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多彩的花腰傣
花腰傣是傣族大家庭中多姿多彩的一个支系，自称傣雅、傣洒、傣仲、傣卡等。他称花腰傣。因其服饰既古朴典雅，又雍容华贵，绚丽多彩，银饰琳琅，彩带层层束腰而著称。
傣族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居住在我国的云南省澜沧江流域、金沙江流域、瑞江流域、李仙江流域和元江流域的河谷坝区。傣族远古属百越族群的一支，现在与国内的壮、布依、水、侗、黎、么佬等族同属一个语族。傣族是一个跨境居住的民族，跟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老挝的老族、越南的沙族等，在历史和族源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傣族总人口1014318人（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排列第18位，占云南少数民族人口第4位。由于高山封闭，江河阻隔，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态势，主要聚居区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元江中游的新平、元江两个自治县及思茅、临沧地区边境河谷中，长期从事农耕稻作，世代伴水繁衍生息。由于生存的地理环境不同，周围居住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使居住在不同地域中的傣族既有共同的民族特性，又产生了不同的宗教信仰、风俗民情，特别是服饰，更加直观地表现出本民族各支系的历史文化，审美情趣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及烙印。因而，出了傣族傣泐、傣洒、傣绷、傣雅、傣德、傣赛、傣罗、傣栾等自称。还有水傣、旱傣、花腰傣等他称。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得知，傣族中的各种自称都与氏族、家族和原居住地有着密切关系。如新平自治县漠沙，古傣语称勐雅坝，居住在勐雅的傣族自称为傣雅；嘎洒、水塘古傣语称勐洒，居住的傣族自称为傣洒。无论后来迁徙到什么地方，祖藉都不会变，有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烙印。正像到国外居住的中国人称为华侨，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后裔一样。他称则是其他兄弟民族根据傣族支系的服饰、生活习性等产生的称呼，如水傣、旱傣、花腰傣等。汉族史料《蛮书》卷四记述说：“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黑齿蛮以漆漆齿，金齿蛮以金缕片裹其齿，银齿以银。有事出见人则以此为饰，寝食则去之。……绣脚蛮则于踝上腓下，匝刻其肤为文彩。……绣面蛮初生后出月，以针刺面上，以青黛涂之，如绣状”，因而，历朝代称傣族先民为“金齿”、“鸠僚”、“自衣”、“棠魔蛮”等称呼，就是从当时直观的服饰产生的他称。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服饰和共同的心理素质。
花腰傣主要居住在元江中游的新平、元江两个自治县河谷区。元阳、绿春、景洪、石屏等市、县也有少数村居住着花腰傣，当地老人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从元江流域迁徙去的。在元江流域的花腰傣支系聚居区，居住着的6.8万多傣族人口中，仅新平县境内就居住着5万多人。水塘、嘎洒两个乡镇的傣族自称傣洒，服饰用料更为华丽，多以绸锻为主，斗笠小巧精制，戴在脑后髻上，髻周围银饰闪亮，花团锦簇，插着孔雀羽翎，较多保留着纹身染齿的古风遣俗；新平县腰街镇和元江县甘庄镇的花腰傣自称傣卡，其服饰与居住在新平县漠沙、元江县东峨两个乡镇的傣雅基本一样。不同的是，傣雅前额头上经常戴着一顶竹蔑编织的“鸡棕帽”，衣料都是以自织自染的青色土布为主，镶锈五彩缤纷的花边和闪闪发光的银泡图案。在元江、石屏两县接壤的小河底居住着与绿春县骑马坝寨花腰傣服饰完全相同的傣族。其头饰呈干栏式房状，前面系一排银饰，显得古朴而具有特色。花腰傣的支系中，又因血缘和地缘关系，出现了傣洒、傣卡、傣雅、傣仲、傣那等许多亚支系。真可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花腰傣风情万种。
