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傣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和面临的挑战
贺圣达
本文所说的“泰族”指位于中南半岛的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傣族”是中国云南的泰语系民族。泰傣民族有着共同的渊源，他们的历史发展及比较研究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一、泰国泰人和中国傣族的起源
泰和傣有着共同的起源，关于这一点中外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已有共识。最为有力的依据，是历史语言学的分析。
但是，对于泰、傣民族的起源地，尤其是泰族的起源地，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在中国，对于傣族的起源，学术界总的来说已有共识，即傣族起源于古代中国南方的“百越”族群。新石器时代云贵高原就已出现了越人的足迹，但也有个别学者把傣族起源溯源于山东海岱地区之“东夷”。(刘岩：《傣族南迁考察实录》，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对泰人的起源却是众说纷纭，迄今主要有以下几种：泰人源于泰国、泰人源于云南省与中南半岛、泰人源于中国广西、泰人源于中国云南、泰人源于中国四川、泰人源于中国西北(陈吕范：《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察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上图书都例举了对有关泰、傣民族起源的各种说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岩：《傣族南迁考察实录》，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泰人源于中国山东海岱地区。
把泰傣民族作为一个有着共同起源的民族看，综合分析各个方面的因素，中国学术界总的看法是：泰傣民族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百越族群，其文化与百越文化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而认为泰族起源于泰国或中南半岛，独立地发展了其史前文化则更多地基于对1960年后的考古资料的研究，尤其是对仙人洞—班清—侬诺他等地的考古发掘分析。但是，从语言学和考古学视角看，都还不能证实这些考古遗址当时的居民是泰人的先民。正如著名的东南亚史前史专家彼得·贝尔伍德所指出的，包括泰语、老语、掸语和中国南部壮、仡佬、黎等多种语言（即我们一般所说的壮泰语）的台（泰）—卡袋语的“发源地在中国、东南亚地区”(《剑桥东南亚史》，贺圣达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泰国东北部的许多史前遗址，包括能诺他和班清，可能原来是由使用南语语系的民族所居住。(《剑桥东南亚史》，贺圣达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美国著名的泰国史专家怀亚特也认为，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在中国南方的广东、广西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我们认为是操原始泰语的民族，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他们中的一部分向西南迁移，大约公元8世纪左右到11~12世纪初，泰族才向东南亚东北部扩展”(怀亚特：《泰国简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英文版，第一章。)。
二、早期泰—傣民族族群
这里所说的“早期”，系指公元前后到12世纪有较为明确记载的泰—傣民族政权、王国出现之前这一时期。
对于这一时期泰国是否已有泰人及其活动情况，缺乏文献资料上的详实记载。一些学者认为，公元最初几个世纪泰人已进入现在的泰国。(《泰国文化》，泰国驻中国昆明总领事馆，1996年。)对于传说中的“庸那迦国”在这一时期是否已出现，也缺乏确凿的文献记载。
对于这一时期中国云南的傣族，则已有一些中文文献记载，但对有些记载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还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大宛列传》中的“滇越”就是泰、傣族先民；《后汉书》记述的位于云南西南和缅甸北部的“掸国”，就是掸傣族的先民建立的王国。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尤其是何平先生对此提出了否定性的意见。至于“哀牢”，有学者认为即泰傣民族先民，有的则认为“哀牢”包括了众多民族，其中也有泰傣民族先民。
魏晋以来，对云南的少数民族多使用“僚”的泛称，有时也称“越”，其中包括了傣族的先民，但具体记述不详。
南诏（公元739~902年）为云南白、彝族先民建立的政权，现在已成为绝大多数史家的共识(拙文：《“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和破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但傣族也是南诏境内的重要族群。
有的学者认为，传说中的“泐西双邦”是8世纪前后傣族在景洪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延续了300多年。(刘岩：《傣族》，载《云南少数民族概览》，郭净等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249页。)但同样缺乏确凿的文献资料证实。
