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瑾，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岗位上默默耕耘，在傣学、文化语言学和民族古籍三个学科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张公瑾是我国傣族语言文化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者。同时，作为文化语言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30年来张公瑾为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率先提出了将混沌学理论引入语言学的研究中，为学界广为推崇。作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的领军人物，张公瑾在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一  在傣族语言文化研究领域独辟蹊径 

 1933年10月，张公瑾出生于浙江温州，在家乡度过了中小学时代，先后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社会系和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系。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成立后，从全国高等学校文科一二年级学生中招收从事民族语文工作的学生，出于好奇心和在边疆创造业绩的愿望，张公瑾主动报了名，11月初由华东教育厅保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班学习，从此他与民族工作和语言学研究结上了不解之缘。

来民族学院之初，出于对北国边疆风情的向往，张公瑾很想学习维吾尔语或者蒙古语，当时负责分班的马学良先生说，你们南方人还是学习南方民族的语言好，就分配他学了贵州的布依语。马学良先生有一个很好的办学思想，就是要求两点：一是一定要学好一种民族语言，二是要狠练基本功，打好语音学的基础。张公瑾说，这两点对后来一生都受用无穷。在布依语班学习了半年多，中央民族学院准备开设傣语班，照惯例需要有人担任教学辅导工作。1952年8月，张公瑾被调了出来提前毕业参加了工作。他一边向傣族教师学习傣语傣文，一边搜集一切可利用的材料，与傣族教师一起编教材，做辅导，搞研究。从此张公瑾再没有离开傣族语言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多年里，张公瑾与傣族教师一起培养过三届傣语班的学生，共50多人。这些学生后来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主要在云南省，有的在专业岗位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有的虽然改了行，也成了各个领域里的骨干。在这期间，张公瑾除了与傣族教师合作编写傣语口语教材，还独立编写了一部20多万字的《西双版纳傣语语法讲义》。1958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傣语语法论文。

1958年初，张公瑾带领学生到西双版纳实习，并参加当地的傣文扫盲工作。接着又在当地参加了社会历史调查。这些活动使他的傣语傣文水平达到了自由应用的程度，为后来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事傣族语言文化研究50多年来，张公瑾始终恪守着独特的研究之道，将注意力放在其他研究者鲜有涉猎的问题上，尽量做别人没有做过或不易做到的事情。张公瑾从傣族语言文字入手，并以语言为工具将研究视角扩及傣族文化的总体，通过傣文文献资料研究傣族的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天文历法、农业科技、宗教等各个方面，不断提供第一手资料和新颖的看法，在傣学界赢得公认的声誉。出版的著作有《傣族文化》、《傣族文化研究》、《傣历、公历、农历百年对照年历》、《中国的傣族》（曼谷泰文版）和《傣族文化史》等。张公瑾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学术基础成为我国傣族语言文化研究领域最有广度和深度的研究者。

在傣语语法研究中，张公瑾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语序问题上，并且联系汉语的历史句法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展示了一些汉藏语系语言最具有特点的语法本质，并通过民族语材料对汉语语法进行再认识，揭示出一些未被以往研究者注意到的特殊语法规律。他先后发表了《傣语名词修饰语的基本语序》、《西双版纳傣语与汉语中动词带宾语和结果补语的语序问题》等有关语序问题的论文多篇。在傣文方面，张公瑾所撰写的《傣族的文字与文献》、《傣族经典文字考源》、《傣文渊源及其亲属文字》等论文，对傣族文字的起源、传播、演化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理清了傣文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张公瑾研究傣族文字、文献的成果，对研究傣族古代文明及其与中原和中南半岛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有关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的课题研究，张公瑾负责傣族的天文历法研究。参与这个课题，为他学习天文学知识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同时，张公瑾又自学了印度天文学和汉族天文学知识，10余万字的《傣历研究》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张公瑾先后翻译和注译了《苏定》和《历法星卜要略》两部老傣文天文历法专著，撰写了10多篇论文，解开了傣族天文学的计算数据和傣历的安排方法，使这门濒临灭亡的学科得以保存和复兴。在译注傣文原著过程中，张公瑾清理归纳出了行星运转和傣历计算的数十条公式，后来，科学出版社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历算室将其输入电脑用于傣历1000多年的日期推算。

