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仪式”的眼光和观念

――评杨民康著作《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

对宗教和民间信仰仪式之音乐的关注和研究，在中外音乐学术界并非新事。国外最早研究作为仪式不可缺少内容的音乐、并把仪式与其中之音乐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研究对象的，就是民族音乐学，它以D.P.麦卡莱斯特（D. P. McAllester）对美国纳瓦霍印安人的仪式进行的调查和研究（McAllester 1954）为第一个范例。[1]在国内，1945年陈国符先生写成的《道教斋醮仪源流考》一书，较早给予道教的科仪音乐以注意。[2](5页)但是直到1980年代，中国学界对少数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仍处于真空状态。在近二、三十年间，随着一门新学科――“仪式学”的兴起，以及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领域的发展，当前国内外民族音乐学语境中的“仪式音乐”，逐渐走出宗教世界的单向指定范围，成为一个有其理论体系支持的学术概念，甚至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3]其中，中国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倍受瞩目。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里，香港中文大学与大陆音乐学界两度合作，对散布于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宗教仪式和民间信仰仪式及其音乐，进行集中调查和全方位研究。学者们不仅关注仪式音乐本身的形态、风格结构、动作规则和功能，也从跨学科的角度进一步探求仪式音乐与其文化语境之间的结合关系。这使“仪式音乐研究”成为一大学术亮点，并相应影响了国内惯以“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为基本表述的研究领域，随之涌现了许多成果。2003年1月出版的杨民康新著《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下文简称《贝叶礼赞》），即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之下产生的、一部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南传佛教仪式音乐的优秀著作。

《贝叶礼赞》原为杨民康的博士论文“论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的文化传统与当代变迁”一文，后经修改，由宗教文化出版社作为“宗教学博士文库丛书”出版发行。全文共45万余言，包括中、英文内容提要，目录索引，“前言”、“正文十章”、结语和“后记”。书尾附有曲例、参考书目、名词索引和图例索引，文中谱例12例、图表22个、照片31帧，每章末尾附有注释。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此书体例完整且规范。

此书研究对象――南传佛教，是当代三大佛教流派之一，主要流布于东南亚诸多地区，并在其流布范围上形成一个南传佛教文化圈；我国云南包括傣族在内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这个文化圈的边缘。因为早期傣族南传佛教经文常保存在以“贝叶”制成的经本里，所以傣族的传统文化有了“贝叶文化”之称(李正祥2000)；这种称谓也同样适于东南亚地区如泰北老族的传统文化。然在1990年代前，国内对傣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多侧重与民间世俗生活相关的内容，虽对与宗教信仰、仪式等相关内容有所涉猎，却缺乏更深入的研究；而在研究南传佛教文化（包括音乐）的国内外学者，又对南传佛教文化圈边缘的民族和地区鲜有关注。鉴于这种现状，《贝叶礼赞》一书的研究正起到学术补白的意义和价值。

杨民康先生长期致力于对国内“他者”音乐文化的研究，尤其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方面有深厚造诣。近些年来，他受国内外仪式学、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领域新思想的影响，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中有意加重了“宗教”的成份，相继出版、发表了一系列著述。《贝叶礼赞》便是他多次往复于傣族两个主要聚居区进行实地考察后，以多学科理念和方法完成的、对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的重要成果。他从现存的仪式与仪式音乐现象横向取域，抓住“文化传统与当代变迁”的主线并贯穿“宗教与世俗”两大文化主题，在对傣族南传佛教的节庆仪式个案的微观描写中融入历史的、社会的视角，并在本土化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动态、立体地描绘了一幅中国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的文化传统、当代适应及变迁的画面。这项基于作者10多年以上田野和理论准备的研究，涉入当前仪式学、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诸多学科的边缘，也关乎于我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少数民族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等诸多分支领域；作者对研究对象的分析与阐释，以及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与尝试，使此书在内容和理论上具有了相当深度，称得上是近年我国传统音乐研究、特别是少数宗教音乐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成功之作。