如上所述，学术界对傣、泰民族何时进入云南、进入泰国尚有不同看法，至于傣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的出现，争议就更多；对这一时期泰、傣历史和文化，也多有不同看法。经过多年努力，对有些重大问题如南诏不是傣泰民族建立的国家已达成共识。但由于缺乏详实的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等原因，对这一时期傣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深入。中国著名学者谢远章先生认为，早期泰傣民族在文化上已深受华夏古代文明的影响。(谢远章：《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载《东南亚》（云南），1989年第1期。)
三、泰人王国与古代云南傣族：民族文化的形成及其异同
在泰国，这一时期约六百年，泰族经历了兰那王国、素可泰、阿瑜陀耶、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前期。传统的泰族文化经历了全面形成和发展。
公元1259年芒莱继位为庸那迦国王，开始了有确切年代的泰族历史。经过多年奋斗，芒莱王子于1296年在清迈建立了兰那王国。兰那在中国史籍中又称“八百媳妇国”，中国元、明、清三个封建皇朝都设“八百宣慰司”，以其首领为土司。缅甸封建王朝也多次侵占兰那。直到18世纪末，其地才被吞武里王朝最终并入泰国版图。
泰族在泰国建立的第一个王国是素可泰，大约始于公元1238年，延续到14世纪中叶。素可泰时期，泰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已经形成。国王称“父君”，王权带有宗法色彩。
继起的阿瑜陀耶王朝（1350~1767）是东南亚史上持续时间仅次于柬埔寨吴哥王朝（902~1431）的封建王朝。阿瑜陀耶时期，在社会经济方面建立了“萨迪纳”制。泰族传统文化全面形成，小乘佛教成为全民性的信仰；不同于素可泰时期，阿瑜陀耶通过高棉人（吴哥王朝）深受印度婆罗门教的影响，并根据印度“曼奴法典”制定法律，宣扬“君权神授”的观念。在对外关系和文化交往方面，阿瑜陀耶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朝贡”关系。同时，缅甸、斯里兰卡的小乘佛教也影响了泰人。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给予泰文化极大的影响。泰人在16世纪以后与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的使臣、商人、教士都有接触，并允许他们在阿瑜陀耶经商、传教，在某些方面已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泰文化的包容性在阿瑜陀耶时期已明显呈现。
吞武里王朝（1768~1782）时间很短，但其创始人郑昭系中国广东澄海人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出华人在泰国的影响。曼谷王朝前期（1782~1851），泰族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佛教全面复兴，进入最为兴盛的时期；文化全面繁荣，出现了作为“泰国文化代表的7部伟大著作”（有意思的是，其中一部是中国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泰译本）。泰人兴建了规模巨大的具有民族风格又吸收中印文化影响的王宫、佛塔。曼谷王朝前期与中国关系密切，与欧洲的英、法等国商人也有较多的交往。(有关泰国古代文化的论述，见拙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在云南，傣人政权的出现似乎要略早于泰国的泰人政权。公元1180年以后，在云南南部以景洪为中心，出现了傣族首领帕耶真建立的政权“景洪金殿国”，最高首领称“召片领”，其统治的地域范围以现在云南的西双版纳为主要地区。中国明王朝设“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以“召片领”为宣慰使。而在此前后，在西南部的滇缅边境地区，出现了傣掸族系的四大部落——孟生威、孟兴古、孟底和孟卯。这四大部落发展到13~14世纪，统一为以孟卯（今瑞丽）为中心的麓川政权,也称峤赏弥国。明代也称“百夷”地区。刘岩：《傣族》，载《云南少数民族概览》，郭净等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麓川平缅宣慰使，以麓川政权的首领思伦法为宣慰使。由于双边矛盾激化，公元1441~1449年明王朝发动三次“麓川之役”，打败了思氏政权，在百夷地区分设木邦、勐养、陇川、遮放、勐卯、干崖、盏达等土司。此后，地跨云南西南与缅甸北部广大地区的麓川政权不复存在。
这一时期傣族已广泛分布于云南南部、西南部。除了西双版纳和德宏这两大傣族聚居区，在临沧的耿马、孟定，思茅的孟连、景谷、澜沧以及新平、元江等地，也有范围较小的傣族聚居区，都由互不统属的傣族土司统治。
可见，与泰国的泰族在素可泰—阿瑜陀耶王朝—曼谷王朝前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泰人王朝统治下不同，这一时期云南的傣族地区在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由各个互不统属的傣人土司直接统治。另一方面，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方面，也同泰国泰族深受邻近的高棉王国（尤其是吴哥王朝）、缅人王国和斯里兰卡宗教、文化影响以及已经接触到欧洲国家不同，云南傣族除了在宗教文化上受缅甸、泰国的影响，更多受中国中原文化和云南汉族的影响；至于对欧洲，他们当时还尚无所知。
