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樊绰《云南志》论唐代傣族社会
《云南志》，又有《蛮书》、《云南记》、《云南史记》、《南夷志》等名称，是唐朝人樊绰所著。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蔡袭代王宽为安南经略
使，樊绰为从事。他认识到南诏地方政权和唐朝关系的重要性，对南诏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民族、山川、交通等方面，做了一番详细的调查研究，并
参考唐代在他以前去过云南的袁滋所著《云南记》、韦齐休所著《云南行纪》，以及《后汉书》、王通明《广异记》、《夔城图经》等书，结合自己所
搜集的资料，写出《云南志》十卷。
本书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唐代的傣族社会，也是比较详细记录傣族的最早的一部书，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著者写本书，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不仅比
较具体地介绍了当时傣族的分布区域和生产发展情况，而且勾画出傣族社会的概貌，及其和南诏地方政权的关系。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作为我国云南
省的兄弟民族之一，傣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和云南各族人民以及全国人民一道，为共同创造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名称和分布
《云南志》卷四主要记述了南诏辖区内的各民族及其分布。其中对傣族的称谓基本上都是他称，即以傣族居住地区和服饰的特点来称呼，因而没有统一
的族称。
首先，本书按傣族居住地区的特点而称之为“茫蛮”。①傣语称“地方”为“勐”，“茫”显然是勐的异译。傣族是坝居民族，“茫蛮”用牛耕，种水
田，②表明唐代茫人就居住平坝，故“茫”又含有“坝子”之意，被称为“茫蛮”，即意为“住在坝子上的人”，以别于住居山区的民族。
茫人的分布很广，地名一般都冠以“茫”字。本书卷四说：“从永昌城南，先过唐封(今凤庆)，以至凤兰苴(今临沦)，以次茫天连(今孟连)，以次茫吐
薅(疑今勐阿)”，③都有茫人的分布。这是从永昌由北往南举了一些茫人分布区。这些地方位于滇西到滇南的广大弧形地带，今天仍然是傣族分布区。
说了往南的茫人分布区，本书接着便说滇西及其附近地。同书卷四说：“又有大赕、茫盛恐、茫鲜、茫施，皆其类也”。④这几个地方中，大赕的地望
本书卷二说它在永昌西北，赕，“彝语若州”，⑤大，言其广阔，“周回百余里”。⑥这样大的平原，又在永昌西北，说明大赕当为南诏丽水节度辖区
北部的大平原。茫盛恐，疑为位于勐卯西北、宋初曾兴盛一时之勐兴古(Muon Singu)或勐盛郭(Mong Sung Ko)，⑦其地包括《明史》之孟养、孟拱等地
，茫昌(疑为勐卯，“昌”为、“冒”之误写)茫鲜无考。至于茫施，《元史·地理志》说：“茫施路，在柔远路之南，泸江之西，其地曰怒谋，曰大枯
赕、小枯赕，即唐史所谓茫施蛮也”。《明史·云南土司传·芒市)说：“芒市，旧曰怒谋，又曰大枯赕、小枯赕，在永昌西南四百里，即唐史所谓茫
施蛮也”。芒市，傣语古名郭利罗(Kolilo)，或即“枯”赕一名之所由来。元代的茫施路和明代的芒市御夷长官司，都是今天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首
府芒市一带地，可见茫施应即芒市。又芒施附近，首外川之西有茫部落，也就是茫人部落。上述这几个地方，顺次由西北到东南，看来都在南诏丽水节
度和永昌节度境内，亦即在今德宏自治州及境外一些地区。
茫人分布地区还不止此。《云南志》卷四说茫人居住在南诏开南节度地区。开南节度的南部有地名茫乃，今西双版纳的景洪过去称为“勐泐”或“勐乃
”，现在民间唱词中仍然这样称呼，“茫”、“勐”乃一音之转，应该说“茫乃”即“勐乃”，也就是今天的景洪。这就说明茫人的分布，南到西双版
纳，而西双版纳至今仍然是傣族的主要分布区之一。今天西双版纳和德宏两地区的傣族，虽有方言差别，称谓也稍有差异，前者称傣泐，后者称傣纳，