　　就此书而言，这部仪式音乐民族志式著作以阐释性分析手法见长，具有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资料翔实、见解深刻、学术信息丰富等诸多优点，值得学界给予重视；书中以“仪式”的眼光与观念审视傣族传统音乐，不仅获得立意深远的选题，也引起研究视域、理念与方法的更新。尤其是此书以坚实的实地考察工作为基础、在民族音乐学既有成果上整合多学科理念和方法，探讨各学科方法论结合并应用于仪式音乐研究的有效路径等具体做法，将给我们许多有益启示。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特别值得一提：

1.把音乐作为一种整体文化现象，将对音乐形态学的探讨融入到“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的理念中。

民族音乐学对音乐文化背景的重视，与以往这个学科把非欧洲音乐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有关。然而从20世纪中期开始，对这门学科定义的不同认识倾向，令学者们的态度和立场在“音乐学”和“人类学”间摇摆不定，这使兼及音乐与文化两个方面的民族音乐学，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具体的研究中，如何处理“音乐”与“文化”之关系并采用何种手段，成为困扰大多数学者的实际问题。

杨民康在以往的研究中认识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常“包含在有着高度‘整体化’特点的民族传统文化内部”，“带有音乐性与非音乐性文化环境因素相互混融的特征”，[4](15页)对这类对象的考察与研究不能从纯音乐或纯艺术的角度进行，而应采取一种把音乐与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探讨的态度和方式。在他看来，“音乐和文化背景”的概念与“音乐与非音乐因素”不能同一而语，“音乐”包括“声音、概念和行为”三个基本要素，“文化背景”不仅指同一文化事象中的非音乐因素，也包括邻近文化事象中的同类音乐现象，以及同异文化之间（如汉族同少数民族）在共同音乐文化内容上的传播和交流等现象。[4](17页)这种理解从理论上避免了由“音本位”观念带来的认知偏颇，并有意强调了从文化的角度研究音乐的观念。

在与研究对象相对时，作者眼中的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外化为一个文化符号，处于“民族文化（傣族）、宗教文化（佛教）、民俗文化（佛教节庆）、仪式文化（仪式）和音乐文化（仪式音乐）”符号系统中；“仪式音乐”包括了各种实际音响、观念和表演行为要素，其在各层面上与仪式环境要素发生联系。具体研究中，作者更是有意避免孤立地看待各类仪式和仪式音乐要素。比如仪式实录部分，不仅关注属于“行为”层的表演和“音声”等因素，而且留意各种身份的人的音乐观念、他(她)们对仪式表演等的态度和评价，以及所产生的反馈。如对音乐本体研究时，作者既探讨仪式用乐的音高、音长、音强等形态方面的特征，也对涉及文化个性、气质、修养等文化要素及社会、自然环境因素的风格特征加以分析，从中寻找各类傣族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共性和地域性。等等。这体现出作者“音乐文化整体性研究”理念，以及将音乐形态与文化背景结合探讨的意向；其对突破以往研究中孤立、片面看问题的思维方式，避免侧重于艺术形态或文化背景的单方面研究等，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若仅把上述做法作为此书对“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理念的所有尝试，显然还远远不够。

根据书中的观点，南传佛教音乐乃是一种社会性、历史感很强的社会文化内容，无论在“本文”或“语境”的层次，都有可能同时涉及声音、概念和行为等不同因素在内。但以往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较多注重共时性因素、忽视历时性的一面，往往将本文、语义和语境诸层分离。针对上述情况，杨民康在梅里亚姆和赖斯（T. Rice）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把音乐的“声音、概念、行为”和“历史构成、社会维护和个体适应”各层要素加以整合，并有意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继续拓展。比如对仪式参与者的音声、表演行为进行“社会维护”层面分析时，不仅关注到与仪式活动有关的僧侣、居士、俗民或职业演员，也涉及不同社会阶层范围对仪式表演的关注和反应；至于“历史构成”的层面(比如此书最后三章)，便是从历时性角度探讨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其在共时的环境中的文化交融历史和现实处境问题；等等。这无疑令此项研究增加了历史的深度，所论内容也不只限于傣民族内部，更拓展至跨民族、跨国界的范围，实现作者“对研究对象的微观描写中融入宏观或中观的视角”之愿望。