在云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十多年来，我们致力于研究和介绍花腰傣，认真进行田野考察，仔细阅读有关资料，从傣族的原始先民、族源和历史文化进行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对傣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已经撰写了许多文章，多学科进行研讨，达成了一些共识。岩峰、王松、刀保尧在其编著的《傣族文学史》中将众多专家、学者的论点归纳成三种观点：“一曰：单元族源论。认为傣族只有一个族源，傣族的原始先民属百越族群滇越支系的后裔，由于这些原始先民是从古代吴越居住的沿海一带迁徒而来，因而这种观点又可称为外迁论；二曰：双重族源论。认为傣族原始先民有两个源头，一是来自百越族群，是百越族群的后裔；二是来自早就在澜沧江流域、怒江流域和元江流域一带生息繁衍的土著先民，是由外迁来的百越族群与本地土著融合而成。因而这种观点，又可称为融合族源论；三曰：多元族源论。认为傣族的原始先民有三个来源，除了百越族群和土著外，还有来自媚公河下游老挝、柬埔寨一带的原始先民。”以上三种说法都有自己的依据。因为史前云南少数民族先民还没有发明文字，汉族很少深人云南腹地，即便是史家所记述的历史也未必都是亲眼所见。所以我们更注重从考古新发现的历史文物中来研究云南傣族的族源和历史。
古滇国是越人一支为主体建立的
要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族源和历史，就必须对云南人类发展作一些简要的阐述。云南出土的大量古生物化石、人类进化的骨骼化石、各个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址，呈现出一条神奇而隐秘的人类发展轨迹：5.3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澄江古生物化石群——1400万年前的人类远祖开远腊玛古猿——800万年前的禄丰腊玛古猿——400万年前的元谋蝴蝶古猿——204万年前的巫山人——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向世界证实人类起源不仅在非洲，亚洲也是人类的发祥地。因而有的学者经过研究认为，亚洲人类起源于滇中高原。滇中温和的气候，丰富的自然物质，适合采集、捕捞的原始先民生存发展。地理的封闭是形成多民族、多支系的原因之一。金沙江（下游称长江）循地万里，贯穿中国江南平原流人东海；元江、澜沧江、怒江都是流向邻国的国际河流。江河在古代都是人类迁徒的主要走廊，因而有的专家学者认为，云南人类始祖及其子孙们有一部分沿着“亚洲的扇子骨水系”走向整个西南和长江中下游广亵大地；有的顺元江、澜沧江、怒江走向东南亚、中亚和亚洲的四面八方，生发了多姿多彩的文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部分走出国门的云南人都是沿着这几条江河走廊去到海外的。
在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中，学者们惊奇地发现了“元谋人”发掘地与傣族居住区的地名联系。据1995年10月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傣族文学史》岩峰、王松等作者研究：“元谋人，的发现地‘那蚌’，跟傣语十分相近，傣语中的‘那’即‘田’、‘蚌’即‘热水塘’，‘那蚌’意为‘有热水塘的田’。这一地名称谓，在当今的傣族地区到处都可以找到。为什么元谋人居住的地名跟傣语十分相近？是不是傣族古代先民也在元谋附近居住过？或是傣族古代先民与作为古人类的元谋人有某种血缘关系？”1965年发现猿人化石的元谋县上那蚌村名确与现在傣族地区的地名十分相似，仅是地名相近，还是元谋人与傣族先民有某种血缘关系？至今还是个谜。
综上所述，云南无疑是世界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一直有着先民开拓这片红土地的踪迹，因而我们可以得出傣族的主体是云南土著民族之一的结论。主要居住在高原湖泊和江河畔，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历史上以捕捞、采集和种植水稻闻名，智慧勤劳，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在云南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大地上，包括傣族先民在内的古越人一支，曾于公元前5世纪至1世纪在滇中地区建立了滇国，延续500余年。张增棋依据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考古新发现撰写的《滇国与滇文化》一书，以大量出土的文物照片和很有见解的研究成果，从各方面介绍了古滇国的情况，特别是青铜文化的辉煌。充实、填补了云南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他以大量的文物形象为凭，证实滇国的主体民族是越人。并强调说：“我所说的滇国主体民族，即滇国古代居民中人数最多，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滇王及其亲属为首的统治集团，就是滇国主体民族的代表。滇国主体民族是我国古代越系民族中的一支，滇国绚丽多姿的青铜文化也主要是由越人创造的。”