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腰傣的文化与变迁

　   花腰傣，居住在滇中地区元江河谷的几个傣族支系的汉称。人口约10万，主要分布在玉溪市新平、元江两县。与其他傣族人群相比，花腰傣的文化极具特色。他们不信佛教，信仰本民族传统的宗教；他们的房屋不是吊脚竹楼而是土掌房；他们有语言而无文字；他们纹身染齿，银饰满身。妇女头戴斗笠，衣裙艳丽，“腰系彩虹”.这是花腰傣得名的原因。

　　引子-月下狂舞

　　3月28日，农历十五，月圆之夜。暮春的元江谷地温暖清新，薄雾飘拂，虫吟鸟唱。月色如流银泄地，给巍峨的哀牢山茂密森林铺上了一层淡淡的辉光。波光粼粼的元江畔，一道土砖寨墙围出一个小寨子。土掌房平平的屋顶邻里相接，如同棋盘上的方格。夜幕降临已久，晚饭的炊烟消散，窗户里透出桔黄色的灯光。这个小小村寨，似乎又该在一天的劳作之后沉沉睡去。

　　但是，今夜注定无人入眠。今天有多年一次的盛事，今天是曼勒傣寨跳“月亮新娘[i]”的日子。

　　寨门边的一块空地上，灯火通明。穿着民族服装的花腰傣妇女，三三两两地来到这里。她们头戴着艳丽的竹编斗笠，身穿缀满银饰的衣服，系着著名的花腰带，腰后挂着粉红流苏装点的秧箩。全寨子的妇女聚集在此，远望去，一片眼花缭乱的色彩。

　　九点多钟，歌舞开始了。所有的妇女围成一圈。一个妇女手持一根长竹竿，顶端系着一条飘带。她在月光下挥动竹竿，随着飘带的飘拂，女人们有节奏地喊道：“月亮新娘之灵啊，快下来吧，下来吧！”.她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身体也随着呼喊的节奏左摇右摆。两个妇女将一个装着碎瓷片的竹笼套上女装，戴好头饰和大红花，打扮成一个女人模样。一条花腰带系在这个假人腰上，两个女子分别拽着腰带的一端。妇女们喊声渐高，这个假人突然跳动起来。两个女子仍然拽着带子，而假人一上一下地跳着，两袖如人手般前摆后甩，一仰一合。假人里面的碎瓷片发出清脆的声音，就像打着节拍。它是降灵的先行官。月亮旁，星星畔的精灵下来了。

　　很快，队列里有个妇女跳着舞步走了出来，精灵已经进入她的身体。她唱起歌谣，撑开一把红纸伞。精灵在她的耳边低语，告诉她歌词和曲调。她摇摇晃晃，手舞足蹈。她用伞檐一个个去碰别的妇女，让她们也感受到魔力。一会儿，这些女子也降灵上身，加入了舞蹈和歌唱的行列。一溜红纸伞下，被灵驱使的女子挽着手，搂着抱着，跳舞唱歌。月亮新娘附身的女子越来越多，舞蹈的气氛越来越热烈，歌声也越来越响亮。那些仍然保持自我意识的妇女则站在外围，为舞者喝彩助兴。一段时间后，轻舞发展成了狂舞。已经分不清节奏，听不见歌词，着魔的妇女们猛烈地踢着腿，甩着手，前仰后合，大喊大叫，挥舞着纸伞打来打去。一片烟尘之中，有人撞倒在地，有人碰破了手指额头。斗笠掉了，盘头散了，纸伞成了飞舞的碎片，布伞也只剩下了伞骨。平日里轻声细语，温柔安静的花腰傣女子变了一个样，都如发疯一般。叫声、闹声混成一片。旁观的妇女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兴奋的大笑。那些狂舞者的女性朋友则赶上场去，一边一个扶持着神志不清的着迷者，为她们掖好衣裳。

　　激烈的狂舞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精灵们慢慢安静下来。被附身的妇女也都坐到了舞场中间的桌子旁。这时，精灵中的恋人降临了。被附身的妇女分成数对，开始了对歌。被男性精灵附身的妇女用小伙子的语气说唱，向她的情妹挑逗调情。而被女性精灵附身的女子则温柔地作答。她们互诉衷肠，一问一答，表达思念与爱慕。歌声婉转而悠扬。随着月之精灵在耳边的低语，情歌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有戏剧性。姑娘开始出谜语给情郎猜。精灵恋人借她之口说出一串串对偶而押韵的谜面，都是机变百出的字句。情郎猜着了，才得一亲芳泽。围观的妇女们静听精灵恋人的机智对答，不时对其中的精彩部分报以微笑。男人和孩子们围在舞场边旁观，津津有味地看着自己妻子、姐妹，亦或母亲、女儿的表演。年老的妇人也陷入沉思，目光深邃而温柔，仿佛想起了自己的青春与爱情。