2.从仪式的角度，把仪式音乐作为传统音乐的核心，将多学科研究理念整合进对仪式音乐的动态研究中。

以往民族音乐学对“文化背景”的强调和对制度文化的重视，对这种“跨文化比较”的仪式音乐研究大有裨益，但民族音乐学在“音乐行为”层面的较少经验，以及在“文化个体的社会性活动”方面的薄弱环节，并不能满足这项具有“以行动描写和揭示着的文化志”(吉尔兹，C. Geertz1999)特点的仪式音乐研究。对此，《贝叶礼赞》从“仪式”的角度出发，在民族音乐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整合多学科理论，可谓对仪式音乐研究理论架构方面的有益尝试。

由当前仪式学的发展轨迹可知，人类学的仪式理论最初主要集中于神话和宗教的范畴，狭义的仪式一直被作为宗教的实践和行为来看待。自涂尔干（E. Durkheim）以来，绝大多数人类学者趋向于把带有明确宗教意义和喻指的仪式，作为具体的社会行为来分析，考察其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的位置、作用和地位，逐渐出现“泛仪式”化的倾向。这种态势打破了以往“神圣”与“世俗”世界之间的完全对立，体现出一种把所有“由文化所定义的行为组合”（Edmund R. Leach 1968）作为仪式学研究对象的取向。就《贝叶礼赞》选取的两个重点考察仪式来看，这项课题明显受到当前仪式学“泛仪式化”研究倾向的影响。如作者在书中指出，在我国傣族等信仰南传佛教的少数民族地区，许多传统节日具有明显的岁时节日特征，但若从历史上考察，这些节日过去几乎都与寺院的佛教活动有关，只是有的节日随时代变迁演化为民俗节庆，有的仍还保留有不同程度的佛教信仰内容，前者如泼水节，后者如安居节。作者把这两种同时兼有宗教学与民俗学意义的仪式，归于“佛教节庆仪式”的名下，在“神圣－世俗”的二元对立结构关系中，赋于两种节庆以分别偏向于一方的不同含义。这种选择和做法，反映出作者把“神圣”与“世俗”世界加以整合研究的“泛仪式化”倾向。

仪式学研究对于“体态行为”过程的重视，以及对仪式行为因素的关注，也对这本书的研究以有益启发，主要体现在其在超出于仪式学和各艺术学科分支自身形态特点的基础上，找到一种共同的文化语言――仪式行为以及共同的发生环境――仪式表演，并把对仪式行为的考察作为第一性的研究步骤。在对仪式活动过程的描写时，此书重视个体的现场性质和参与者当时的场内体验，把活性的人进行的音乐表演行为和音声形式作为基本描写对象，使其对于“本体”的研究，不仅涉及各种“音响”层面的音乐与非音乐要素，也囊括了各种乐舞和仪式行为。作者认为，仪式上承宗教信仰体系，下涉仪式音乐表演，在仪式音乐的研究中起到某种中介作用；如果把仪式音乐视为由信仰体系、仪式行为与仪式音乐三者缺一不可的整体，那么它就等于占据了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要津，在传统音乐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除此之外，在此书所建构的具体操作步骤方面，作者首先在民族音乐学梅里亚姆和赖斯的相关理论基础上融入上述观念和思想，以及人类学诸多关于“文化模式”研究的理论，并受阐释人类学的影响，将整个研究过程分为仪式“本文”描述分析和“语境”分析两个步骤，在前者中强调和充实“个体参与”的层次，在后者中从内隐的层面把“社会维护”和“历史构成”因素考虑进来，建立起适用于此项仪式音乐研究的具体模式和手段。这些做法，皆体现出作者对跨学科理念加以融合的有意尝试。

