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元江流域傣雅人历史渊源
● 陶贵学
【论文摘要】居住在元江流域的傣雅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大量的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口碑传说表明，傣雅先民为古越人，且为古滇国王室的一支后裔。而傣雅人族群的形成，有三个历史层面：一是元江流域的土著先民与百越族群的融合而形成傣雅人的早期先民。二是明代川麓势力扩张到元江流域期间，思可发从今德宏、瑞丽一带率兵进来的部分傣族滞留了下来，融入先前居住的傣雅人族中。三是明清改土归流后陆续加入到傣雅人共同体的人们。此外，民国时期西方基督教传入红河流域傣雅人居住区后，部分傣雅教徒在传教士的建议下，向西双版纳、泰国北部等地迁徙，成为西双版纳和泰国北部的一部分。
居住在新平、元江的傣雅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大量的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表明，早在四千年前，云南元江上流的礼社江、戛洒江一带，就有傣雅人的先民生息繁衍，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渊源流长的傣雅文化，是中国傣族文化中原生型的文化，古老深遂，是研究傣族文化历史发展的重要依托要素之一。
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在傣雅人聚居的元江流域的新平、元江及楚雄州的双柏一带，先后发现和出土了数十处新时器时期的文化遗址，为研究元江流域各民族的文化历史，研究远古的“濮水”文化现象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实物证据。
一、考古发现
元江中、上域的新石器及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玉溪市新平县的漠沙、戛洒、腰街和元江县的他克、洼垤、扬街、娜若，以及楚雄州双柏县的鄂嘉等地。发现和出土的文物主要有岩画、石斧、石环、铜斧、铜鼓、铜锄、铜戈矛、铜编钟等。遗址的发现及挖掘出土的情况是：
元江他克冲岩画。遗址位于元江青龙厂他克村委会东北1公里处，在一堵被当地人称为“石酒壶”的裸露厦状岩壁上。于1985年12月发现可认图像有120个，其中人物62个，动物10个，符号及其他图像48个，最大的图像通高74厘米，最小的4厘米。岩画反映的内容主要有宗教祭祀、狩猎、歌舞等方面。据有关考古专家考证，它克岩画作画年代为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即旧石器晚期到新时器早期，比沧源岩画作画时间早。它克岩画是红河上域古人类智慧的结晶，形象生动地展示了红河上游古人类活动的情况。
新平漠沙曼勒古渡口遗址。遗址位于新平县漠沙镇曼勒村委会粉牛古渡口附近（漠沙江东岸）。1975年漠沙园艺场在开荒时出土。出土文物有一只石环，环孔直径62毫米，外环直径180毫米，内厚25毫米，外薄如纯刀刃，重550克，水成岩石质，呈橄榄绿色，精工磨制，光洁如玉。据初步鉴定，制作年代为西周至东汉时期。
元江龙树田“铜石并用”遗址。该遗址距元江县城礼江镇南60公里，距味垤林南约0.5公里（含娜若乡内），遗址分布在一大青树旁的台地内。1934年味垤村民李家才在垦地翻土时发现，并收藏有铜斧一件。1980年，又在同一坑内发现有段铜斧2件、段面斧1件。1988年，元江县文管部门在此调查时，在距此东面20米处发现灰坑一个，坑深2米，底宽 1.5米，坑内烧土呈黑黄色，含沙，出土一完整夹沙褐陶罐盖，若干陶罐碎片，经慢轮修整的罐底残片。此外，还发现有印纹红陶黑陶，采陶碎片及有使用痕迹的砺石件，有砺面、铁器碎片等。龙树田铜、石器的发现，填补了红河上域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空白。
新平漠沙西尼古渡口青铜文化遗址。该遗址位于新平漠沙镇龙河村委会大沐浴村北、漠沙江东岸西尼河汇入漠沙江冲积而成的一缓坡山地上，距江面约400米。1988 年大沐浴村民杨春会、杨庆武父子在自家责任山开挖甘蔗地时发现。出土的文物为一组羊角编钟，共计4件，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铜质与编钟不同的一个小铃铛和一个陶盆。四只编钟高250毫米至255毫米，椭圆形的钟口左右外直径150毫米，前后外直径118毫米，钟厚约4毫米，角中间相距14毫米，呈尖角向外分开。钟身一面正中有双菱形浮雕纹饰，两侧有铸模隙痕。西尼古渡口编钟与楚雄万家坝出土的编钟形状相同，初步判断为东周文物。
元江打火地青铜时代墓葬遗址。该遗址地处元江洼垤村西半公里的打火地坡面。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打火地发现了一处座墓葬群，确认该处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古代墓葬地，并经上级批准开控12座，清理春秋战国时期墓葬70座，开挖和清理中，出土无数件文物，有戈、剑、矛、钺、斧、锸、刀、耜耜、锄、锛等青铜兵器和生产工具；石器有石核、石珠、砺石等。随葬品中，最多的是陶器，有陶釜、陶罐等。打火地古墓葬群的发现，对研究红河上游青铜时代先民的丧葬制、农业、手工业、生活、战争、艺术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除上述考古发现外，元江中、上域地区仅在新平和元江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址及文物有元江白堵克青铜时代墓葬遗址、哈尼莫青铜时代墓葬遗址、得夺青铜时代墓葬遗址、色争青铜时代遗址、色都关青铜时代墓葬遗址，新平戛洒东磨青铜时代遗址、新平漠沙曼竜青铜遗址、新平戛洒曼费青铜遗址等。出土文物有：铜锄、铜斧、铜锛、铜矛、铜钟、铜鼓、铜戟、铜箭、铜簇、铜凿、铜钺、铜樽、铜耜青铜器具，尤其是元江干坝白沙科出的铜鼓及新平漠沙西尼古渡口出土的羊角编钟，其制形、构造工艺、线饰、近似滇池地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铜钟。