（云南民族出版社《滇国与滇文化》32页）我们经过对出土青铜器的考察研究，认为张先生的理论是符合历史的。汉文献中最早记载慎国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文中记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榆，名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介绍了当时云南的政治、经济、民族分布及社会发展情况。滇东与今贵州的部分地方有夜郎国，滇中有滇国，北部有邛国，滇西洱海地区有昆明国。《史记•大宛列传》载：“昆明……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日滇越。”在滇西德宏、腾冲一带出现了“滇越”聚居区。在全国范围内及周边国家“百越族群”依水繁衍，兴旺发达。越人分布区域辽阔，种属众多，因而称为“百越族群”。
从战国时期到楚汉相争，汉高祖统一全国这段历时数百年的内地战乱期间，地处西南边疆的滇国由于和平安定，气候优越，自然资源丰富，致力于开发早在商周时期就己发现并开采利用的俞元（今澄江、江川县），律高（今通海县）、贲古（今个旧、蒙自县）铜、锡、铅等矿石，大量冶炼，铸造生产、生活、军事等方面使用的青铜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由原始蒙昧时期跨入人类文明的门槛，使滇国进人全新发展的历史时期，奴隶主也产生了更多的剩余价值，生活奢华，用青铜器上的“图画文字”，铸下了滇国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
以越系族群一支为主体建立的滇国，主要区域是今云南省中、东部地区。战国初期创建的滇国，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近万件青铜器、金器和玉器等历史文物中可以看到滇国贵族当时豪华富裕的物质生活，也看到了闪耀着劳动者智慧光彩的青铜文化辉煌。先民在没有文字的国度里，用青铜铸造出栩栩如生的形象。以一幅幅生动多姿的画面叙述出古滇国的历史文化及人们生产生活的情景。在所有的滇国文物上，均未发现文字符号。唯有在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蛇钮金印上镌刻着“滇王之印”篆文。证实了《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滇王降汉后，汉武帝钦赐“滇王王印”，令他“复长其民”……从此，滇国就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各种史料再没有记载，没有传说，不知道古滇国的臣民到何处去了？留下了千古之谜……
花腰傣是怎样迁徒到元江河谷的
古滇国消亡后，汉朝的“屯田”占据了滇国臣民世代相继开拓的滇中湖群周围的鱼米之乡。曾经是滇国主体民族的越人被迫向南迁徙。我们从史料、考古新发现、口碑民间文学、古歌和现存的民族生活形态诸方面综合研究，认为古代造成民族迁徙的原因主要是战争、灾荒、觅食三方面。尤以战乱为最主要原因。张增棋先生在《滇国与滇文化》“百越”民族的迁徙与中原文化的南传一节中，介绍了依据史志提供的古代“百越”族群的分布及南迁情况：“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越人先后建立过许多地方割据政权，有的也曾强盛一时。当时较大的越人王国有句吴、于越、闽越、东欧、南越、滇越、西殴等，后来都被秦汉王朝逐个灭掉了。”丧失国家的越民，有的留在原地被逐步同化；有的“莫肯为虏”做奴隶，“人薄丛林，与禽兽处”，成为“山越”，有的“置桀俊为将，”率众继续反抗；有的背井离乡，结伴逃亡，寻找能够生存的天地，向云南边疆迁徒。云南境内的夜郎国、邛国、滇国也先后被西汉王朝消灭了。滇国主体民族越人祖居的滇中湖群坝区，在朝廷的保护下，汉人大量进人“屯田”。据《云南辞典》云南省历代人口统计表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云南总人口为929132人，至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云南总人口已达2395334人。”在138年里，增加人口近2.6倍，可见汉族移民和南迁入云南的少数民族人口之多。滇国民众特别是作为主体民族的越人，不得不向南迁徒，渡过元江天堑，进人哀牢山区开劈新的生存天地……许多居住于元江西岸的民族，现在，都有这样一段悲沧的历史传说。新平县漠沙镇龙河办事处大沐浴村的傣族老人告诉我们，他们的祖先是从江上游迁徒下来的（绿汁江发源于易门县境内毗邻滇池），来到这里生病掉了队，老人、小孩和达官贵族也经不住长途跋涉，没有跟大队伍继续顺江南下，他们看到这里能够生存发展，就在江边披荆斩棘，开垦土地，建立家园……无独有偶，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在大沐浴村江边发掘出与古滇国青铜器一脉相承的羊角编钟等文物。