以往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始终受到人类学等学科的极大影响，而当前仪式音乐研究这个新兴领域的产生，更是与时下人类学的仪式研究密切相关。从《贝叶礼赞》一书使用的理念和方法来看，作者在民族音乐学这个学科里受到的启发，明显少于从文化人类学等其他学科领域那里汲取的。笔者联想起以往曾有学者发出的感慨，民族音乐学者不应总是走在文化人类学者之后，应超前或至少是并行其驱（杨沐）。若就此而论，此书的做法似乎启示我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不妨绕开民族音乐学的路径，直接从文化人类学或其他领域的方法论中借鉴。

3.重视实地考察，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贝叶礼赞》一书的另一大长处，便是表现在“实地考察”（fieldwork，又称“田野工作”）工作的扎实和一手资料的丰富。这使此书具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

根据书中提供的信息，此书使用的一手资料皆来自作者在十七年间的实地考察；作者共赴云南做过七次实地考察，调查时间总计约一年半，涉及云南西双版纳、德宏、思茅、临沧等地、州的11个县，并对勐海、勐腊、景洪等县做过多次的反复“跟踪”调查。他所调查或访问的对象，涉及的民族有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6个，寺庙30余座，当地学者、僧侣、民间艺人、仪式参与者等多人次。书中实录的仪式及仪式音乐活动，属于“安居节”的仪式有：1场“入安居”、6场“赕坦”、1场“做摆”、3场“赕麻哈班”仪式；“泼水节”仪式包括：西双版纳地区的3个个案和德宏地区3个佛寺的相关活动。这些具体的数字，皆反映着此书坚实有力的实地考察工作，也体现出作者在仪式音乐研究工作中对“实地考察”环节的强调与重视。

以研究异文化为发端的人类学（包括民族音乐学）中，对于研究对象的现场观察和参与，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得到高度重视，并逐渐成为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学者的“通过仪礼”（Rite of passege）（Witzleben 1997）。当前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工作的突出特点，不只是对相关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更看重的是研究者在“到场”的情况下对“即时”性活动的参与行为和体验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理解。《贝叶礼赞》的整个研究过程，是以梅里亚姆提出的“实地考察、案头分析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比较”三个步骤为理论参考；但所有对研究对象的描写和解释，首先是以实地考察为前提。此书关注“体态行为”层面，把鲜活状态的音乐表演行为和音声形式作为基本描写对象，这使此项研究更为重视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个体参与的现场性质，和参与者当时的场内体验。如是，通过亲身体验的实地考察获得一手资料，便被作者视为建构描述性“本文”的唯一途径。这种做法，的确令作为“局外人”的作者观察和了解到关于“局内人”（研究对象）的更直观的信息和现实体验（可见此书三、四章的对仪式的实录）。然而，若仅是通过现场参与或观察方式获得对“音声”、“行为”的一手资料，还不能算是真正完成人类学实地考察的任务，因为对于人类学学者而言，强调和重视实地考察工作，其目的不仅仅只是为获得声音、影像等方面的资料，而是尽可能无限地了解“局内人”（包括他/她们的观念和行为）、建立起真正的“双视角观照”。对此，《贝叶礼赞》的具体做法，便是在实地参与和体验基础上，不仅取得包括各种要素在内的、仪式与仪式音乐动态展现过程的一手资料；也通过观看仪式、访问和座谈三个具体的层次，获得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近可能地增加为对方所有的“近经验”。这般深入的考察工作，给此书的理论分析与阐释以有力的支持。