天文学历来被傣族人民认为是一门最高深的学问，当时的傣族地区有多种手抄的历书，但互相间时有矛盾，正误难辨，也没有与农历、公历相对照的历书，这就造成很多不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公瑾萌生了编写一本标准的傣族历书的想法。当时编写历书的条件非常艰苦，完全靠手工计算，不容许半点差错，只要算错一天就要推翻重做。经过一个夏天的悉心努力，这本傣历1283至1382年，公元1921至2020年的《傣历、农历、公历100年对照年历》一书终于面世。这本历书印刷并不精美，但非常实用，张公瑾的名字就和这本小小的历书一起走进傣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今天提及此事，张公瑾依然颇为欣慰，感觉为当地人民做了一件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傣族绝大多数地区全民信奉南传佛教，南传佛教的研究是我国佛教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成了张公瑾潜心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南传佛教即小乘佛教，佛教经书属于巴利文系统，现在我国能利用巴利文的学者很少，张公瑾依据巴利语材料研究傣文宗教典籍，使傣文佛典的名称得到准确翻译，同时将汉文佛典与傣文佛典进行比较分析，对我国南传佛教的传播、发展、特点、地位和教义等问题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目前张公瑾正负责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10卷本《中国佛教史》中《南传佛教史》卷的撰写工作。

贝叶经是我国傣族文化中特有的，对傣族文化的传播和繁荣起了极大的作用。我国能读懂傣文贝叶经的非傣族研究者甚少，张公瑾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富有创见的工作。他以研读傣文贝叶经为起点，依据佛教经典名称多出自巴利语的特点，现在又能解读泰文、老挝文、缅文佛经的经名，为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及各地众多来访者解决了他们所收藏的贝叶经经名的译名及所属部、类问题。同时，为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民族文化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单位所藏的贝叶经进行了整理编目，使多年尘封的珍贵古籍得以利用和开发。

“康朗”在傣语中的意思是有学问的人，以此来尊称那些还俗的佛爷。张公瑾因熟悉傣文文献和经典，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康朗张”。凭借在傣学界的卓越成就，张公瑾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他多次到美国、泰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而参加这些学术会议或讲学的内容，多数与傣、泰民族的语言、历史和文化有关。张公瑾所主持的壮侗学研究所与泰国玛希隆大学、朱拉隆功大学、彭世洛皇家教育学院以及美国北伊利诺大学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他是中美合作“中国南方壮侗语各族稻作农业的起源和传播”项目的中方负责人，是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国境地区的诸民族之文化动态”课题的中方合作者。

二 在文化语言学领域别开生面

作为文化语言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30年来张公瑾为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将混沌学理论引入语言学的研究中，使文化语言学这门新兴学科别开生面。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开设语言学课，在给民族学系学生上语言学课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联系自己的专业，张公瑾总是注意把语言与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讲授。这样可使学生更喜欢这个课程，同时也为张公瑾自己打开更广阔的视野，这成了他后来从事文化语言学理论建设的催化剂。80年代初，通过“社会语言学”课程和“语言与民族”讲座的教学，张公瑾在语言与文化方面的探讨渐趋成熟。

1982年张公瑾发表了《社会语言学与中国民族史研究》一文，将语言学与民族史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将社会语言学从共时研究推向历时研究，这篇论文是继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之后我国文化语言学领域开创性的论文之一。1984年，张公瑾的论文《中国文化的共同渊源及其多民族特点》，以英、法、西、俄、阿拉伯、汉六种文字作为首篇重点文章发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杂志上，这是他对文化问题的又一探索。