在宗教文化方面，虽然学术界对云南傣族何时接受小乘佛教尚有分歧，有公元前、中唐代（8~9世纪）、11~14世纪等多种说法，但对于在这一时期尤其是16世纪以后云南傣族已普遍信仰小乘佛教（刘岩先生认为，公元1367~1444年间，清迈佛教景栋传入云南南部西双版纳；南传佛教传入德宏的下限，则是在16世纪中叶）则已无不同意见。由于这一时期云南傣族社会保持的农村公社的特点，与之相适应的一些传统信仰如祭寨心、寨神和祭谷魂以及巫术也普遍盛行。在这些方面，云南傣族文化与泰国泰族（以及缅甸掸族）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云南不同地区的傣族佛教分别受缅甸、泰国佛教的影响。而且由于土司政权的分散、统治地域的相对狭小和经济力量有限，云南傣族地区虽有许多精致漂亮、有民族特色的佛塔，却没有泰国那种规模宏大的寺庙、佛塔建筑。
四、近代泰傣文化：近代化进程和传统特色
近代（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泰、傣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较之于古代有着更大的差异性。
近代泰国历史和泰族发展是很有其独特性的。一个特点是在东南亚诸国中只有泰国保持了独立，另一个特点是自1851年蒙固国王（拉玛四世）执政为开端，经五世王朱拉隆功王（1868~1910）和六世王瓦栖拉兀（1911~1925），持续进行了半个多世纪自上而下的、带有近代意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近代泰族文化在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主动而又缓慢地接受了近代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在没有剧烈的文化冲突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泰民族特色鲜明的近代文化。
近代泰国在蒙固王时期就开始有意识地向西方学习，并开始改革传统的制度。朱拉隆功王进而提出了在保持暹罗“个性”的同时学习西方“好的东西”，在泰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革。拉玛六世瓦栖拉兀曾长期在英国留学，他回国为国王后，一方面要求泰人“忠于国王，忠于我们的民族，忠于我们的宗教”，提出“国王—泰民族—佛教”三位一体的泰民族主义文化思想（这一思想可能受到他在英国时接触到的“上帝、国王和国家”三位一体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继续朱拉隆功的带有近代性质的改革并扩展到社会领域，于1913年下达采用姓氏的敕令，确立了现代泰人的姓氏制度。他认为“国家的进步有赖于教育”，于1917年创建朱拉隆功大学，1921年通过《初等教育法》；他改革传统佛教的某些方面，主张以捐赠学校、医院、出版书刊而不是建寺庙的传统方式“做功德”；他还积极提倡开展体育运动，1915年发起成立了“暹罗足球协会”。他“爱好艺术甚于政治”，翻译了26部外国剧本，其中有莎士比亚的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奥赛罗》，他还创作了34部剧本。
近代泰国的改革和发展变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引起中国改革派人士薛福成、梁启超的关注和肯定。孙中山先生在1922年的一次演说中也称，“拿暹罗（即泰国）来说，近20年来的文明进步，也是中国不及的”(孙中山：《中国文明不进步的原因——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载《中国名人论中国》，何文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1932年革命后，泰国成为立宪君主制国家。尽管长期由军人执政，但现代化进程仍在曲折、缓慢地推进。1937年，泰国建立道德与政治大学（1952年改为法政大学）。1937~1938年，泰国在国外的留学生总数达620人。1941年，泰国銮披汶政府先后发布《关于泰人衣着的规定》、《关于泰人日常生活的通告》以及《关于帮助和保护年幼、年老和体弱者的通告》，尽管有些内容过于刻板，但其主导方面是提倡建立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文明行为。(有关泰国近代改革和思想文化的论述，参见拙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400页。)在文学艺术方面，“由于西方文学的影响，泰族的言情小说已开始模仿西方，采用散文的形式”，艺术上则“出现了带有西方倾向与观念的现代泰族艺术”，而“泰国现代建筑艺术和绘画都属于西方形态”。(披耶阿努曼拉查东：《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段立生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页。)
因此，近代泰人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进而提出了国王—泰民族—佛教三结合的泰民族主义的观念，改革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引进、吸收了不少西方的、近代的因素。近代泰文化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泰文化。
相比较而言，由于地处中国内陆边疆，近代云南傣族较少受外来冲击和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多和更高程度地保留了传统的傣族社会和傣文化的特色。但是，由于交通状况的改善与经济、文化交往增多增强，与中国内地的联系更为密切了。