大沐浴村也是历史上傣雅的盛大节日“花街比美”的发源地。证实了滇国臣民被迫南迁的历史事实。大批滇国越人来到元江河谷热坝中，看到土地肥沃，适宜于自己的生产生活，又有元江天堑阻隔，比较安全，其他民族难于承受炎热的气候，不来争夺，便定居下来，建设家园。把在滇池地区制造的生产、生活工具（青铜器）带到元江畔，运用在滇池地区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农耕稻作技术种植水稻，创造新的生活。他们以血缘亲族为伍择地而居，发展成现在哀牢山区民族众多，小聚居、大分散、交错环绕，相互杂处的民族分布形态。尤中先生在《中国西南民族史》中说：“古代居住在西南地区属于氏羌系统的部落，是分别发展为近代藏缅语族各兄弟民族的核心；属于百越系统的部落，是发展为近代侗傣语族各兄弟民族的核心；盘瓠集团的部落发展为苗瑶语族的苗族和瑶族；‘濮人’中的大部分（除了实际上是百越的那部分之外）则是孟—高棉语族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尤中先生关于西南地区原始族群的总结和民族发展的分析是符合历史的。今天，从在我国境内的元江中上游到流人越南后称为红河的流域区内，仍分片居住着上述4个语族先民的后裔。“濮人”（百濮族群）确实有一部分实际是百越支系。综上所述，花腰傣先民从古滇国故地迁徒到元江中游居住的历史背景就十分清楚了。
傣族先民越人在东汉末期、晋时期称为“鸠僚”，隋、唐以后被称为：“金齿蛮”、“茫蛮”、“白衣”等。自唐代以来，傣族已自称“傣”。而历代王朝及其他民族对傣族仍不作此称呼。元代称傣族作“金齿百夷”，或将“金齿”、“百夷”分开称呼，还有的史志称“白衣”。明朝时代只称“百夷”，居住今德宏州为主的傣族称“大百夷”；居住今西双版纳及其附近的傣族称“小百夷”。清朝时代，将“百夷”记载为“摆夷”，又把“大百夷”写作“旱摆夷”；“小百夷”写作“水摆夷”；居住在元江中游的写作“花摆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尊重傣族的意愿称为傣族。
花腰傣承袭古滇国的主要文化特征
1956——1972年——1992年云南考古学家对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古滇国墓葬群的三次发掘，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出土青铜器、金器、玉器等文物近万件，揭开了已经消失2000余年的云南第一个王国下滇国的神秘面纱，美伦美奂的青铜器闪耀着古滇文化的灿烂辉煌。设计精巧，铸造工艺水平极高，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牛虎铜案”被定为稀世国宝。云南考古学家张增棋在《滇国与滇文化》一书中，对滇国的青铜文化进行了深人的分析研究。他认为，滇国时期的青铜器上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实质就是滇文化，“滇文化只是一种区域性的土著文化，还未受到更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包括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例如当时滇国兵器中常见的狼牙棒、铜啄、蛙形铜矛、蛇头形钢叉、鸟头形铜和铜斧；乐器中的铜鼓和葫芦笙；生活用具中的铜伞、铜枕、贮贝器、牛虎铜案、立牛铜尊、立牛盖铜杯和铜壶等；装饰品中的各种动物纹扣饰和镶嵌孔雀石的铜镯等；生产工具中的铜锄铜铲、镂空铜器及成套的纺织工具等。此外还有大量铜涌、铜铸的房屋模型、有人物和动物立体雕铸的杖头铜饰等等。上述青铜器无论器形和纹饰，都具有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格特征，说明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和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尚未传人滇池地区。”诚然，一种文化的出现，与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民族特征有直接的关系，滇国青铜文化在呈现出深邃的地域烙印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同时，有些青铜器上也可以看出滇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及周边的西亚、南亚文化，越南的东山文化，泰国的班清文化，乃至中原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都有少量相似之物和文化关系。究竟是谁影响谁？还是人类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共同智慧在不同地域环境中创造发明的结晶？各国专家学者众说纷纭，尚待进一步研究。
