满20年（傣语称“少瓦萨”）以上者，即年龄满40周岁，具有较高的佛学知识，为人正直，思想和作风正派，在信徒和信教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对社会有一定的贡献，经本人同意，各级佛教协会推荐，县（市）宗教事务部门审查，报请州级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可以举行“祜巴”晋升仪式。对一些有影响的僧侣升为高级僧阶，还需要报请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才能进行晋升。
（5） 中国南传佛教戒律
严格地说，南传佛教在戒律上只分：“五戒”优婆塞（男居士）和优婆夷（女居士）、“八戒”优婆塞（男居士）和优婆夷（女居士）、“十戒”沙弥和沙弥尼、“二百二十七戒”比丘。比丘戒与汉传佛教的具足戒稍有不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比丘戒分八段，共有“二百二十七戒”，较汉传佛教具足戒少了23条。“五戒”与汉传佛教相同，“八戒”中增加了“六戒——过午不食、七戒——不作歌舞、八戒——不涂香水”，“十戒”与汉传佛教完全一致。现南传佛教一般不传比丘尼戒。中国南传佛教现已没有比丘尼，沙弥尼现有30多位。(云南省佛教协会：《中国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2005年9月1日。)
3.中国南传佛教的典籍
中国南传佛教各教派尽管在持戒的宽严、寺院的建筑、行教的区域方面有种种差别，但是在佛教经典和教义上却相当统一。
（1）南传上座部佛教更多地保持了佛陀释迦牟尼的原始教义，以苦谛为中心，解脱为目的。佛陀早期宣讲的思想如中道、八正道、四谛、五蕴、缘起、十二因缘、三法印等学说，形成了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教义的基本内容。在原始教义中，没有迷信与神怪之论，从而形成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认识论和修行观上的独有特点，即佛教信徒供奉佛陀而不供奉菩萨，并且不将佛陀当作神，而是看作高僧或导师，并且修行的目的是求得个人解脱，即“阿罗汉果”，并不是为了成佛。
（2）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主要流行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有《律藏》、《经藏》、《论藏》和《藏外》四个部分，合称《南传大藏经》，也称有84 000卷，皆源自5世纪斯里兰卡大寺觉音所译的巴利语佛经。目前，中国南传佛教现实运用的是三藏经（Sanbhidhidhaka）、委经（维纳）、佛陀本生经。保存的佛教经典使用的文字主要是傣泐文，其次还有少量缅文、泰文。此外，最早流行于德宏地区的傣那文，也用来传抄辅助性经文。巴利语藏经的编次为律、经、论、藏外，但傣文《三藏》未将《藏外》列入其中。
4.中国南传佛教佛事活动与节日
佛事活动按时间划分可分为定期、不定期和日常活动。
（1） 定期活动
定期活动就是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举办活动。活动有浴佛节（泼水节，傣历新年，每一年有些差异）、入雨安居节（傣历九月十五日）、出雨安居节（傣历十二月十五日）、在雨安居内的11次戒日（第七日或八日举行一次）、干朵等等。
（2） 不定期活动
不定期活动就是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选择具体时间进行的活动。活动包括赕佛塔、赕广母赛、赕佛经、赕袈裟、烧白柴（摆松落）晋升活动、诵寨心和佛像、各种佛教建筑的开光法会。
（3） 日常活动
日常佛教活动是指天天都可能有的活动。如：人死、人病、做事不顺、上新房等，邀请僧人到家中为主人诵经、拴线，到佛寺放生。亲人死去，后人可拿送给他的衣物、食品等到佛寺里为他滴水，或为死去的人赕佛经，傣语叫“赕旦庄批呆”。每年或二三年一次邀请僧团给寨心诵经。另外建佛寺、佛塔和塑佛像等佛教建筑都要请僧人开光，信众滴水以示积德。信徒做任何布施或善事，皆可请僧人诵经以表积德等等。
中国南传佛教在部分地区为全民信仰，重大佛教节日的佛事活动带有民俗节庆色彩。上座部佛教信众凡遇结婚、建新房等喜事，以及病痛、灾厄及丧葬等，都会请僧人到家中诵经、拴线，或者到佛寺放生、布施。佛教信仰已经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5. 中国南传佛教与南传佛教文化圈区域国家的关系
南传佛教由源头国家斯里兰卡及与中国云南相邻的泰国、老挝、缅甸等国家共同组成南传佛教文化圈。南传佛教贝叶典籍不仅存留在我国广大的傣族聚居地区，如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州、德宏州以及孟连、耿马、景谷、元江、新平、双江、金平等县，而且还存留于与中国傣族族源相同（即同为百越族群后裔）、信仰相同（即共同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东南亚与南亚诸国的相关地区，如泰国的泰族地区、老挝的老族地区、缅甸的掸族地区以及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一些地区等。