二、文献记载
关于今哀牢山地区及元江中、上域人类族群居住的汉文献记载，自汉代以来，均有记述。这为研究傣雅人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有关的史料依据。
《后汉书》关于“哀牢夷”的记载。《后汉书》卷116，列博第76“西南夷”中，对远古的“哀牢夷”有这样的记述：“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壶，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壶忽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拥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妇，复生十女，九隆兄弟谐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纹，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氎、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极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晶、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狸猩、貊兽。……”
《华阳国志》等汉文献有关唐宋以前“滇越”、“獠”与“金齿茫蛮”、“夷濮”、“鸠僚”、“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等的记述。《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唐侯王国以十数。”这里所指的“滇濮”，乃为云南东部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人”，“滇人”为“百濮”之一支。《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又载：“孝明帝永年十二年，哀牢抑狼遗子奉献。明帝乃置郡，以蜀都郑纯为太守。属八县，户六万，去洛门千九百里，宁州之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有大竹名濮竹，节相去一丈，受一斛许”。《新唐书南蛮列传》中载：“茫蛮本关南种，茫期君号也，或呼满族诏，永昌（今保山）之南有茫天莲、茫吐薅、大赕、茫昌、茫鲜、茫施，大抵皆其种，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衣青布短裤，露骼，以缯布缭腰，出其余垂后为饰，妇发披五色娑罗笼，象才女牛，养以耕。又载：“群蛮种类多不可记，有黑齿、金齿、银齿三种，见人以漆及缕金银饰齿，寝食则去之，直顶为髻青布为通裤；有绣面种，该踝至腓为文，生逾月涅黛于面；有雕题种，身面涅黛，……”。《蛮书校注》中载：“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西南，杂类种也。”
元、明时期有关傣族先民“金齿白衣”及红河流域的史料。《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夏四月丁丑，云南行省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一百九十所，威楚金齿、倮倮分地城寨军民二万三千二百所”。《元史·地理志》载：“元江路。古西南夷地，阿槃诸部蛮自昔居之，宪宗四年内附，七年复叛乱，率诸部筑城以拒命。至元三十年，遥立元江府以羁摩之。二十五年，命云南王讨平之，割罗槃、马龙、步日、思么、罗丑、罗陀、步腾、步竭、台威、台阳、设栖、你陀十二步，于威元立元洒路。”又载“马龙部。因马龙山立寨，在本路之北，所居蛮阿僰，元初立为千户，属宁州万户。至元十三年，改隶元江万户。二十五年，属元洒路。”《百夷校注》载：“金齿百夷，记识无文字，刻木为约……男子纹身，去髭须鬓眉睫，以赤白土傅面，采缯束发，衣赤黑诊，蹑履，带银。……妇女去眉睫，不施脂粉，发分两髻，衣文锦衣，联缀珂贝为饰。……既产，即抱子浴于江，归付其父，……风土下湿上热，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槟榔、蛤灰、茯芪叶奉宾客。少马多牛，杂羁无统……”。明代《云南景图经》记述马龙他郎甸风俗为：“百夷种类不一，而居本甸者日歹摩，即大百夷也”。明万历《云南通志》记述新化州风俗说：“居夷两种，一日僰夷，能居卑湿，女劳男逸，蚕桑捕鱼”。