若联系国内传统音乐研究中“实地考察”的情况，因为缺乏相关方法论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音乐考察仅限于对“音声”的收集、记录与整理，并同时具有“音乐普查”或“为音乐创作”的特点。近一个时期以来，虽然学界普遍接受民族音乐学在实地考察方法论的指导、并取得相当成就，但最近几年随着当前录音、录像手段的完善，或经济条件限制或思想准备不够充分等原因，又使实地考察经验和一手资料的积累，成为许多中青年民族音乐学学者的薄弱环节。《贝叶礼赞》作者在书中坚持实地考察的做法，以及他在此方面的丰富经验和积累，尤其值得同行们学习。

除此之外，笔者还要提及此书的记谱工作。《贝叶礼赞》末尾所附的33个曲例，多是以傣语或巴利语唱、诵的经腔、歌调或乐舞曲，这些曲谱特别是对诵、唱辞的记录和翻译工作，非常繁琐、耗费时间和精力，以巴利语唱、诵的经文更加难记。但杨民康并不以此为借口，他在多位傣语研究专家的帮助下，按国际上通行的学术标准，对这些经文或唱词分别以傣文或巴利语、国际音标记录，对词义直译或意译。在浮躁之风充斥学术界的当前，这种认真、严谨、规范的学术态度和作风，更是令人钦佩。此书的参考书目中包括大量中外文的仪式学、人类学、民族学、音乐学等领域的论文、论著，据笔者粗略统计，仅中文著作就有85部，外文著述有62部（篇），充分反映着此书视域的开阔和信息量的丰富。

这部优秀的论著也存在某些遗憾与不足。比如此书的主标题以“贝叶”指代包括傣族地区在内的南传佛教文化传统，本来非常耐人寻味，但是书中对“贝叶”或“贝叶文化”一称的由来和特殊涵义的解释，却放在 “结论”不显眼的最后一个尾注里，这令不够细心或不太熟悉傣族传统文化历史的读者，很难参悟到个中妙处。又据《贝叶礼赞》开篇所论，探讨“文化传统与当代变迁”是此书的主要研究目的，但从全文来看，作者对“当代变迁”部分的论述还不够充分，内容略欠丰满，最后两章有草草收尾的感觉。在具体行文时，书中常用长句论述，给人以拗口、艰涩之感，文笔稍欠明快；在理论阐述方面，如果某些理论的表述能够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相信此书的可读性会更强。除此之外，这本书在图片和谱例的编排上存在一些错误，文字校对方面也有落字、错字等纰漏，希望再版时予以修正。

然而，瑕不掩瑜。《贝叶礼赞》在内容与理论两方面具有的较高水平，为它赢得诸多赞誉的同时，也令许多读者从中获益。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田联韬先生客观评价它，称之“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学术理论层次较深的优秀著作”；[4](“序一”，4页)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傣族文化研究专家张公瑾先生，也对此书处处渗透的新思想和方法大加赞赏，认为它不仅为傣族文化研究增添色彩，也对民族研究具有普遍意义。[4](“序二”，2页)从这两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的评价里，笔者再次感悟到，此书以“仪式”的眼光和观念，为研究音乐的“局内人”与研究文化的“局外人”架起沟通的桥梁；作者借鉴诸多外围学科的理论方法做出的种种探索，更为局内与局外两方面学者都一直想深入探究、但又不得其径的这个新兴领域，提供多种尝试的可能。这，或许正是《贝叶礼赞》最可宝贵之处。

参考文献：

[1]  林敬和.　书评《和谐与对位――中国文化中的仪式音乐》[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1):88－92

[2]  曹本冶2002.　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3]  杨民康.　论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及在传统音乐中的核心地位[J]，中国音乐学，2005(2):22－31

[4]　杨民康.　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5]  彭兆荣.　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J]，民族研究，2002(2):88－96

[6]  Grimes Ronald L.1982. Beginnings in Ritual Stdies.[M] Washington, D. C.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作    者：李延红，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博士

                                   (本文发表于《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2期)

本文责编：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