但都是族名之后冠以地名，同属一个民族，差别是次要的。《云南志》称滇南地区的傣族为茫人，并用以称滇西傣族，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云南志》按傣族服饰的特点，而称之以金齿、银齿、黑齿、漆齿、绣脚、绣面诸名。本书卷四说：“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
蛮，并在永昌、开南，……。黑齿蛮以漆漆其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银齿以银。有事出见人则以此为饰，寝食则去之。……绣脚蛮则于踝上腓下
，周匝刻其肤为文彩。衣以绯衣，以青色为饰。绣面蛮初生后数月，以针刺面上，以青黛傅之，如绣状”。
傣族以金饰齿，不仅见于唐代，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旅行到今德宏地区，尚见此俗。他说：“此地之人，皆用金饰齿，别言之，每人齿上用金作套如
齿形，套于齿上，上下齿皆然，男子悉如此，妇女则否。”⑧元人李京行役滇西，亦有“金裹两齿，谓之金齿蛮”⑨的记载。由于滇西傣族较广泛流行
此俗，元代至以金齿作为永昌地区的地名。元初分云南为五大行政区，金齿即其中之一。⑩可见金齿不仅作为族名，后来且作为地名。元、明时期，金
齿地区即今德宏自治州一带的土司几乎都是傣族，说明金齿地区是傣族的主要分布区之一。至于唐代傣族流行以金饰齿之俗，当与滇西产金较多有关。
《云南志》卷七说：“生金，出金山及长傍诸山，藤充北金宝山。……麸金出丽水，……长傍川界三面山并出金，部落百姓悉纳金，无别税役征徭。”
长傍在今德宏自治州以北，距片马地区不远。景颇语称山为“崩”或“蚌”，“长傍”意为“长山”。足见唐代长傍山区已有景颇族的分布，而且是盛
产生金的地方。藤充即今腾冲，丽水即今伊洛瓦底江。这些地方都在滇西及其附近，因而金齿一名就主要用以称呼滇西的傣族了。“黑齿”、“漆齿”
与嚼槟榔和石灰的习惯有关，由于长期嚼食，以致齿染为黑色。但这不仅限于傣族，佤、景颇等族也有此俗。不过《云南志》卷四说茫蛮“或漆齿”；
又卷六提到茫乃时，同时提到黑齿部落，可见其中至少一部分是指傣族。
此外，红河流域亦有傣族分布，称为“白衣”。《云南志》虽未明确提到白衣之名，但已见于《新唐书·南诏传》，提到“白衣没命军”。⑾宋代周去
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等书也都提到“白衣蛮”之名。到元初，“至元二十五年四月癸未，云南省各丞爱鲁上言：自发中庆(今昆明)，经
罗罗、白衣入交趾，往返三十八战”。⑿这里所指的白衣，正是在滇东南的红河流域。不过元代以白衣称傣族用得越来越广泛，例如至元十三年(1276
年)所指白衣在红河流域，大德五年(1301年)的白衣在车里地区，至大三年(1310年)的白衣在德宏地区以西的蒙光地区，泰定二年(1325年)的白衣则在
木邦地区。⒀至于白衣一名的由来，元《招捕总录》的叙录说得明白，在白衣、金齿等名下注明：“此以其服饰及所有为种名者”。而白衣一名，则最
早见于唐代。
总之，《云南志》所载唐代傣族的分布，从滇东南的红河流域，到滇南的西双版纳地区，再弧形而上到滇西德宏地区，已经和今天傣族的分布基本上一
致了。
(二)生产和交换
唐代傣族的名称和分布既明，下面让我们看看傣族在唐代生产的发展状况。
先说农业。《云南志》卷四“茫蛮”条说：“土俗养象以耕田”；卷七又说：“通海以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为群。弥诺江以西出犁牛，开南以南养
处，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⒁
通海为南诏所设二都督府之一，通海都督所辖南部地区，即为有傣族分布的红河地区。弥诺江为今亲敦江，属南诏丽水节度南部地区。上面两段记载，
说明唐代傣族从滇东南的红河地区，到滇西的德宏地区及其附近地区，都已跨过了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发展了种水田的犁耕农业经济。力畜既用
象，也用牛。用牛挽犁，各地皆然。至于象，用于载运，负重致远；用于战争，冲锋陷阵，东南亚有关国家如缅、泰、老、柬等国均如此。傣族古代不