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文献记载。清代及民国时期，因各地大兴编修史志，故记述元江流域各民族史实的文献渐多。清康熙五十一年《新平县志·氏族》载：“摆衣，性儒气柔，畏寒喜浴，女人穿筒裙担檐，男子抱儿炊爨……”。清代《元江县志·氐族》载：“僰夷，性缓柔懦，男女相悦，始婚媾；喜笙歌，近知向学，亦有游泮者。”又载：“僰夷，一名摆夷。汉为叵簉甸，唐为步雄嶍峨二部，元初内附。其部落接壤缅甸、车里，今云南曲靖、临安、武定、广南、元江、开化、镇沅、普耳、大理、楚雄、姚安、永北、丽江、景东十五府皆有之。随土流兼辖，与齐民难处。男子青布裹头，簪花饰以五色线编竹丝为帽，青蓝布衣，白布缠胫、恒持巾悦；妇磐发于首，裹以青帛，系采线分垂之耳，缀银环，著红绿裙，以小合包二三枚各著白银于内，时时携之。地产五谷，宜荞麦，输纳粮税，常入市贸易。”民国《新平县志·氏族》载：“摆衣，古僰夷一种，性儒，居炎章地，喜浴……分沙摆（居西区）、旱摆（居南区岩洞角折）、花腰摆（居漠沙）、苦菜花摆（住峨得、南独二河）四种”。
三、口碑传说
居于元江中、上域的彝、傣、哈尼、拉祜等各民族中，均承传着有关人类先民生息、繁衍的神话、诗歌和故事，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为探讨各民族的历史渊源提供实证。如傣雅神话《开天辟地》中有这样的讲述：世上最初没有天地，到处是一片混沌，只有水和空气。水和空气上升，凝结成一个足智多谋的“匹法”[phi33 fa55]（天神），“匹法”创造了16层天空和大地。开初，大地不稳，他们从身上搓下一些汗捏成6根柱子和1头大象，撑稳了天地。后来，“匹法”又捏狮子、黄牛、大象等动物，顶住天的四方，形成了天地。天地造好后大地上只有茫茫海水和光秃秃的山梁，“匹法”又派了男、女二神，他们打开“吗巴嫚”[ma33ba21mag55]（仙葫芦），把籽撒向天空，天空就出现了日月星辰。把葫芦子散向大地，大地上就有了森林和各种植物。但地百上没有人，两位神仙仿照自己的样子用泥巴捏成人，男神捏男人，女神捏女人，男女配忧双，大地上有了人。傣雅洪水神话《南桶冬》，讲述了喃姆和阿洛兄妹遭受洪水淹天的灾难后，兄妹躲进一大葫芦里生存下来，然后经老牛、公鸡等作证后成婚，繁衍后代，洪火后，使荒芜的大地重新有了人类。在与傣雅相邻的哈尼卡多支人的《莫弥唆咯》（送丧者魂灵到“莫弥”）中，唱述到将丧者之魂要送过一条传说中叫“墨照洛”（疑为今元江）的大河时，就有这样的唱述：“滔滔洪峰墨照洛，要涉此江不容易，傣家哨公如水猫，请来船家把船划；船到江中抖三抖，三撑两划落彼岸；送只银铃谢船工，回首再来把情叙。”从傣雅“雅摩”送丧者魂灵的路线中，也可以粗略地了解到元江流域傣族先民迁徒的路线。如新平漠沙一带的傣族丧者魂灵的路线大致是：丧家（出发点）——本寨家周围——漠沙江边——元江——“烧恨者发拉”（传说中元江有一刻有丧者名字的地方），到此折回，到元江曼莱——曼线——关圣——曼勒——“达拉”（今马龙河瀑布）——“戛纳”（今腰街）——戛洒——“米纳”（今水塘）——“南秀”（今水塘现刀）——“勐新”（今新平县城）——“勐僚”（今玉溪坝）——“勐千”（今昆明坝），到了“勐千”后，转到一个叫“勐待”的地方。传说“勐待”是一个聚居着成千上万孤魂野鬼的原始森林，丧者的灵魂要从此处上天，上了天后，还经过几站要塞。第一站要涉过一条水激浪高，又宽又长的大河，叫“单哈南荒”；第二站叫“三十干挡扒”，那里有三十条通往上天各处的叉道汇拢；第三站叫：“等海三摆哈”，即月亮上那棵有三百根枝条的大榕树下；最后一站就是已逝先祖归宿的地方，叫“勐发”，传说“勐发”是一个山川秀丽，牛羊成群，五谷丰饶的坝子。
渊源梳理
从大量的考古资料，历史文献记载和口碑传说中可以证实,居于元江流域的傣雅先民是古越人——“滇越”的后裔，也就是说，傣雅人来自古越人，且与古滇国文明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
一、傣雅人与文献记载中的傣族先民
从上节有关傣族先民的古汉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汉唐以来，有关古越人的记述见诸于各种文献之中。古越人是我国东南和南部古代民族的总称，因部落众多，史学界称其为“百越族群”，关于“百越族群”的记述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中，其云：“奥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皆奥分也”。根据史学家的考证，“奥”即为“越”，“越为称百”，“百越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从这些记述和考证中表明，“百越”之称不是指单一的民族族称，而是多个民族的泛称，古文献中常见的记载有“于越”、“东越”、“闽越”、“瓯越”、“南越”、“山越”等等，从汉唐以来的各种汉文献中，对傣族的先民有不同的记述，“滇越”是汉普时期对傣族先民的称呼，“濮”、“僚”、“鸠僚”是汉、晋时期对状傣语民族先民的称呼，唐代以后记述的“黑齿”、“雕题”、“黑齿蛮”、“金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僧耆”、“茫蛮”、“生僚”、“白衣”等，均为壮傣语族系的部落。明代记述的“百夷”、“僰人”、“阿僰蛮”、“金齿百夷”等，均为傣族先民的称呼。到了清代，对傣族先民称呼的记述基本与现在的称呼一样，即把“百夷”称之为“摆夷”，如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二《志蛮》说：“僰夷，一名摆夷，又称白夷，盖声近而讹也，”而明、清时期的《元江府志》、《新平县志》中的记述也基本上一脉相承，且根据不同服饰、居住地域，将现在自称为傣雅、傣洒、傣卡、傣仲的傣族称为“花腰摆”、“沙摆”、“苦菜花摆”、“旱摆 ”等。可见，傣雅人的先民同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傣族的先民一样，与古代“百越族群”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而这种渊源关系可以从致今仍保存完整的傣雅人传统文化特征及民间神话传说等方面还需作进一步的证实。