　　这样的歌咏持续到深夜。才由管寨子的大女巫主持，将月之新娘送归天上。被附身的女子一个个如梦初醒。她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茫然无知。女伴们告诉她们刚才的张狂表演，她们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

　　月上中天，妇女们渐渐散去。第一天的“跳月亮新娘”结束了，留下满寨子期待的眼神和津津乐道的话语。大家知道，这样的狂欢还将持续三个夜晚……

　　故事一：老去的女巫

　　南迁的傣族各支系早已普遍接受南传佛教，唯有花腰傣依旧保留着本民族传统的多灵信仰。这些灵充满世界，和人们生活在一起，并不时进入人的身体。人与灵的交流是花腰傣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看到跳“月亮新娘”的精彩一幕，我觉得深受吸引。第二天，我将拍摄的录像放给管寨子的大女巫看，请她告诉我每个部分的含义。大女巫叫白拉爱[ii],是一个慈祥而优雅的老妇人，清瘦干净，牙齿染得漆黑漆黑，双手都刺着靛青色的文身[1].她看了一段录像，叹了口气，告诉我说，参加“跳月亮新娘”的姑娘越来越少了。今天的姑娘们对这些活动不感兴趣。她说，在她年轻的时候，降灵用的那个假人，按规矩是该系在花季少女腰上的。随着两个姑娘的纤腰轻摆，假人也翩翩起舞。对于许多花腰傣女性来说，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感灵体验。她以后还会多次感受到与灵的沟通，直至经过系统的学习和提高，成为一名女巫。但是今年，没有一个少女来参加月亮新娘之舞。降灵的假人不得不由两个中年妇女拉着。人老了，她们也不好意思扭动腰肢了。

　　白拉爱的孙女也在旁边看录像。她叫刀小凤，是一个22岁的漂亮姑娘，上过中专，到广东打过工，汉语说得很流利。听见奶奶的哀怨，她不屑地说，跳月亮新娘就是一群疯子，狂歌乱舞吓得人够呛。唱的什么情歌，她一句也听不懂。哪有啥精灵从月亮边下来？她从来没见过。与其参加这个活动，还不如去镇上卡拉OK厅唱一曲呢。说着，她展颜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她的两手也干干净净，没一处文身。我问她，今后想不想也象奶奶一样做一个管寨子的大女巫？她惊讶地睁大眼睛，说，这种事烦死了，又苦又累，也挣不了几个钱，我才不干呢！

　　确实，年轻一代花腰傣人保持传统信仰的越来越少了，老人们对此都感到遗憾。花腰傣历来做巫师的都是女人。在四十岁以上的妇女中，有大约一半是女巫。她们主持一家的或全寨子的各种仪式，念诵用于各种场合的经文。仪式和念诵是她们人生的兴奋点，让她们感到表演的自得，感到与生者和死者交流的满足。白拉爱曾经对我说，她觉得做女巫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在念经时跟各个灵说话。她曾经有个最钟爱的儿子，九岁就溺水死了。几十年来白拉爱一直思念他。每次念诵的时候，她能通过巫灵与儿子的忘灵说说话，嘘寒问暖，以慰长想。老妇人这样讲时泪光莹莹。看得出来，她真的很动情。

　　在有语言而无文字的花腰傣社会，长达几十万字的颂经词都由女巫口口相传。经文中，有花腰傣对这个宇宙三界的描述，有与鬼魂与神灵的对话，也有做人和道德的箴言。经文中有许多古语，还有独特的巫语结构，句法和词汇都与今天的花腰傣语言差异很大。不是巫师的花腰傣人都听不懂经文。妇女们虽然声称是巫师之灵在耳边的低语使她们获得了念诵这种特殊经文的能力，但根据我的观察，她们其实都是学来的。每一次女巫念诵时，感兴趣的女人都可以去听经，一边记忆和学习。等她要做女巫时，“功课”已经学会了大半。