仅用象作为役畜，且有“火摆”这一专词，意为“象阵”，说明也用象于战阵，历史记载也正如此。但象耕的记载则并不经见，这当另作讨论。不过傣
族在唐代已普遍实行犁耕、种水田则是肯定的。
水田农业和水利灌溉是互相联系着的。傣族地区总的说来属于亚热带气候，全年分为干、湿两季，雨量集中，如无水利灌溉，旱涝不均，很难保证稻田
的正常生长。因而各地傣族很早就发展了比较完整的灌溉系统。《云南志》上虽未记述唐代傣族农业生产中水利灌溉的情况，但从解放前傣族人民对农
田水利的重视，也还可反映出与历史上农田水利的必然联系。西双版纳群众说：种田必需有水沟，先有水沟后有田。每年修整水沟是傣族农民重要的公
共劳动。⒂西双版纳的大小农奴主为了保证其剥削收入，从宣慰司署到各勐土司署以至各村寨，关于整修水沟，分水灌田，也都设有专管人员。宣慰使
的内务总管“召龙帕萨”就兼任总水利官，各勐有水利官“勐当版闷”，分布在各勐的各条大沟渠，设有“版闷龙”和“版闷囡”，即正副水官，在灌
区内的各村寨，也设有“版闷曼”，并推选二人协同正副水官工作。这两个人惯常是选水头寨和水尾寨的版闷来充任，以便上下照应，不使水头田占便
宜，水尾田吃亏。由“召龙帕萨”到各寨的“版闷”，构成管理水利的垂直系统。⒃
既然傣族人民种水田的历史实践是“先有水沟后有田”，则傣族人民的水利灌溉知识是由来已久的，《云南志》记载唐代傣族各部已种水田，表明当时
已相应地具有一定的水利灌溉设施了。在当时的滇西地区，傣族的农业是居于领先地位的。
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前述藤充、长傍、丽水等地都产金，当时傣族有以金、银饰齿之俗。既已用金作饰品，金、银器的制作当已产生。西双版纳
统治者叭真于1180年建立景龙地方政权，在其举行登位礼时，陈设的器物中有金水（（瓷））一个，嵌宝七种，⒄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高度了。金属器
皿亦普遍为贵族上层所享用。
—唐代傣族分布的滇西一带，汉晋时期就已有产铜、锡和铁的记载，⒅制作和使用金属器，时间当已相当久远了。关于傣族制作和使用铜、铁器的情况
，一些有关记述是值得注意的。傣族受南诏地方政权统治，要为南诏服兵役(后详)，应征兵员都得自备武器。每年十一、十二月农事毕，例须操练，“
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⒆这就是说，傣族兵员的武器必须符合南诏军队的要求。而南诏军中所用武器都是铁兵器，
甚至炼铁成钢，打制刀剑。造剑之法系“锻生铁，取进汁，如是者数次，烹炼之。……浪人诏能铸剑，尤精利，诸部落悉不如。”⒇还有铎鞘，产于丽
水，“状如刀戟残刃”，“所指无不洞”。〔21〕《岭外代答》说：“今世所谓吹毛透风，乃大理刀之类”，亟言其锋利。这些都说明南诏兵器之犀利
以及铸造刀剑已达到相当的水平。“金齿、茫蛮部落”和其他部落虽有所不如，但也使用“犀利”的铁兵器了。当时傣族既经营犁耕水田农业，犁铧当
系金属制造，开沟挖渠亦需金属工具。这些都说明唐代傣族已比较普遍地使用金属器了。
取卤煮盐，是唐代傣族另一成就。金齿、茫人等分布的地区，除长傍、丽水等地均有盐井外，滇西地区的“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内有盐井一百来
所”。〔22〕威远城在今景谷县，奉逸、利润二城不能确指，但应在景谷之南至西双版纳易武及其附近地。至今景谷之南盐井仍多，著名的如普洱的磨
黑、勐腊的磨龙、磨歇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盐井的名字大都是傣语音译。“磨”，傣语“井”或“矿”之意，磨黑且口“矿井”或“矿山”，磨龙
，可能是“大矿”或“大井”之意。景谷以南至今仍是傣族分布区，可见傣族取卤煮盐由来已久了。
再说纺织，唐代傣族的纺织技术也已发展到相当高度。《云南志》卷四说茫人“皆衣青布挎，藤篾缠腰，红缯布缠髻，出其余垂后为饰。妇人披五色娑
罗笼”。同卷又说黑齿、金齿、银齿等部，“以青布为通身挎，又斜披青布条”。织这种布的原料，不是一般的棉或麻，而是傣族地区特产的所谓事婆
罗子”。《云南志》卷七说：“自银生城、拓南城、寻传、祁鲜以西，蕃蛮种并不养蚕，唯收婆罗树子破其壳，其中白如柳絮。纫为丝，织为方幅，裁