二、傣雅人习俗文化特征，口碑传说与古越人的渊源关系
关于洪水淹天的神话传说，在世界很多民族中都有传承，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无凝人类在远古时期曾遭受过一次无情的洪水灾害。在亚州大陆，这一传说遍及于东南亚各族群中，从《圣经》中的《若亚方舟》到彝族、傣族、哈尼族等民族中关于洪水淹天、兄妹传人种、葫芦传人种等的传说，均表明，远古时期的这一自然大灾，危害到了人类无数的族群，就中国西南诸民族而言，属氐羌族系和壮傣语族系中的各民族中，均有洪水淹天，兄妹成婚传人种的传说。可见，元江流域的傣雅人中所流传的《南朋冬》这一洪水神话，其可研究的价值与其他民族的传说是一致的。其传说中，从内容情节到形式与壮族、僮族、西双版纳及德宏傣族中流传的相一致。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证实，傣雅人先民也是远古人类族群的后裔之一。另外，傣雅、傣洒人中至今保留的染齿、纹身、脚带绣花绑腿布等习俗，这与古汉文献中记载的“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黑齿蛮以漆漆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银齿以银。有事出入则以此为饰，寝食则去之……绣脚蛮则于踝上腓下，西刻其夫为文彩……绣面蛮初生后数月，以针刺面上，以青黛涂之，如绣状”的情形十分相似。我们知道，人类文化的传承，一个最鲜明的传承方式，就是饮食、服饰、祭奠、居住等方面的传承。今傣雅人中仍遗留的染齿、纹身、喜饮酒、好沐浴、好酸味及绚丽的服饰、举火把击鼓锣办丧等习俗文化特征，与先秦及汉唐文献中所记述的古越人后裔“滇越”、“雕题”、“百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等西南诸族群的习俗文化特征大致相似。如些推知，傣雅人的最早先民疑为古越人，即“百越族群”后裔的一分支。
三、傣雅人先民与古滇国的渊源关系
建立中化人民共和国以来云南考古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以楚雄万家坝、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古墓葬为代表的文物出土，揭开了古滇国神密的历史面纱，这从考古学的角度，为进一步探讨云南各民族的历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实物证据，也为研究云南各民族聚居区出土文物的历史及各区域间，不同民族间文明的渊源关系提供了可探讨的历史线索。
关于古滇国，《史记·西南列夷传》记载：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叶，在今滇池地区已有“平地肥铙数千里”的耕地，农业生产相当发达。从战国至西汉中期，该地区存在着一个奴隶制王国——“滇国”。而关于“滇国”，汉文献中最有名的记载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述的“西南以北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计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行徙，毋群长，地方可数千里。”介绍了当时“滇国”的疆域、政治、经济、民族、习俗及社会发展状况，这里提到的叶榆，即为今红河上域的礼社江，古文献中也记述伪“濮水”，疑因聚居着“百濮”一支而得名。可见，当时的红河上游一带为“滇国”辖地。这一观点，也可以进一步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古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及元江流域的元江、新平一带出土的文物中得到证实。我们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古墓葬中，出土大量代表古滇国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如著名的牛虎铜案、青铜播种贮贝器、祭祀铜扣饰以及各种铜踊、铜鼓、铜编钟、铜戈、铜矛、铜锄、石器、土陶、金银饰物等尤其是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印”及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等，证实了历史上古滇国的存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古滇国的兴盛繁荣的情景。而元江流域的元江龙树田、打火地、白者克、哈尼莫、得夺、色争、吧都买、西戛莫、白得高、干坝沙、中街、腊尼期、格白克及新平的漠沙西尼古度口、漠沙曼勒粉牛古渡口、漠沙曼竜、戛洒曼贵等地出土的石器、铜鼓、铜编钟、铜戈、铜矛、铜锄、铜釜、铜俎、陶瓷等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文物，从其出土文物的墓葬形式，尤其是青铜文物的外观、形状功用等，与晋宁石寨山和江种李家山出土的青铜文物相似，且这些文物的年代大致都在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可见，以青铜文化为主要特征之一的“古滇国文化”与“濮水文化”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