傣族自古属百越族群的一部分，其民族文化特征自然只能从古越人的文化传承中来寻找其渊源，结合现存的民族文化进行研究。从发现的历史文物中，越人的文化特征多与水、土地及农耕稻作相联系。出土文物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印纹陶、铜鼓、靴形铜斧、稻谷遗迹、干栏式建筑、贝丘遗址等。历代史料记载的百越族群文化特征有：“断发纹身”、“雕题染齿”、“喜食异物”、“处溪谷之间，莫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项髻徒跣，贯头而著”等等。可见傣族先民的文面（雕题）纹身、染齿或金银片饰齿源远流长。这与古越人依水而生，多在沼泽河流中采集、捕捞食物有密切关系。古籍《正义》说：“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实际是为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迷惑捕捞对象。好像今天作战部队穿“迷彩服”融人自然，以便接近敌人不被发现，取得战斗胜利是一样的道理。据傣族传说，纹身的初始是用黛色物汁涂画在手脚上、形似水族类，便于捕捞，避免被水生动物咬伤。因涂画的颜色人水不久便会被浸泡消失，不能长久。后来才发展为用锥尖物在皮肉上刺出图形，涂青黛色使其渗入皮下，使之永不褪色。纹身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注人图腾崇拜、民族印记和审美色彩，才更具文化内涵。张增棋先生在滇国青铜器上发现：“滇国主体民族也有纹身习俗。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上雕塑着一个盛装的骑士，此人头饰雉翎，身披华丽的披肩，在其裸露的小腿上纹着一条蛇；另外石寨山出土的一青铜剑上刻着一个手持短剑的裸体男子，正在和一只老虎搏斗，此人的腿上亦纹有几何形花纹。因为纹身必须要在身体的裸露部位才能看见。滇国青铜器上的人物大多穿着衣服，所以实际上纹身的人远不止以上两例，“蛇”和“几何形花纹”的纹身图案，至今仍流传在嘎洒镇傣族村寨中。
我们在嘎洒考察时发现，有的傣家至今还在用手工制作新时器石代遗传下来的印纹陶。主要生产“土锅”和盛水器物。其工艺是：用粘性较好的泥土揉合后，用手捏成需要生产的器物形状，置于通风处阴至半干，用刻有印纹的条形木板在土锅等器物上敲压出印纹图案，再用稻草捂起来烧干使其增加硬度。主要用于在火塘三脚上烧煮、炖肉和菜肴，味道独特可口。也用来担水或盛放凉开水。清凉解暑。这种远古传下来的土陶器，由于生产成本低，耐烧煮，独具风味，如今仍在市上交易，并且有一定的市场。
花腰傣中，妇女大多数至今仍有染齿习惯。傣族多居住在河谷热坝之中，由于炎热会产生瘴气。傣族在生活中发现槟榔清热解毒，可以防治“瘴气”，移栽寨外田园中，经常嚼食。绿色的槟榔醮少许石灰粉在嘴里咀嚼后，即会变成鲜红的汁，能把牙齿染黑。还有的老人说，要用一种不知名的草药舂细后睡觉时敷在牙齿上，几天就能把牙齿染黑，以防蛀牙。新平县腰街镇新营盘寨花腰傣的染齿更有神秘的图腾崇拜内涵。凡是年轻人结婚，新郎、新娘在门前举行“驱邢”、饮“交杯酒”、吃“黄饭团”、“拴线”等仪式后。不是先去拜见祖先和公婆，而是新郎的母亲要抱着稻草，领着儿媳先到牛厩喂草，小伙伴们还要在那里闹新娘……据老人说，傣族世代居住水边，最早种植水稻，世代与耕牛共同劳作，相依为命，耕牛吃草，傣家吃粮。先民们崇敬耕牛的精神，奉为氏族的图腾。因牛无前面的门牙，为此傣族染齿，似牛无当面牙。这与古滇国青铜器中众多的牛图腾祟拜有着直接的联系，反映了农耕民族的物质文化特征。生活在元江畔的花腰傣从历史文化（出土文物）、民族特性、生活习俗、服饰纹身等诸多方面，都与古滇国主体民族—越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经过研究认为，花腰傣妇女的服饰，雍容华贵，纹身染齿古朴典雅，与古滇国贵族一脉相承，至今仍保存着遗风。花腰傣妇女的盛装用料讲究，特别是傣洒支系，多用绸缎，刺绣精美，银泡琳琅满目，熠熠生辉，彩带束腰，一双手带几对银镯，十个手指都戴满戒指，丰姿绰约，穿戴起来，根本无法劳动，只能参加礼仪性活动，是富贵身份的象征。她们居住的元江河谷气候炎热，穿那么多服装（仅裙子就有三 条，形成三叠水）是不适应劳动及生活的。艳丽华贵的服饰，为什么能一直流传保持至今？这与保持古滇国贵族后裔的身份不能说没有联系。
另外，从新平、元江两县境内出土的祭祀、铜鼓、羊角编钏等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发掘的青铜器同属一种文化类型，更证实了花腰傣与古滇国主体民族的渊源关系。
摘自《中国云南•新平花腰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本文责编: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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