　　花腰傣地区明朝嘉靖年间就已开始改土归流。更在明之前很久，汉文化已经进入花腰傣地区。例如汉族的农历很久以来就是花腰傣采用的历法。汉族流官来到元江谷地，带来了汉族的政治制度，也记载了花腰傣女巫和多灵的风俗。封建王朝满足于让少数民族服役纳粮，对此并未过多干涉，除了火葬习俗[2].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清末和民国。更多的汉人因为马帮、生意等原因来到花腰傣地区，甚至在此定居。一些傣人学会汉语方言，甚至有富人上了私塾，识得汉字。汉族的某些宗教因素也开始影响花腰傣社会。傣汉混居地区，出现了风水先生、算八字、看黄历等汉族道教传承的神职人员。花腰傣的文化富于兼容性，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得以在傣族地区与本土的多灵信仰并行共存。

　　建国以后，政府在花腰傣地区发起一些运动，首先是整治村寨的卫生环境和建立现代医疗点。抗生素的使用效果立竿见影。许多女巫用“送鬼”仪式没能治好的病，卫生院治好了。从此以后花腰傣才有了身体不舒服去卫生院医病，兼找女巫的做法。一如既往，花腰傣传统文化显示出包容性。女巫也赞成病人去治病，并将吃药和送鬼都当成医疗程序的一部分。共产主义的基层政权建立以后，花腰傣中很快培养出了第一批党员。他们成为地方干部骨干。到了“公社化”时期，花腰傣也经历了“大锅饭”和“大炼钢铁”等运动。村寨合并成了生产队。接踵而来的是“自然灾害”和极左时期，物产丰富的嘎洒坝子也有了饿死的人。女巫搞的各种仪式，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加以批判。人们都不敢公开进行这种活动。到了文革时期，政府的压力加大，控制各种封建迷信活动成为村一级党支部的基本工作之一。政府宣传说，这是共产主义无神论与封建迷信谁压倒谁的严肃斗争。花腰傣又体现出了对当政者的一贯柔顺态度。最大的嘎洒镇的“管寨子”的大女巫，也在儿子-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劝说下放弃了全寨的祭祀。以家为单位的小活动，只能偷偷举行。至于“跳月亮新娘”这样公开的大型活动，文革十年没搞过一次。因为，根本没有人敢提出和组织。好在这种活动本来是多年才发生一次的，虽然十年没搞，也并不算违背风俗。八十年代以后，政治压力减轻，各种活动立刻恢复。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大家有吃有喝了，以寨子为单位的对灵的大型祭祀搞得十分红火。各个寨子又开始了“跳月亮新娘”的活动。直到九十年代，政府在“发展经济”的方针指导下，对花腰傣的大型仪式活动进行了限制，规定每个寨子每年可以用于牺牲的大牲口数量和举行聚餐的次数。理由是每年多次仪式，每次都宰杀牲口以供吃喝，浪费太大，不利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地方政府提出了发展“文化旅游”的口号，民俗成为一种可产生经济效益的资源。在有的景点，旅游公司甚至聘请女巫进行表演。因此，对于花腰傣的信仰体系，政府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同时，九十年代以来普及了义务教育。今天，花腰傣的青年人基本都上过小学甚至中学。会说汉语、识汉字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电视和手机的普及，花腰傣们的信息手段也越来越便捷，和中国其他农村地区已无甚差别。随着旅游和矿山的开发，今天的嘎洒镇已经成为一个在西部地区同级城镇中颇为现代化和繁华的地方。城市的设施一应俱全。如果不看满街中老女妇女仍然穿着的民族服装，不听那夹杂在汉语中的傣音软语，几乎分辨不出这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

　　但是，今天，年轻姑娘们都不愿意去听女巫念诵，也没有人愿意将来成为一个女巫了。这一次，倒真是本民族的人自身意愿的选择。在我所调查的几十个傣寨中，已经没有一个三十岁以下的女巫。谁都看得出来，这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外面有更多的东西吸引着她们。在这个世界上，她们会有更多的生命中的兴奋点。白拉爱自己的孙女小凤的最大理想，是被星探发现，象“神仙妹妹”那样一夜串红做个明星。其次是到镇上开一个卖服装的铺子，工作轻松又能挣钱。白拉爱叹息说，等我死了，就让这些巫师之灵也跟我的魂魄一起回到女神那里去吧。反正今天的姑娘也不要它们了。

    故事二：怕人的灵

　　南蚌寨的陶永安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精力充沛，喜欢捕鱼打鸟。初夏的一天，我跟他一起到元江去下钓。江水混浊，泛着腥味，不时漂过厚厚的泡沫。我们一连下了三天钩，一条鱼也没有钓到。回到家里吃晚饭，陶永安二两小酒下肚，摇着头对我说，元江里的鱼越来越少了。他小的时候，每年好多次，会有大群的鱼溯流而上。鱼群最密集的地方，水面上拱起来一个高高的波峰，哗哗地往上游走，老远就能看见。对准了一网下去，就是上百斤的鱼。这种情形是多年不见了。