云南考古学家张祺在《滇国与滇文化》一书中，对滇国的青铜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他认为滇国时期青铜器上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实质就是滇文化，并指出“滇文化只是一种区域性的土著文化，还未受到更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包括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例如当时滇国兵器中常见的狼牙棒、铜啄、蛙形铜矛、蛇头形铜叉、鸟头形铜戈、铜斧，乐器中的同鼓和葫芦笙；生活用具中的铜伞、铜枕、贮贝器、牛虎铜寨、立牛铜尊、立牛盖铜杯和铜壶等；装饰品中的各种动物纹饰和镶嵌孔雀石的铜镯等；生产工具中的铜锄、铜铲、镂空铜器及成套的纺织工具等。此外，还有大量的铜俑、铜铸的房屋模型，有人物、动物及立体雕杖头铜饰等等。上述铜器无论器形和纹饰，都具有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格特征，说明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和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尚未传入滇地区”。根据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古墓葬出土文物分析而得出的这一古滇国文化特征，是符合当时实际的，而从元江中、上域出土的青铜文物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地区出土的肩石斧、段石锛、印纹陶、铜鼓、铜斧、铜锄、铜编钟、稻谷遗址、干栏式建筑、贝丘遗址等等，反映了古百越族群的文化特征，如古文献中记载的“断发纹身”、“雕题梁齿”、“喜食异物”、“处溪谷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同舟”、“项髻徒跣，贯头而著”等等。尤其是“百越族群”中纹身、染齿等习俗，在出土的古滇国青铜器上有发现，如晋宁的石寨山出土的铜鼓上，雕塑着一个盛装的骑士，其人头饰雉翎，身披华丽的披肩，在其裸露的小腿上纹着一条蛇；另外晋宁的石寨山出土的一青铜剑上刻着一个手持短剑的赤身男子正与一只老虎搏斗，其人的腿上亦纹有几何形花纹。“蛇”和“几何形花纹”的纹身图案，至今还流传于今漠沙、戛洒一带的花傣雅、傣洒人中。可见，从滇池流域出土的古滇国文化特征与元江流域出土的“濮水文化”特征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元江流域的傣雅人承袭了古滇国的主要文化特征，早在二千多年前，今元江流域的花腰傣先民与今滇池流域的古滇国文明有着渊源关系。
那么，傣雅先民是怎样迁徙到了红河上域的元江河谷呢？我们知道，人类迁徙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战争（部落间争斗）、灾荒、觅食。尤其以战争为主要原因。古滇国消亡后，汉朝的“屯田”占据了滇国臣民世代相继开拓的滇中湖群周围的鱼米之乡，曾经是滇国主体民族的越人被迫向南迁徙。这正如张增其先生在分析“百越族群”的分布及南迁情况时指出的那样，“春秋战国时间，我国越人先后建立过许多地方割据政权，有的曾强盛一时，当时较大的有勾吴、于越、闽越、乐瓯、南越、西瓯等，后来都被秦汉王朝逐个灭掉了”。丧失国家的越民，有的留在原地被逐步同化；有的“莫肯为虏”做奴隶，或“入薄丛林，也禽兽相处”，成为“山越”；有的“置桀俊为将”，率众继续反抗；有的背井离乡，结伴逃亡，寻找能够生存的天地，向云南边疆迁徙。从元江流域的考古发现，傣雅人民间口碑传说、服饰及饮食居住等特征看，迁入元江流域的傣雅先民，为古滇国主体民族越人中的一支贵族。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证实：一是从与滇文化有着深远渊源关系的元江流域考古发现；二是口碑传说。自称傣雅的傣族，大都聚居于“勐亚竜”（漠沙一带），“傣雅”一词的傣语之意为“在部落大迁徙中遗留下来的人”。在新平漠沙一带傣族中，对先辈生息于此的来历，有这样的传说，即很久以前，傣雅祖先是从元江上游的绿汁江方向迁徙来的，迁徙中人员众多，有不少老弱、拖儿带女者，当来到今漠沙一带时，森林密布，草木纵深，山山凹凹长满野芭蕉，先遣开路的强壮男女，砍开荆丛，劈开芭蕉林开路前行，落于后面的队伍第二天走到被先遣者劈开的蕉林路时，只见被劈倒的芭蕉已发出寸许长的新芽，从未见过“蕉倒抽芽”的人们，以为先遣者前行的时间至少有三五天，无法追赶上了，就停止了追赶，再看看这地方山肥水美，地势平缓，是可以开垦生息的好地方，就安营扎寨，披荆斩棘，开荒播种，建立家园，成为在迁徙途中被遗留下来的“傣雅”了。在口碑传说中，有关反映傣雅人迁徙的还可以从今对丧者魂灵的发送路线中找到重要的线索。上节中我们阐述过的今新平漠沙、戛洒一带傣雅送丧者灵魂到先辈在的“勐发”所经历的路线，实为傣雅先民迁徙过程中所经的路线，其线路的方向大致为今滇中向滇西南，这与百越族群的后裔迁徙的路线是一致的。传说中傣雅人丧者魂灵的归属地“勐待”，疑为古越人最早发启的地方。三是从今傣雅、傣卡、傣洒华丽的服饰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金镂玉良等文物比较研究看，傣雅先民无疑是与“古滇王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一支贵族的后裔。