之为笼段。男子妇女通服之”。
可见织这种布的原料是婆罗树子实中的丝。在此以前，万震《南州异物志》有类似记载说：“五色斑布，以丝布古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毛，中
有核如珠殉，细过丝棉，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绩，任意小抽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23]又《太平广记》卷
四百零六婆罗棉树条谓黎州通望县“有婆罗棉树，三四人连手合抱，方匝。……其花蕊有棉，谓之婆罗棉”。看来这些记载，都表明以木棉织布，为与
傣族有族源关系的壮、傣各族所普遍利用。这种木棉亦即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六所称之“斑枝花”，今日云南仍称作“攀枝花”。历史上傣族以
纺织著称，元、明以来驰名远近、充作贡品的“干崖锦”以及“坚厚缜密，颇类丝绸”的“百叠布”，[24]都是唐代傣族纺织技术长期发展的结果。
至于茫人妇女所披之“娑罗笼”，有谓当即今马来亚、爪哇一带土人所著之沙笼，出自梵文之Saranga一词，义为衣服。[25]查马来语之Sarong一词，
意为裙子，[26]而《云南志》提到娑罗笼时，都叫做“披娑罗笼”，[27]看来是指衣服，否则不会说“披”。今德宏傣语称大衣衫为“色和龙”或“色
龙”，音近娑罗笼，“色”为衣之意。娑罗笼一词，也可能就是傣语译音。
再说商业交换。傣族地区自古就是中外交通孔道，商旅往来不绝。早在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大夏，见蜀布、邛竹杖，便是四川商人运抵云南，再经滇
西转运印度去的。《史记·大宛列传》所说今洱海地区以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便是指的这种情况，而“滇
越”就是傣族的先民。《三国志·魏书》引鱼豢《魏略》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道，又循海南而南，与交趾七郡夷相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
出异物。”由于永昌地当内外交通孔道，故出异物，所谓异物，应指珍贵商品，这说明当时永昌已是商货的集散地。
到唐代，云南通中印半岛的交通线，见于记载的有四条，都通过傣族分布区。《云南志》卷六说：“银生城……又南有婆罗门国、波斯、围婆、勃泥、
崑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这是从傣族地区南通南海诸国，而被视作“贵货”的黄金，正是傣族地区的出产。另一条
是从拓东(今昆明)经晋宁驿、通海镇、龙武州、古涌步等地达于交址，这条路经过有傣族分布的红河流域。第三条路，由滇西永昌西渡怒江，至诸葛亮
城(位今保山、腾冲间之怒江坝)，又南经乐城(今芒市)入骠国境(今缅甸)，再西度黑山(阿拉干山脉)至东天竺迦摩波国。第四条路则是由诸葛亮城西去
腾冲城(今腾冲)，经弥城(今莲山西北境外)、丽水城，渡丽水(今伊洛瓦底江)至安西城(今孟拱)，再渡弥诺江(今亲敦江)，行千余里至东天竺北界笛没
卢国。[28]后两条路均经过今德宏傣族地区，一条由保山渡怒江，西南行经芒市等地达于缅甸和印度；一条则由腾冲正西行，达于缅印。两道均会合于
印度阿萨密地区的迦摩波或笛没卢，两者实为一地，即《大唐西域记》中所述之迦摩缕波。
前述唐代傣族的生产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几条商道又都经过傣族地区，如果说当时的商业活动和傣族完全无关，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傣族地区出产
的黄金、宝石、琥珀等，唐以前早已成为交易对象，唐代也用“以交易货币”。[29]傣族人民织的婆罗布，以及荔枝、槟榔、椰子、波罗密、麝香等土
产均曾流入市场，特别是西双版纳出产的茶叶远销大理，已经成为南诏奴隶主贵族所喜好的饮料。至于食盐，“蛮法煮盐，咸有法令，颗盐每颗约一两