　　他七十多岁的老父亲陶荣贵插嘴说，花腰傣以前捕鱼打猎砍柴都很小心。因为山有山灵，是一个独脚的老妇人。她掌管着山上的树木和活物，上山砍柴打猎的人有时会碰到。涧有涧灵，是一对花枝招展的小姑娘，他年轻时亲眼见过她们在清晨的薄雾中在山涧里戏水。江有江灵，长得也象人的模样，只是头上有角，就住在那些深得善泳的人也潜不到底的江潭中。大蛇有灵，大树也有灵。花腰傣不敢打大蛇，不敢砍大树，怕伤了灵。捕鱼打猎也要守时而动，要先祭祀山之灵水之灵，以免触怒他们。

　　老陶接着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花腰傣的寨子近旁的哀牢山上还满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大野物很多，有鹿有熊有野猪，甚至还有吃人的老虎。五十年代末大炼钢铁，砍树作燃料，把好多祖辈从没去的深山里的大树都砍了。生产队干部带头砍树，让大家看看树并没有灵，砍了也不会遭报复。人民公社时期大造梯田，在陡峭的山坡上也用石头垒田埂，修出田来。大雨一下，这些田都滑坡了，成了光秃秃的碎石坡。原来的草也长不出来了，野物也不见了。刚刚包产到户的那几年，林业局是人人羡慕的全县最富裕的单位。大卡车天天顺着不断延伸的土基毛路拉出来整车的木材。除了一个自然保护区，别的地方已经没有原始林了。九十年代初大力发展甘蔗种植，推行“甘蔗上山”,山坡都开辟为甘蔗田。第一二年，确实获得了很好的收成。但三年，最多五年，坡地就肥力耗尽，什么也长不出来了。最近这几年，政府实行了天然林保护措施。林业局一下子成了穷单位。政府也开始号召坡地退耕还林，甘蔗田又变为一片荒草。倒是野猪又开始出现了。但是长树哪能有砍树那么快，现在站在嘎洒坝子往山上看，能见到的绿色都是人工种植的手臂粗的小树。要成大树，还得年月哪。

　　我问陶永安，你常常上山下河，老父亲说的这些灵你见过吗？他回答说，见过啊。那些江灵居住的深潭以前人们都是不敢去捕鱼的。八十年代后，嘎洒兴起了用炸yao炸鱼，人们一窝蜂地到处开火。在镇上，野生鱼的价格越来越贵。九十年****始，有许多外地的老板到嘎洒坝子来开矿。他们很有钱，只要吃野生鱼。想钱的人们也顾不得许多，把祖祖辈辈没捕过鱼的江潭也炸了。在炸最深的一处江潭时，我站在高处看。亲眼见到炸yao投下去以后，突然有两个粉嫩可爱的孩子急急忙忙地从江潭里跑出来，一晃就不见了。轰的一声响，江面上浮起一层白花花的鱼尸。江灵跑掉了。从此以后，这段江就没有大鱼了。看见我沉默的样子。他又说，近几年来，镇上的糖厂排污越来越多，江面上泡沫不断；矿厂挖出的矿渣都堆在江边，污水也流到江里。鱼都没法住在这里了。而且这两年又兴起了用电打鱼。满寨的少年身背电瓶，手持长杆和网勺，将山涧小溪里的小鱼也一扫而空。嘎洒就更没有鱼了。反正江河涧溪没人管，你不打有别人打。打得多得得多，不打就吃亏了。我说，大家不再害怕灵的惩罚了吗？陶摇摇头，说，现在的人已经不相信灵了。人的胆子大了，灵哪有钱重要啊。