大沐浴渡口发现的古青铜器羊角编钟，实为迁徙者把在滇池地区制造的生产生活用具带到了红河上域的元江谷地，而元江流域各民族精湛的稻作农耕技术，则是滇池地区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农耕稻作技术的传承，并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具有哀牢山区自然地理特征的梯田文化。综上三点表明，傣雅先民乃为从古滇国故地迁徙到元江流域的，且为一支拥有丰厚的遗产及文化特征十分鲜明的古越人贵族的一支后裔。而今的傣雅文化中，从绚丽的服饰到染齿、纹身、喜酸辣、喜捕捞好浴，性懦柔等与古越人、濮人相似的习性和文化心理特征，尤其是傣雅文化中没有像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傣族那样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哀牢山下这块特定的较为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即从傣雅人先民从迁入新平漠沙、戛洒及元江坝子的那天起，在这如世外桃源般肥美的热谷世代生息繁衍，且因后有哀牢，前有磨盘、迤租两山的阻隔，成为外人很少涉足的僻野谷地，使这里成为一块外来文化难以影响的净土，而传统的文化习俗则一代代传承了下来，这才使今天的傣雅文化保留古朴奇异、底蕴丰厚的特征，为人类文明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因此，傣雅的文化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古越”文明、“古滇国”文明在现代文明中的显露，是研究“古越”文化和“古滇国”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中国傣文化中原生型的文化。
四、形成现代傣雅人族群的三个历史层面
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傣族原始先民的来源，傣学界大致有三个观点，这三个观点在岩峰、王松、刀保饶编著的《傣族文学史》一书中有这样的归纳：“一曰：单元族论。认为傣族只有一个族源，傣族的原始先民属百越族群滇越支系的后裔，由于这些原始先民是从古代吴越居住的沿海一带迁徙而来，因而这种观点又可称为外迁论；二曰：双重族源论。认为傣族原始先民有两个源头，一是来自百越族群，是百越族群的后裔；二是来自早期在澜沧江流域、怒江流域和元江流域一带生息繁衍的土著先民，是由外迁来的百越族群与本地土著融合而成。因而，这种观点，又可称为融族源论；三曰:多元族源论。认为傣族的原始先民有三个来源，除了百越族群和土著外，还有来自湄公河下游老挝、柬埔寨一带的原始先民。”这三种观点都有自己的依据。从上述情况看,傣雅人的原始先民的来源，较倾向于这三种观点中的第二种,即是由“外来的百越族群与土著融合而成”。这可以从对形成现代傣雅人族群的分析中得到解答。
那么，现代傣雅人族群是怎样形成的呢？从有关元江流域的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及近现代云南民族大融合的状况中，可将把现代傣雅人族群的形成分为三个历史层次。
第一层次是元江流域的土著先民与百越族群的融合而形成傣雅人的早期先民。170万年前元谋猿人化石的发现，向世界证实了人类不仅起源于非洲，亚洲大陆的滇中高原也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而元江流域元江它克岩画及分布多处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也同样证实了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元江流域的河谷地带就有古人类居住，这些人群类体就是最早的土著民族。随着以“滇王国”为主体的百越族群后裔向云南边疆的迁徙、扩张，在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百越族群的后裔相继迁入元江流域，与当地土著融合。这一观点可以从罗秀林先生对《汉书地理志》的考证中也可证实。罗先生认为“……依今日地理情况而言，殆环踞中国西南各省，如川滇黔贵等，南达安南暹罗缅之一部分，东循滨海各地如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更亘于皖赣鄂之交，盖不啻为中国南海东南所环抱一弧形区域焉。此则由其种人赋有夏民族系统之美德，而善于扩植、故能所至融化其土著，奠定其居域，而繁荣种裔”。这段考证，不仅说明了百越族群支系繁多，分布西南各地，而且证实了在百越族群尚未迁徙到西南区域之前，宽阔的西南区域已有土著，赋有“夏民族系统之美德，而善于扩植”的百越族群所到之处，方能“融化其土著”，而“融其土著”说明了西南区域早有“土著”居住。元江流域的元江它克岩画及多处分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也说明这里实为有“土著”居住的地方。因而从考古发现到汉文献考证，均可证实，今元江流域傣雅人早期的先民，为从外迁入的百越族群后裔与当地土著融合而成。
