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下游古代百越民族著名的河姆渡新石器文化,发现了与上述地区类似的陶器和稻谷遗物及杆栏式建筑,习于舟揖、使用有肩石斧等生产生活习俗。而长江下游古代百越民族的青铜器也是弛名于世的。笔者认为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古滇越民族和长江下游江浙一带的古百越民族,都有着从新石器时代的种植水稻、制造陶器到跨人青铜器时代相互联系的社会生产发展史。 1980年第一次铜鼓学术讨论会的结论说:“首创铜鼓的民族是濮;铜鼓的发源地在云南中部偏西地区;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铜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铜鼓在滇池地区成熟后才传到百越地区…”。笔者认为在今天被认为是濮系统的后裔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没有发现保留原始制陶的痕迹(个别地区性的佤族向傣族学会了制陶),据了解这些民族在历史上也不会制造陶器。万家坝出土的原始铜鼓,保留原始陶斧的形状,停留在炊具、乐器(祭祀用具)分工不严格的阶段。不会制造陶器的濮系统的民族要一下子生产出与原始陶器相类似的原始铜鼓,在正常情况下,设有此掌握原始制陶技术的滇越民族是原始铜鼓的制造者,更符合生产的发展逻辑。另外,如前所言,现代称为濮系统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在古代并没有生活在澜沧江以东的滇中地区,因此,首创铜鼓的民族是濮的说法待商榷,如果说首创铜鼓的民族,濮是古代越濮含混的称谓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制陶是继火的使用之后,农耕民族对自然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农耕民族对火、水、土综合利用制成陶器后,在技术上为迎来青铜时代打下了基础。 对此,笔者还是引用傣族史诗《巴塔麻戛捧尚罗》来说明原始制陶与铜时代的关系,史诗说: 石头容易断, 木棒容易折, 地下有青铜, 地下有红铜…… 挖出来吧! 用大火热烧, 你们记住吧, 这叫做“蛮列”; 这叫做“蛮短”, (原注:蛮列:傣语,炼铁;蛮短,炼铜)。 史诗还说,会炼铜的人以后就成了“赞”(傣语工匠的意思)。史诗把傣族先民发明炼铜、炼铁放在傣族先民发明制造陶器之后,也就是说傣族先民有了制陶的经验,再发明炼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发明了炼铜,出现了工匠,傣族社会也从新石器时代进人了新的历史时期—青铜时代。从新石器时代进人青铜时代是人类社会一次伟大飞跃,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确立起来。人类社会像傣族史诗所说的就进人了大兴旺的时代。 傣族史诗关于傣族先民发明原始制陶到发明炼铜的过程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属濮系统后裔的佤族,近代虽然有使用铜鼓的习惯,但是佤族使用的铜鼓都是外地传入的,佤族本身并不会制造铜鼓,只有木鼓是佤族制造的。如前所述长江上游的滇越民族和长江下游的百越民族都有着从种植水稻和制陶基础上进人青铜时代的生产发展史。由于生产技术上内在的联系,同一系统民族之间在相同生产基础上进行技术交流,也比没有共同生产基础上的交流方便得多。因此,也不应排除滇越民族,首创铜鼓后,沿着长江流域传向百越地区的可能性。 笔者推测在滇池、洱海一带的滇越民族,从事水稻农耕、制陶基础上进人青铜时代后,建立了以滇池为中心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工邛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民族。这个“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民族即古滇民族建立的滇王国,考古发掘证实是一个农奴制社会,滇王国农奴有熟练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发达的制陶、纺织、青铜冶炼工艺。滇王国的农奴制社会在出土的青铜器中都有高度写实主义模型的反映。古滇越民族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光辉灿烂的青铜文明。 这此古代滇王国珍贵的青铜文物,不但生动地记录了两千多年前古滇王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的真实情况,而且其中的一些社会习俗在现代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中仍然保留着,如:椎髻发式、桶裙服饰、纹身习俗、座织(原始的织布技术)、赶集、杆栏式建筑、镖牛习俗等等,这对研究古滇王国的民族与现代云南少数民族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同时,这些古滇青铜文物还以独特的地方和民族色彩在世界青铜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就是古滇青铜文化的代表作,这是一组别具一格的动物群雕,主要动物是象征古滇人社会善良和财富的峰牛及代表残暴势力的猛虎。峰牛由大峰牛和小峰牛组成,大峰牛雄壮坚强有力,象磐石一样屹立着,小峰牛温驯可爱,藏在大峰牛的服下,而一头很凶残的猛虎正在攻击大牛,紧紧咬住其尾部不放。这生死搏斗,震撼人心瞬间的时刻,被古滇青铜艺术家巧妙地构思成一个祭祀重器。这件古滇青铜器用写实主义的手法,象征性地折射出古代云南滇王国从事农耕的主体民族滇人与另一游牧民族昆明人在青铜时代,民族与民族之间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关系被凝固成为了古滇文化的史诗。 云南的古滇青铜文化除带有独特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外,还有一些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同时,还带有一定的南方古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外域青铜文化的痕迹。对此,本文就不加以论述了。 来源:《中国云南•新平花腰傣文化国际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