　　老父亲也插口说道，是啊，我小的时候，月夜里，常常能听见灵在江边拍浪嬉戏的笑声。这些年来，一次也没听到了。人不怕灵，灵都怕人了，远远地逃到别处去了。

　　故事三：爱情与秧箩饭

　　花腰傣“花街节”远近闻名。花街是傣族男女青年结交约会的盛会。传统上，在农历新年之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有三次赶街天。在街天里，各寨的小伙子都去赶街，姑娘们穿着艳丽的民族服装，打扮得花枝招展，也往街上聚集。在街上熟识的男女青年就会互相约好，青年们到女方所在的寨子“串寨子”.建国初期的社会调查报告记载，那时在水塘乡，还有农历新年之后的的一个街天为十二、三岁的少年们赶街，第二个街天为十八、九岁的青年们赶街，第三个街天为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赶街的传统。这一习俗显然机制性地为一定年龄级序里的男女两性创造了结识机会。花街相约时，一般来说，人口多的大寨子的男青年，也会邀约大寨子的姑娘，而小寨子的小伙子也邀约小寨子的姑娘，或者几个小寨子一起约定去某一个大寨子，这样尽量做到男女人数对等，到时不至于有受到冷落的姑娘或者无人接待的青年。而在几次街天中还没餍足的姑娘小伙子也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农历二月第一个属牛的日子，就是整个春节期间爱情运动的最高潮-正式的花街节了。这一天，从中午开始，在两个传统的地点有盛大的汤锅宴席。有人宰羊宰牛，做出大锅汤锅来卖。整个嘎洒坝所有寨子的男女青年们都去汤锅铺一饱口福，借机搭讪和结识。如果谈得投机，小伙子们还能当场约到姑娘，傍晚就去她们的寨子拜访。在这一天，那些有年轻姑娘的家里，父母就为自己的女儿准备好传统食品。通常是竹饭盒装着的糯米饭、香肠、干黄鳝、腌鸭蛋等传统美食。要去赴约的小伙子们也会准备一些送给姑娘的小礼物。傍晚的时候，一大群小伙子邀约在一起来到姑娘们的寨子。在寨子的空地上或者道路旁，人们用稻草在地上铺出几十米上百米的一排，当作饭席。搬来土胚石块当着凳子。姑娘们穿着艳丽的民族服装，背着秧箩，坐在一侧，小伙子们坐在另一侧。一个姑娘面对一个小伙子。此前就认识的姑娘和小伙子自然捡自己喜爱的人坐对席，而不认识的姑娘小伙子也会当场选择中意的对象入座。从前，男孩子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参加赶花街、串寨子的活动。许多刚刚开始有性意识的男孩，也要由同寨子的较为年长的男性带着去结识女孩。这些小小的见习生们在这种场合学习与异性打交道的规则，而且也会受到年长者的照顾。从傍晚一直到天黑，姑娘小伙子们在稻草席上吃饭。姑娘们将自己带来的秧箩饭给对席的小伙吃，情意绵绵的情侣则互相喂饭，这就是著名的“吃秧箩饭”的来历。

　　在花街节中结识异性是花腰傣习俗所鼓励的行为。姑娘的父母会以自己的女儿美丽动人，她的秧箩饭有人抢着吃为荣。而那些没有吃到姑娘秧箩饭的小伙子，或者其秧箩饭没有男性问津的女性，则会受到同伴们的嘲笑。天黑席终，小伙子们会将姑娘们给的没吃完的饭菜装在竹饭盒里，带回自己家去吃。吃完后将竹饭盒送回给姑娘，也将糖果等小礼物放在送回的饭盒中。而那些互相有意的男女青年在中途就悄然退席，到竹林里茅屋中共渡良霄[3].花街节这一天，年轻姑娘小伙们照例是不回家过夜的。在傣乡迷人的月色之下，到处是喁喁情话的恋人和依偎在一起的身影。

　　花腰傣以前很少和其他民族通婚。女性不嫁到其他民族去，男性也不娶其他民族的妻子。虽然只要两厢情愿，与异族的性关系并不受到严格禁止。建国的时候，嘎洒和漠沙都只有一条土路通往县城。步行单程就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花腰傣的“花儿”在深山外静静的开放，男欢女悦。动人的爱情故事，外界并不知晓。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人民政府组织修公路，要让这个落后偏远的地区见到汽车，和城市联系起来。花腰傣的男男女女都去开山挖路，唱着“挖一条大路去找一座金山，金山在哪里？过了红河又过了哀牢山…”的歌谣[4],傣族的男人女人们修筑了道路，真的见到了汽车。

　　在文革的最后两年，一批来自上海的男知青坐着汽车到了花腰傣坝子。他们住在寨子里傣族人家里，和他们一起下田干活。这是首批和他们朝夕相处的都市人。他们的一切都让傣族人感到新鲜。这些异族青年只在乡村呆了一年多，吃掉了所有的腌鸭蛋，以及下鸭蛋的鸭子，就随着回城的浪潮离开了。他们中再没有任何人和村子里的人联系过，但和我聊天的时候，老人们说起他们仍津津乐道，称誉有加。我真希望我的那些同族人配得上他们的称誉。