随后张公瑾陆续发表了《语言的文化价值》、《文字的文化属性》、《文化环境与民族语文建设》、《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等论文，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交际工具，把文字看作交际的辅助工具的看法，充分论证和挖掘了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不仅与各种文化现象相联系，而且它本身就是文化总体的组成部分。2003年，我国申报主办世界第16届民族学与人类学国际会议，在严格筛选的申报论文中，张公瑾的《语言的文化价值》一文选为申报的语言人类学方面4篇论文之一。

对于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一般研究更多关注词汇，偶尔涉及语法，至于语音则很少有人注意。张公瑾从我国多民族语言和多民族文化入手，分析谱系关系和文化类型，语言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内在联系，证明语言从词、语音、语法到语言类型、谱系归属、地理分布以及文字形式，都富含文化内容。他在《文化语言学发凡》中，提出了语言与文化的新概念，并将语言事实与民族文化、民族的思维方式有机结合，促进语言学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科学，使其充分发挥先导作用。

在全国高校中，张公瑾率先设立文化语言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方向。张公瑾认为，一个世纪以来引入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很多，但我们自己的创新却很少，这个局面就推动我们不断去探索新的路子。新的理论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研究方法。在长期的研究中，张公瑾发现自然科学中的浑沌学理论对语言学的研究极有帮助，为此将浑沌学理论引入到语言学的研究中，全面转换语言学的思维框架，为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以往的语言学一般是把语言看成一个线性系统，采用线性分析的方法，而实际上语言的分布和演变以及文化演化的速度和形式并不是单纯的线性系列，其中存在着许多动态的、不稳定的、随机的因素。传统的研究方法难以分析语言体系演变的复杂性，难以对语言的演化及语言各种构件变化的随机性作出合理的解释。浑沌学理论独特的概念体系和方法论框架正好适用于语言以及语言与文化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分析。针对传统的谱系树理论与世界语言数量逐渐减少的总体趋势相矛盾的情况，张公瑾提出了语言发展“河网状”的演变模式，来揭示语言演变的轨迹，指出语言并不是按因果关系运作的确定性的延续体，而是有着无数内在随机性和外来干扰的浑沌系统，这是运用浑沌学理论认识语言演变的尝试。将浑沌学理论引入语言学研究之后，开始借此研究语言自身变化的有序规则与无序状态，后代语言对早期语言初值的敏感依赖性和蝴蝶效应，语言变化中的分叉和内在随机性，语言系统演变中内部与外部各种因素的互相挤压，由奇异吸引子作用引起的运动轨迹的变化等等。浑沌学在语言学中的运用，将跨越以往语言学多只停留在语法层面和词语选择层面的局限性，而兼及言语者群体和个人的个性气质、交际意图、语境以及语言整体和民族文化整体之间的联系，为语言学提供了一个语言现象之间和语言与文化之间穿插对应和随机对应的新的方法论模式。

从90年代初将浑沌学理论应用于语言学研究以来，张公瑾围绕这一理论不断地摸索，先后发表了《浑沌学与语言研究》、《壮侗语——分布与演化中的浑沌》等论文以及专著《文化语言学发凡》和他主编的《文化语言学教程》、《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等著作，使得这一理论不断完善。张公瑾的这一理论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他的研究生已在各地杂志上发表多篇与此有关的论文，他的一位在内蒙古工作的德国学生几年来在呼和浩特曾就浑沌学在语言学中的应用问题做过多次学术报告。2003年和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先后召开了“文化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和“浑沌学与语言文化专题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

三 在民族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统领全局

1958年张公瑾参加全国性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调查中需要整理傣文文献中的历史资料，张公瑾因懂得老傣文被安排到西双版纳州文物室查检傣文历史资料。工作中张公瑾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傣文古籍和佛教经典，正是这样的机遇使张公瑾对傣文历史文献资料了如指掌，以致后来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傣文书，绝大部分都是似曾相识或者通读过的。这是他深入研究傣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功，也是他有别于其他研究者的独到之处。