、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30]这说明食盐的买卖已有一定的规定了。总之，唐代傣族的商业交换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吸引了内地不少商人往
来贩运，甚至羁縻不归，成为被人吟咏的题材，[31]这是傣族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反映。
(三)政治和社会
关于唐代傣族社会的生产关系，《云南志》中缺乏反映这方面情况的直接材料。但是，前述傣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比如具有灌溉系统的犁耕水田
农业、金属器的制作和使用、煮盐和纺织，以及商业交换等，都足以说明这种生产力水平已经超过原始社会阶段，如果我们再联系有关傣族政治方面的
资料来看，更足以说明唐代傣族已经属于阶级社会了。
《云南志》卷四说：“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接着便列举了茫天连、茫吐薅、茫盛恐、茫施等茫人分布地区的地名
。“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显然本书著者樊绰弄错了意思，或后人传抄中出的毛病。茫即今之勐，是“地方”、“坝子”之意，前已说明。“茫
诏”则显然是“诏茫”，亦即“诏勐”之倒误。“诏勐”今译作“召勐”，意为“一个地方之主”，即一个勐的统治者。这种情况在解放前，甚至民主
改革前的西双版纳仍然是存在的。茫人既以茫(勐)为地区单位，而且范围相当广大，例如茫天连为今之孟连地区，茫施为今之芒市地区，并且有了前述
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则这种茫(勐)必非基于血缘的组织，而是具有辖区性质，亦即阶级社会的政区性质。考虑到解放前边疆傣族地区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农村公社的残余，而以西双版纳为最明显，那么唐代茫人社会的基层组织，不可能是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氏族或家族公社，那是属于原始社会范畴，只可
能是具有氏族和家族公社残余，而且已被“诏茫”统治了的基于地缘联系的农村公社。
关于唐代茫人的社会性质，考虑到茫人生产力发展已超过原始社会水平，考虑到宋末西双版纳统治者勾陇建仔以大量的人作为陪嫁晶，[32]元初德宏地
区傣族在战争中大量虏掠俘虏，[33]并以“俘奴”作为劳动力使用[34]等情况，可以认为唐代茫人已经是役使奴隶的社会了。
至于诏茫(勐)对一个茫(勐)的统治，必然和掌管全茫(勐)的水利灌溉事务分不开。因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
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的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
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35]如前所述，在傣族地区既然水利灌溉是水田农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
控制了水利灌溉就等于变相地控制了水田耕作。水利和水田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仍然生动地体现在民主改革前西双版纳傣族农民的朴素语言中：“南
召领召”——水和土都是官家的；向农奴主分得了份地，就是“米南米领”——有了水有了土。这是在农奴制下，农奴主控制了水和土，从而作为统治
、剥削农奴的一种手段。唐代傣族奴隶制度下的诏茫，又何尝不是利用掌管全区水利灌溉，把孤立的村社联合在灌溉网内，使生产得以进行，从而形成
一个辖区。当然，掌握水利灌溉，说到底还是为了诏茫的剥削利益。这种以茫(勐)为单位的辖区，不论滇西或是滇南，看来是普遍存在的。[36]不仅如
此，比茫(勐)更大的辖区似乎也已形成，而且有迹象可寻。