　　通车以后，政府在花腰傣的坝子建了糖厂、电站、矿厂。汉族工人越来越多地进入傣乡。他们在花腰傣女性中颇受欢迎。不仅仅是他们所代表的异文化，还因为他们的城市户口和工人身份。刚刚包产到户的时候，花腰傣之乡兴起了“照电筒”择情侣。黄昏的时候，穿着盛装的姑娘们在寨子之间的公路边徘徊。按照心照不宣的约定，小伙子也三五成群地来这里闲逛。天一擦黑，他们用手电互相照来照去，一窥斗笠下的容颜。夜色掩盖了羞涩，姑娘们也会主动照人。而被电筒光照到脸的人也不会见怪。彼此中意的人，就会搭话，手拉手离开公路，到隐秘的竹林里去。

　　现在县城开网吧的一个四十多岁的汉族“老板”告诉我，他那时是从县城到嘎洒糖厂工作的一个年轻工人。在公路上“照电筒”的时节，他和他的同伴们是姑娘们电筒光会聚的焦点。今天，这个肥胖粗俗，在我看来毫无吸引力的男人仍憧憬地说，当年那些傣族姑娘温柔美丽，最美的都想嫁给我们，因为我们是城市户口的工人。当然，她们是农村户口，这样的愿望常常都不能实现。

　　在嘎洒，传统的汤锅宴、花街节地点是镇外的小山坡和达哈桥头。八十年代以后，花腰傣“赶花街会姑娘”的名气开始在外界流传。从2000年起，政府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将风景最美的石头寨开发为旅游区。从2002年开始，镇政府将汤锅宴和花街节的地点改为旅游景点石头寨。从2004年开始，石头寨及周围几个景点承包给了一家旅游公司。公司从周围寨子征招了十个姑娘和两个小伙子，组织了一个歌舞队。又从市里请来一个老师为他们编排了舞蹈。每个月给他们四百块工资，有游客的时候就让他们穿上民族服装表演。公司还组织寨中的妇女和老人编制竹箩、花腰带等手工艺品，卖给游客。而每年的公历十月长假，五一长假和花街节是这里客源最好的时候。虽然花腰傣传统使用农历而不是公历，十月也没有节。政府和旅游公司共同组织了一个“汤锅节”.五一花腰傣也没有节，还是政府和公司组织了一个泼水节。但花腰傣不同于其他傣族之处正在于不信佛教，不过泼水节。也许有人提出了异议，临到头时组织者将这个节日的名称改为了“沐浴节”。

　　旅游需要的是表演，未必是真正的民俗。每个傣寨都有一个公共水槽。傍晚收工回来，男人女人都去那里淋浴，大家赤身露体，也坦然自若，并不避嫌。“沐浴节”之前，旅游公司的人来到傣寨，说要拍傣族女性裸ti洗浴的照片，给每个人五十元钱。这下子，傣族妇女反而都不好意思，人人都不去公共水槽洗浴了。另外，每个“旅游节”都有差不多相同的“民俗文艺表演”.在从县里和市里请来歌舞团之外，组织者也在周围傣寨中找来民间歌手，表演花街对歌时才唱的傣语小调；找来“猫猫舞”队，表演本该是春节后“开秧门”节时才跳的猫猫舞。所有能吸引眼球的活动，不管场合，不分时节，都作为表演呈现给游客。而著名的“花街节”,更成了旅游宣传的热门。花街节上演的节目与五一和十一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既然爱情是花街节的主题，应该作为“节目”呈现给游客。我在石头寨“花街旅游文化节”的节目单上赫然看到“吃秧箩饭”这一条，就问同去的镇文化站站长白健华，这是什么表演，在哪里。他告诉我说，如果游客交五十元钱，就可以到竹林里指定的吃秧箩饭地点，买一个预备好的盒饭，由穿着民族服装的花腰傣姑娘喂饭吃。

　　燕子寨的杨晓燕是个18岁的姑娘，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她是我的傣语老师之一，也在景点的舞蹈队“工作过两年”。有一天，小杨告诉我，她也喂过游客秧箩饭。旅游公司将50元中的30元收走，给喂饭的姑娘20元。小杨有些不好意思地抱怨说，这个工作不好，来吃秧箩饭的都是一些年纪很老的外面来的男人。