1983年当时教委所属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成立，张公瑾担任该委员会委员至今，更多地投入民族古文字和古籍工作，其研究领域逐渐由傣族的古文字扩展到整个少数民族的古文字，从傣族的古籍逐渐扩展到整个少数民族的古籍，站在了民族古籍整理研究的最前沿，发表多篇论文，在民族古籍理论方面多有建树。他所撰写的《傣族的文字和文献》、《傣文古籍见知录》，对傣文古籍做了全面的介绍，《民族古文字、古籍与民族传统文化》、《民族文字古籍与中华文化》等论文则是我国民族古籍整理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论文。此外，张公瑾主编的《民族古文献概览》一书，展示了各民族丰富的古籍文献宝藏，是各民族院校古籍专业的通用教材。《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解》是张公瑾主编的有关中国各民族古籍的工具书，全书共收集古籍书目4000余个，囊括了用各种民族文字及民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和古代汉文文献资料，提供了一部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必备的工具书，该书2007年已被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的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名录。

张公瑾在担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和会长近20年间，把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纳入研究会的工作视野，配合国家民委古籍整理研究室开展学术活动。张公瑾现任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60卷本）主编。这是“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项目。这个项目汇总了20多年来中国对55个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整理的成果，是一项跨世纪的民族文化建设工程。这套巨著具有综合性的多功能学术价值，是我国民族古籍建设的里程碑。

四 在教学岗位上不断探索创新

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劳动锻炼中，张公瑾当过管子工，当过炊事员，种过庄稼，养过猪，放过羊，饲养过奶牛。张公瑾为人儒雅、平和，与周围的人都能和谐相处。他很多工人、农民朋友，至今仍有退休工人朋友拿着自己创作的诗文来请他共赏，与他磋商。张公瑾待人宽容，对己却很严格，特别是对自己所写的论文，总是精益求精，不仅要有新思想，而且要有精炼的语言。他认为一个人的语言水平常常表现一个人的学术水平，他的一篇论文《论汉语与壮侗语族诸语言中的单位词》，曾五易其稿才拿去发表。

在教学岗位上，张公瑾总是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从事教学工作50多年来，张公瑾已是桃李满天下，现已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30多人，并一直坚持本科生的教学工作。2005－2006学年他给本科生上傣语课，学生们在课堂上称他为张老师，课下称他为张爷爷，开始时他觉得很不习惯，后来叫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张公瑾说，这也算是对老师的一种鼓励吧！

张公瑾热爱教育事业，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张公瑾教学的特点，第一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课前充分准备；第二是与本学科当前的前沿思潮挂钩，与前沿思潮挂钩并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有鉴别，有选择，有吸收，有批评。他始终保持谦虚好学的态度，认为掌握与本学科有关的外围知识是十分重要的，为此他鼓励学生多读书，尤其是理论书。他要求学语言学的学生，在读语言学的书时想非语言学的问题，读非语言学的书时想语言学的问题，这样就能汲取多学科知识的营养，丰富和推进本学科的发展。他自己也从未停止过对知识的渴求，经常将新知识随时融入教材中，使得每年的教材都不断更新。他自己每年带的博士生不过二三人，但听他的课的学生常常不下20人。学生说听张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课后还留下悬念与思索。教学的探索推动了他的研究工作，张公瑾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这些成果大多是围绕着教学工作开展的，又回过来丰富他的教学内容。

张公瑾总是鼓励学生超越自己。他说，自己的博士生每完成一篇学位论文，就在这个问题上超过了自己，但他最希望的是学生在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上超过自己，这是对老师最高的回报和鼓舞。

总结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经历，张公瑾说：我好像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什么问题，就想办法解决什么问题在时间流程中像流水“随物赋形”，总是希望在自己工作的范围内，能得到最好的发挥，能够得到一些前人未能有过的认识。这大概就是张公瑾的不断创新之路吧！

本文责编：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