前述南诏开南节度辖区内的茫乃即勐泐，亦即今景洪地区。《云南志》卷六说：“开南城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茫乃道并黑齿等类十部落皆属焉。
”开南城在今景东地区，为南诏开南节度治所。茫乃道与黑齿十部落并提，表明南诏在开南节度下面的茫乃设道一级政权，所治理的应包括黑齿十部落
在内。这就表明茫乃是黑齿十部落的一个重镇，而傣族的另一个称呼就是黑齿。由此可见，茫乃道所辖，应是包括以今景洪为中心的西双版纳各勐。
证以西双版纳傣族古吏传说，早在傣历542年(1180年)叭真于勐泐建立景龙地方政权之前，有叭阿拉武者，追赶金鹿，入主勐泐，成为西双版纳早期统
治者。[37]所谓阿拉武，并不是某一具体人名，乃是西双版纳梵化名称阿罗毗(Aravi)的异译，[38]亦即《庸那迦国纪年》对西双版纳所称的
Alavirastra。[39]“叭”，傣族“官”、 “统治者”，叭阿拉武即西双版纳的统治者，犹如《明实录》所记招榄章之为南掌的统治者一个意思。
[40]可见今西双版纳作为一个较茫(勐)更大的地区，至少在宋代景龙地方政权建立之前即已形成。这和《云南志》所记茫乃道并黑齿十部落一事，可以
互相参证。
再看滇西傣族区及其附近地。《云南志》卷六述及南诏在此地区置永昌和镇西节度，其下置都督城及道，管理金齿、银齿、漆齿、绣脚等部。南诏的设
治，和滇西一带傣族等各族的发展情况分不开。早在汉初，傣族的先民“滇越”就已知道役使象，因而被称为“乘象国”。东汉之世，“永昌徼外”和
傣族具有族源关系的“擅人”或“掸人”又曾三次派遣使者到洛阳，贡献珍宝，东汉王朝赐擅人首领雍由调金印紫绶，封之为“汉大都尉”。[41]这说
明擅人社会已有相当发展了。傣族古史传说谓6世纪瑞丽江流域勐卯一带之傣族亦有较大发展，[42]到10世纪末，以今瑞丽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强大的勐
卯地方政权；其西北为勐兴古，包括后来《明史》之孟养、孟拱等地；南为勐兴威，即《明史》之木邦；木邦之南则为勐兴色，其辖地有时及于其南部
的孟艮。此四部虽各有其独立性，但也常联合起来，奉其中之一部统治者为共主，称为“侨赏弥国”(Kau Sambi)，[43]这是一个梵化名称，见于玄奘
《大唐西域记》。今德宏之瑞丽即是勐卯，其古名傣语称为Kot-sampi，即是借用“（（侨））赏弥”一名。由此可见，勐卯曾为此四部之共主和中心
，其辖境亦远超过一勐之上。
如前所述，《云南志》著于9世纪中叶唐代南诏地方政权时期，下距10世纪末以勐卯为中心之“侨赏弥国”不过百余年。而且《云南志》中已经提到“
侨赏弥国”四部之一的勐兴古，称为茫盛恐，可见“（（侨））赏弥”四部之联合体恐已出现于当时。这说明滇西茫人地区的政治组织，在唐代也已经
有了较高的发展。这和其生产的发展，是相适应的。
由于傣族社会在唐代有了较高的发展，故南诏地方政权在傣族地区设置相应的政权机构进行统治。例如在开南节度之下设茫乃道，管理今西双版纳一带
地区。也由于傣族社会的一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首领，因而南诏统治者从便于统治出发，任命傣族首领在南诏地方政权中任职。例如南诏阁罗凤立《
南诏德化碑》于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表明南诏“世奉中国”，辨明其叛唐是出于“不得已”。在这个碑的碑阴题名下，有“大军将赏二色绫袍金带
赵龙细利”，这个赵龙细利可能就是出身于茫乃道的傣族首领，解放前西双版纳领主制度中，仍保留着“召龙西利”这一职官名称。
但是，傣族在唐代终究是南诏地方政权统治下的一个民族。南诏的永昌节度管辖着境内所属金齿、银齿、漆齿、绣脚、茫人等部，其中多数是傣族。镇
西节度所管辖的亦有金齿、银齿、黑齿等部。开南节度所管亦有金齿、黑齿，茫人各部。不管是金齿、银齿、黑齿，还是茫人，“皆为南诏总之，攻战
亦召之”，[44]可见傣族不仅受南诏统辖，而且如前所述，要为南诏服兵役，例如“咸通三年……亦有此茫蛮于安南苏历江岸聚二三千人队”，[45]就
是南诏军中的傣族兵员。傣族受南诏统治，是十分明显的。
总之，我们从《云南志》对傣族的记述，结合有关史料，可以看出唐代傣族的分布、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傣族人民对丰富我国文化宝库所做出的贡献。