历史上中国南传佛教与周边东南亚国家一直保持友好睦邻互信关系，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未间断过。近年来，云南省佛教协会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先生的领导下，秉承了中国南传佛教与东南亚国家历史上友好交往的传统，多次到周边国家及斯里兰卡访问交流。祜巴龙庄勐长老等中国南传佛教法师多次参加由中国佛教协会组织的大型法务活动和对外交流活动并积极开展国际佛教友好交流活动。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先后接待了缅甸、泰国、老挝、韩国、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组织和人士，特别是接待了数千名缅甸佛教徒参加西双版纳总佛寺方丈楼落成法会，以及数千名缅甸、老挝、泰国佛教徒参加晋升祜巴勐庆典法会。西双版纳州佛教界也组团出席缅甸大其力瓦赛勐举行的“傣文版大藏经”出版发行法会。数千名信众过境到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南板地区参加240金塔与佛寺大殿开光仪式。祜巴龙庄勐长老等还代表州政府参加缅甸第二行区（佤邦）邦康大金塔开光法会。2005年10月16~24日云南省佛教协会组团赴斯里兰卡迎请菩提树苗。据史籍记载，佛陀于古印度菩提伽耶一株菩提树下悟道，后来印度阿育王之女僧伽密多比丘尼将该树的分枝移植到斯里兰卡古城阿努拉达普拉，繁衍至今，被奉为斯里兰卡佛教圣树。此次迎请的菩提树苗即是从该树分枝的。(云南省佛教协会：《关于云南上座部佛教情况的调研报告》，2005年11月1日。)
近年来，中国南传佛教还充分利用东南亚佛教教育资源，选派学僧到国内外参学。截至2005年，据不完全统计，到斯里兰卡4人，泰国10人，缅甸5人。除公派留学外，还有不少学僧自费赴泰、缅等国学习巴利语、阿毗达磨等高级佛学课程，丰富了上座部佛教人才的培养方式。经过多年刻苦学习，这些学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已有多名学成归国，成为佛教教育和各项佛教事业的骨干力量。(云南省佛教协会：《关于云南上座部佛教情况的调研报告》，2005年11月1日。)
三、如何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
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是一项研究南传佛教必须做的基础性工作，南传上座部佛教从斯里兰卡传入中国境内以后其典籍大多刻写在“贝叶”上，迄今为止中国南传佛教的大多数经文典籍仍为巴利文，一部分为老傣文，散见于南传佛教传播的各部派及民间。另一个原因是语言的障碍，傣族的宗教家和学者懂巴利文、傣文，但不懂汉语的佛经典籍。而他族的佛学专家和学者又不懂巴利文。因此关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历史与现状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几乎无人涉足。许多专家学者仅仅把南传上座部佛教放在对傣族研究的辅助地位，这方面的资料散见于各种关于傣族的研究中，所需资料散见于各类对傣族的研究中，没有形成专题的研究，没有前人的资料和经验可资参考，因此资料零散，其搜集整理工作是这项课题研究的难点，同时，资料的流失情况也比较严重，这更增加了资料搜集的难度。基于这样的状况，我们认为对中国南传佛教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要以文献资料的定量搜集为主，首先对云南所有的巴利语系南传佛教所在地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搞清楚散布各地的佛教典籍；以能够检索到的文史资料为支撑，按每一个子课题的要求进行系统梳理，对文字记载的一系列文献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每一分类条目都详细注明作者、出处、出版社、出版时间、页码，较全面、清晰地将中国南传佛教的历史沿革和现状反映出来，而不加主观论证。资料来源要考虑多方,傣文要保证一定的比例;中文比例稍少,但英文资料一定不能缺失。以实地调研资料为辅，主要利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云南佛学院及南传佛教传播的西双版纳州、思茅市、临沧市、德宏州和保山市5个州市的南传佛教组织结构、管理体系、节日活动、诵经的调式等内容，通过对僧侣、信众、管理者等目标人群进行问卷调查、重点访谈、录音等方法进行实地调研；利用统计学的方法将调查材料归类于同一文献条目下，注明调查者的名字、调查时间、调查地点、调查对象。同时，还将充分利用网络技术，通过网络搜集资料，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使资源得到最大利用。
本文责编：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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