　　花街节上会唱歌会说话的帅小伙已不能再讨得最多姑娘的欢心。真正的“秧箩饭”风俗停了几十年了。柏油路取代了土基公路，电筒也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照电筒”择情侣的习俗也不再存在。现在要“玩”姑娘，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一辆摩托车，带着她们去兜风。常常请她们吃饭和买东西给她们。我的朋友，南磨寨的小白跟我说，他年纪不小了还没找到愿意嫁给他的姑娘。虽然他和寨子里的几个姑娘睡过觉，但是恋爱是一回事，要谈婚论嫁时就不成了（花腰傣婚前的爱情和性生活比较自由。男性可能有过多个女朋友，女性也可能有过多个男友）。他告诉父母，卖了谷子和牛，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即使如此，姑娘也常常不足。我记录谱系的老鱼塘寨子，有十七八个未婚的小伙子，只有四个姑娘。村子里的姑娘那里去了？她们都到镇上打工去了。更漂亮往往也更自信的，到县城、市里、省会去了。老鱼塘的小伙子对我说，他们寨子的“第一美女”李雪梅，以前还和寨子里的小伙们玩一玩，现在去了镇上，跟了一个批发雪花啤酒的汉族人。平时很难回来，也不跟傣族小伙调笑了。他们现在背地里都叫她“雪花啤酒”.小伙子们都知道，现在不同以往了，姑娘都想嫁给汉族人，因为汉族人有钱，尤其是那些做生意的老板。确实，就在这个寨子里，有两个姑娘嫁到了浙江。过年的时候，她们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探亲，不久，将寨子里的另外一个姑娘也带了过去。还有一个寨子有个姑娘嫁给了来开矿的一个汉族老板。大家都知道，这个老板给她家买了一辆农用车，还出钱将她的土掌房盖成了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当我指出寨子里未婚男女的数字的差距时，小伙子们都承认这事实。不过我不说，他们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故事四：善意还是争斗

　　10月19日，我进入花腰傣聚居地选择调查的点。水塘乡文化站站长-一个彝族男子带领我去岔河口寨了解情况。刚进寨子，我们看见一个姑娘在公共水槽边洗衣服。她长着一张典型傣族体表特征的圆圆脸，皮肤白净。她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听说我是来调查的，当即放下正在洗的衣服，给我们带路。她自我介绍叫做王国艳，初中毕业三年了。现在玉溪市一家糕点店打工。还有个弟弟在县城上高中。因为家里有事，这几天刚回来。她先领着我们爬上山坡，去看我要找的龙树和祭台。又穿过寨子，去看房屋的布局。一边走着，我问了她一些关于本寨基本情况的问题。有的她不知道，就说，她父亲是这里村民小组的组长，应该知道，于是带领我们去找他。邻居告诉她父亲现在甘蔗地里干活。小王又带着我们走下山坡，到达一条小河边。甘蔗地就在河对岸。河水清澈，但流急水冷，有五十多米宽。她说“你们过不去的，我过去给你们把他叫来”.说完脱了鞋就下水，一路淌了过去。水深及大腿，流得很急。浪花飞溅，她的长裤全湿透了。她却并不在意。我颇有些不安，文化站长却坦然地说，傣族人都是这么热情的。几分钟后，她淌过河消失在一片甘蔗林中。不一会儿，就带着父亲走了出来。她手里还拿着一根一人多长的刚砍下的水果甘蔗。两人又淌过河来，水流冲得她的身体摇摇晃晃，而她一直把那根水果甘蔗举在头上。上了岸，小王的父亲立刻邀请我们去家里作客。她将甘蔗砍短切好，给我和文化站长吃。我很不安，给她十元钱。但她坚决不要，神色诧异，让我颇汗颜。我们到她家小坐了片刻，一起喝水聊天。她父亲详细地回答我的种种问题，并热情留我们吃饭。回去的路上，我问文化站长。他说，他和小王姑娘也仅仅是见过面，算不上熟人。但花腰傣就是一向这样热情好客。

    在花腰傣中住久了，我发现，确实，花腰傣就是这样的性格。我跟无数人聊过，没有一个人拒绝我的访谈。无论老少，都热情地为我提供帮助；无论男人女人，都说话温和，态度友善。我住过许多户人家。尽管他们不理解我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我会不会对他们有用，却都尽其所能地为我提供了最好的生活条件。作为一个人类学研究者，我对所谓的“民族性格”并不太认同，但是，与我自己经历过和我的同行描述过的其他族群相比，花腰傣的温柔和蔼如此显著，任何人都会感受明显。一年多的共同生活，花腰傣给了我超出预期值很多的热情和善意。