这些资料对深入研究傣族古代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本书所提供的资料也明确无误地指出了傣族和南诏地方政权的关系，对研究云南地区民族史
也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①《云南志》，卷四。
②同上，卷七。
③上述今地名，除茫吐薅疑为今勐阿外，余从《中国历史地图集》。
④《云南志》，卷四。
⑤《新唐书·南诏传》。
⑥《云南志》，卷二。
⑦马司帛洛：《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⑧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第二卷，119章，金齿州。
⑨[元]李京：《云南志略》。
⑩《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四年九月，遣云南王忽哥赤镇大理、鄯阐、茶罕章、赤秃哥几、金齿等处，诏抚谕吏民。”
⑾《新唐书·南诏传》：大中时，李琢为安南经略使，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夷人不堪，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号‘白衣没命军’”。
⑿《元史·世祖本纪》。
⒀〔元〕《招捕总录》有关各条。
⒁本文引用《云南志》之本，均采用向达《蛮书校注》。
⒂缪鸾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过去和现在》，第24页。
⒃《西双版纳傣簇社会经济史料译丛》，人大民委办公室编印，1958年，第43页。
⒄李佛一译：《泐史》，上卷，第1页。
⒅《华阳国志》卷四，记永昌郡“出铜锡”，“又有貊兽食铁”。
⒆《云南志》，卷九。
⒇同上，卷七。
[21]同上注。
[22]《云南志》，卷六。
[23]《太平御览》，卷820，引万震《南州异物志》。
[24]陈文：《云南图经志书》金腾两指挥使司志，转引自《永昌府文征》记载卷三。
[25]向达：《蛮书校注》第105页。
[26]《大英百科全书》，1964年版，Sarong条。
[27]《云南志》，卷四、卷七。
[28]《新唐书·地理志》及《云南志》卷十。又所引地名之今名，从《中国历史地图集》。
[29]《云南志》，卷七。
[30]《云南志》，卷七，同上注。
[31]同上，提到在今德宏地区一带的商人“羁旅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平中络赂绝
。’”
[32]《泐史》卷下，傣历599年(宋嘉熙元年)勐泐地方政权第四代统治者甸陇建仔嫁女于景海酋，以猛龙埔卡及猛叭等地及人民赠嫁。
[33]虏掠战俘事，李京《云南志略》金齿百夷条及元《经世大典·招捕录》均有记载。
[34]《马可波罗行记》，第二卷119章，金齿州说：“一切工作皆由妇女为之，辅以战争所获之俘奴而已。”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中译本，第195页。
[36]《云南志》，卷六。
[37]云南民族研究所印《西双版纳傣族史料译丛》。
[38]《泐史》，卷下。
[39]转引自《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30页。
[40]《明卖录·弘治实录》。
[41]《后汉书》、《和帝本纪》、《安帝本纪》、《顺帝本纪》，又见同书《陈禅传》。
[42]邦德里：《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载陆翔译《国闻译证》；又见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页。
[43]《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4--146页。
[44]《云南志》，卷四。
[4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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