形成现代傣雅人族群的第二个历史层次。刘岩先生关于元江流域傣雅人历史的分析中认为，形成傣雅人族群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居民是川麓势力扩张时进入的。14世纪到15世纪中叶，在今瑞丽（勐卯）为中心的麓川政权兴起。现定居在耿马、临沧、双江、景谷、孟连、澜沧一带的傣族都是麓川政权扩张势力时先后进入的居民。史书记载，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春正月辛己，思可发诱群蛮入寇马龙他朗甸漠沙勒寨（今漠沙曼勒），西平侯（沐英）遣都督宁正击破之，斩首一千五百余级（《洪武实录》198页）。明宣德八年至正统二年（公元1433年—1473年）漠沙勒傣族万夫长刀翁、刀眷兄弟率众抗暴，曾攻占马龙他朗甸长官司衙门，后来用抚谕的办法得到解决。这一时期，思可发从今德宏、瑞丽一带率兵进来的部分傣族滞留了下来，融入先前居住的傣族中。这可以从今红河上域傣雅语比较相近于德宏傣语这一现象中也可得到证实。
形成现代傣雅人族群的第三个历史层次就是明清改土归流后陆续加入到傣雅人共同体的人们。关于元江流域的新平、元江傣族居住的情况在明万历《云南通志》和清康熙《元江府志》、《新平县志》中均有记载，其记载情况上节已述，在些不再赘言。从这些记述中，其居住的地域、生活习性、服饰特征等，均与今傣雅、傣卡、傣洒、傣仲、傣摩、傣泐等不同自称的傣族相一致。我们知道，明末清初，是大量的中原汉族进入云南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改土归流后，清王朝进一步巩固了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土流并存制度的实施，增进了以少数民族头人为主的地方土官与清政府指派的流官的交流，地方民族关系更加和睦，以边垦、屯田为主要形式的开发得到发展，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交往、融合进一步加强。据调查，今漠沙曼蚌、曼勒一带的范、赵、封、陶、刀等姓傣族，都称自己的老祖先是从石屏一带迁来的，傣族居住较早的漠沙大沐浴村，姓刀的傣族也自称自己的老祖辈从山东太行山一带迁来；腰街峨德的白、刀、张、杨、亚、范、罗等姓傣族，有的自称其先辈从峨山化念迁来，有的则从建水、石屏等地迁来。根据腰街镇峨德村张永先（56岁）老人讲述，其先祖最早是为了躲避兵役从石屏张木寨投奔到峨德亲戚家来的；戛洒大槟榔园的白姓自称其祖辈最早是从昆明一路经商到易门，再从易门迁来此地；戛洒曼李（哩）的刀姓也自称从楚雄双柏一带迁来。如此种种，不论调查哪一姓傣家，没有谁说其先辈是土生土长的，均有不同的迁来之地。这是符合实际的，我们知道，在云南独有的少数民族中，居于避远的地区的族群，直至唐、宋，很少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大部分以某种图腾物或所居住地名为自己族群的称呼，而汉民族百家姓姓氏名称的使用，主要兴起于明代中后期，特别是改土归流后，处于较底下阶层（如佃农）的人们大多随土司头人改姓。
对此，明洪武《临安府志》有这样的记述：“猓猓、窝尼本无姓，朝庭陈晟赐予汉姓，按百家姓顺序赐之”。清康熙《新平县志》则载：“杨、方、普、李、矣倮倮也。”可见，云南许多土著民族的姓都是在改土归流后实行土流并存制时，由朝廷赐给的姓氏。如新平鲁奎山彝族土司头领杨宗周，其彝名为勒昂，而“杨”姓则由朝廷赐给。同样，今元江流域新平、元江一带的傣族，刀、白、范、李、杨、封、陶等姓，其最早的先氏是没有今天所称的这一姓氏的，明代中后期及清朝，大批中原汉族进入云南后，随着汉民族的融入，才有了不同的姓氏。因此，形成现代傣雅人群的第三个历史层次是明清后陆续加入到傣族中的共同体人们，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
五、西双版纳景洪地区及泰国北部的傣雅人
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群体的变迁都有其动因。如傣雅人中的一部分迁到西双版纳、泰国也才是二十世纪初的事。
西双版纳景洪市的小勐养的傣雅，他们是从新平一带搬迁去的。他们尽量地保持着自己原有的特色，不信佛教而信仰原始宗教。设有专管鬼的“召社”，管庙（土地）的“召庙”，叫魂的“雅”（巫师，ja31 mot33）。年节活动接近汉族，一样过春节。二月八日祭龙（新平傣族为每年2月第一个属牛日），十一月祭庙。在语言上跟西双版纳傣族区别很大的一点就是：傣雅有人称排行序数词，而傣仂语则没有完整地保留。
泰国北部的傣雅人。第一支到达泰国的傣雅人群体是在20世纪初期（1920年——1930年），那时正值中国政局不稳定的时期。因为当时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被那些在西双版纳景洪及泰国周边地区传播基督教传教士所深深地影响。美国传教士威廉·克里夫顿·都德（William Clifton Dodd, D·D）在泰国、缅甸和中国的傣族中做了33年的传教士。他曾于1913年开始作一次长达2000英里的旅行，其间大半是步行，从泰国北部的清莱开始，经云南、广西等省，达广东，下西江而到海边。都德对新平邻毗的元江县傣族进行了考察。他著有《台族——汉族的长兄》（《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chinese》一书，1923年出版于Codar Rapids Iows）①在漠沙也有一位美国传教士非常努力地工作，旨在把信仰万物有灵论的傣雅人转变成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传教士离开之前，他建议傣雅基督徒迁移到一个更和平自由的叫作“勐泰”（泰国）的地方去，因为那里有三个充满现代化标志的东西：医院、学校和邮局。
这样，在传教士的建议下6个傣雅家族离开了勐雅，踏上了寻找有医院、学校、邮局的道路。当到达景洪时，他们并没有找到传教士所说的任何东西，所以他们不顾艰辛与强盗抢劫的危险，继续向前寻找着。他们随身携带的钱和值钱的东西在路途中遭到多次的抢劫。