　　很快我就知道，花腰傣的温柔和善自古有名。在康熙版的新平县志上有描述本地每个民族的简约言辞。关于花腰傣的几个字是“摆衣[5]性懦气柔…耕田纳粮”.在道光、光绪版的县志和明嘉靖成书的《滇略》中，同样的评价一再出现。看来，历代中央政权的统治者都认为，花腰傣是最温顺的民族。我之前的调查者，也记载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到花腰傣地区定居，融入傣族的实例。“……一位嘎洒年龄最大的白姓老人（96岁），他说他是从昆明来的汉族，从易门经商过嘎洒，见这里有山有水有荒地，傣族友善好处，就落户变成了傣族”[6].确实，花腰傣支系中就有一支叫做“傣卡”,意思是“汉傣”,是由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变成的傣族。有个傣族文化干部还告诉我，花腰傣中只有汉姓为“刀”、“白”、“陶”的人是原著傣族，其他姓的人都是其他民族变成的。若真如此，花腰傣中一大半的人都是异族融合来的。“傣族友善好处”,无疑是这个文化如此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花腰傣内部，也是十分和睦的社区。人们友好相处，互相容让，以争斗为耻。在花腰傣中间，没有偷东西的人，更没有抢劫。傣语的“窃贼”和“强盗”是一个词：“xa11⌒slan31”.意思是“汉族来偷/抢”[7].在傣乡生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只见过一次吵架，打架一次都没见到。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调查者，我知道，这在其他民族中是十分罕见的。

　　花腰傣人温和友善。但是正在冲击着他们生活的这个大文化可未必是温和友善的。在曼控寨和土锅寨，有跟我最要好的一个花腰傣姑娘和两个小伙子。他们都告诉过我他们的打工经历。那个叫李梅芬的姑娘对我说“我吃不得苦，不想种田。”她上了中专，但是毕业后没有工作。于是她到了深圳打工。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传销。一个小伙子叫刀云强，初中毕业后到玉溪市找工打。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表演脱衣舞的夜总会打杂。还有一个汉语外号叫“老国”的小伙，年纪轻轻就显得老气横秋。他在镇上的选矿厂学了电焊的手艺，前两年离开家乡去浙江一个建筑工地打工。他干了一年，被老板拖欠了半年的工资，回到家乡的时候没挣回来任何钱。他们都只是简略地跟我提了提打工这些年的一点事。但看得出来，到汉族地方，到大城市生活的这段经历对他们来说决不美好。我想，但愿他们在“知黑”之后仍然能有“守白”的愿望和能力。

　　嘎洒坝子的中心是傣、汉混居，汉族居多的嘎洒镇。由于矿产的开发和旅游的发展，今天的嘎洒镇算是一个十分“现代化”的小镇，有许多外来居民和临时做生意的人。也有兼营赌博的网吧、半色情的发廊、没有正式票据的小旅店、卖各种假货的农贸市场。像中国别的小城镇一样，这里街上也有小混混，打架斗殴，欺善怕恶，拉帮结派。我在傣寨采访中，常常听到一个词：“街霸”.这是一个连几乎完全不会说汉语的花腰傣老人也讲得十分标准的汉语词汇。在我这个汉人听来分外刺耳。在曼控寨，我听老人们说，前两年有一次大规模的斗殴。嘎洒镇的一大群“街霸”,要打到曼控寨子来。就在那个打工归来的“老国”的带领下，曼控寨子的几十个小伙手持棍棒迎战。老国还将土枪土炮也抬了出来，装上火yao，准备射人。最后这次袭击虽以街霸们退却而不了了之，但是列阵迎敌，死伤不论，自建国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说到这次一触即发的危机，老人们都认为“老国”这样做是对的。

　　以恶抗恶。看来我的温和的“性懦气柔”的花腰傣已经认识到丛林法则。只是，我真希望教给他们这一点的不是我身为其中一分子的“现代”和“文明”.

　　结语

　　因为《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而蜚声海内外的纳人（摩梭人），其独特的走方式性生活模式特别受到外界的关注，也特别受到外界文化的冲击。从清雍正到文化大革命，他们经历了多次政府强制的社会改革和“婚姻改革”.今天更受到教育、旅游带来的强大的文化冲击。名著的作者蔡华教授重访永宁时，他的调查对象也是他的朋友-纳人，不无疑惑地问他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生活？”蔡教授回答说：“你们觉得怎么幸福，就怎么生活”.

　　作为人类学研究者，我的职业似乎天生有保护传统文化的义务。但是，世界在变，变化在加速。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全球化使得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已没有桃源。新的东西取代了传统的东西，也未必都是坏事。作为异文化的观察者，对那些身处外界文化的冲击之中，仍然给我了不计报酬的帮助，以及可贵的善意的花腰傣，我希望，他们能够永远按照自己认为幸福的方式生活。

本文责编：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