在到达泰国边境的夜柿县之前，他们跋山涉水6个月。他们带着希望来到了泰国，但是他们已经没有钱和粮食了。于是，傣雅人只好向当地泰人村民乞讨粮食来吃，乞讨田地来耕种。清莱有许多肥沃田地，自从傣雅人把泰人称为“披农”（兄弟姊妹）后，他们获得了当地人的认同和友爱。
第一批傣雅人在清莱府郊区的回凱村落户。随后，他们搬到了清莱府的城里，并和当地傣闰族人生活在一起。有趣的是，傣雅人喜欢居住在能让他们的子女上学的现代化地区。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搬迁到更靠近城市的地方去居住。这都是受传教士的影响。传教士宣传，只有通过现代教育才能在精神上和社会上成为上层人。
傣雅人的首领被任命为村民领导人，傣雅村民也获得了泰国公民身份。他们也像其他泰国公民一样享受着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在第一批傣雅人之后，又有许多傣雅人加入了进去。今天，已经有许多傣雅人生活在泰国的许多省，而不仅仅局限于泰国北部地区。
在泰国的傣雅人非常不同于19世纪早期迁移到泰国北部的其他说傣语的群体。那些人生活在自己的村落里，保持着自己种族的特性，比如在难府的傣泐人仍信奉着勐腊土司的神灵，这是他们从勐腊迁移到难府时带来的。他们依然保留着以前的村名。
唯一能够解释为什么傣雅人能很好的融入现代兰那（泰北八个府早先称为“兰那”）社会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正是由于没有佛教信仰，而当他们信奉基督教后又放弃了他们原来的万物皆有灵的信仰，才使得他们更容易适应环境。傣雅人和其他泰国人之间的通婚也经常出现。除了他们的方言，在傣雅村落我们很难看得出他们的族群特性。简而言之，基督教教义帮助傣雅人成为了泰国北部现代社会的一部分。
结 论
综上所述表明，傣雅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大量的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表明，今新平、元江傣雅居住区，已有人类生息。这些人类族群为最早居住在该流域的“土著”。此后，古越文明得到了兴盛扩张，其中一支较强盛的族群在“平地肥沃千里”的滇池一带发展，建立了强大的古滇王国。根据汉文献记载，当时“滇国”的疆域达到“叶榆”一带，即今红河上域的礼社江。古文献中记述的“濮水”，即今红河，因有“濮”居住得名。“濮水”疑为百越族群中“百濮”的一支后裔，即今傣雅人的先民。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文物与元江流域的新平、元江出土文物的比较中证实，出土的石器、铜鼓、编钟、戈、矛等，从墓葬的形式到出土文物的形状、功用等，均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相似，尤其是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人物服饰，人物身上的纹身花纹等，均有着百越族群“断发纹身”、“雕题染齿”的文化特征，且其服饰的外观，纹身的图案与今新平漠沙、戛洒一带花傣雅、傣洒的服饰、纹身相似。这表明，傣雅文化确实与古滇国文化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由此，不少学者认为，傣雅人华丽的服饰及其典雅大方的造型，是古滇国王室服饰的遗留，而纹身、染齿、则是古越人习性，也是古滇国“滇人”的习性。据此推知，傣雅人最早先民为古越人，且为古滇国王室的一支后裔。而傣雅族群的形成，有三个历史层面：一是红元江流域的土著先民与百越族群的融合而形成傣雅人的早期先民。二是明代川麓势力扩张到元江流域期间，思可发从今德宏、瑞丽一带率兵进来的部分傣族滞留了下来，融入先前居住的傣族中。三是明清改土归流后陆续加入到傣雅人共同体的人们。此外，民国时期西方基督教传入元江流域傣雅人居住区后，部分傣雅教徒在传教士的建议下，向西双版纳、泰国北部等地迁徙，成为西双版纳和泰国北部的一部分。
因此，古老深遂傣雅文化，蕴含着丰厚的古越人文明及古滇国文明，是国际傣泰文化中的原生型文化，是研究傣族文化历史发展的重要依托要素之一。
参考书目：
1.《中国云南·新平花腰傣文化大观》，2004年4月，民族出版社。
2..邢公畹：《红河上游傣雅语》，中国语文出版，1998年。
3.《云南各民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
4.《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
5.《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县志》，1993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
6.《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志》，1991年2月，云南民族出版社。
7.《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志》1990年一月，云南大学出版社。
8.《中国云南·新平花腰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1月，民族出版社。
（ 2010.8.12.修改）
本文责编：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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