当然，这仅仅是就总体的情况而言。无论是在泰国还是在云南，都存在着不同地区的泰人—傣族社会和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就泰国而言，以曼谷为中心的中部泰人受外来影响和近代化改革影响最大，北部、东北部泰人社会则更多保持传统社会的特色；就云南而言，邻近内地的傣族、处于中缅主要交通通道沿线的傣族社会更多受外来的和近代的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如刀安仁这样的近代民主革命先驱人物，出现了《抗英记》这样的近代文学作品；而较为闭塞的傣族地区包括西双版纳，则基本上保持了傣族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泰人和傣人的农村社会的文化，相对城市而言，具有更多的共同性。
五、当代泰、傣文化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这里所说的“当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直到现在的这一段时期。
这一时期泰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在经历战后初期的动荡和长期的军人统治后，泰国在1992年以后走上了较为稳定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而泰国的经济自1960年代以来，总体上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尽管受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已成为东南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经济越来越受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影响，而现代化和全球化也全面影响了泰族社会和文化，而且不同于“二战”之前主要只是影响泰族社会上层。
中国云南的傣族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发生了极为深刻、巨大的变化。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封建领主制的废除、民族区域制度的实行、先进的生产力的引进和在傣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现代教育和文化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云南傣族地区的传统面貌。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傣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正在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西双版纳和德宏这两个民族自治州的傣族已成为云南少数民族中经济社会发展较快、人均收入较高、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民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进程对傣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乃至思维方式都在产生着深刻的变化。傣语中的反映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新词汇，大部分来自汉语，不同于泰语中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和科技方面的词汇大量来自英语。尽管作为同根生的民族而且在传统文化方面形成了不少共同之处，傣、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尤其是近现代的发展中，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傣、泰民族的差异也在扩大，成为“同源异流”的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
另一方面，在当代、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影响下的泰、傣民族，也面临一些类似的挑战。这些挑战大致上可归纳为社会生活世俗化对宗教、现代化对传统、全球化对民族化和本土化的挑战。
当然，由于近代以来泰、傣民族历史发展经历的不同，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融入区域化、全球化等方面在程度上的差异，泰、傣民族面临的文化挑战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泰国的泰族在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方面已有更为丰富的经历，他们更为关注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以致有的泰国学者提出当代泰国心理—文化紧张和冲突的基本命题，就是泰民族和文化认同危机，是泰人社会“要成为泰（the desire to be Thai）”和“要成为非泰（the desire to be Un-Thai）”这两种文化力之间的冲突。这种心理—文化冲突尤其表现在最受全球化影响的泰国首都曼谷和泰人社会工商界。(Kasian Tejapira : Cultural Forces and Counter Forces in Contemporary Thailand Culture in ASEAN and 21st Century, Bangkok,1997)一些人认为恪守民族传统不利于泰人参与全球化和经济竞争。
相对而言，云南傣族虽已较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更多地接触了外来文化，但接触内容、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同于泰国泰族。当代云南傣族可能更多地面临全面推进的现代化——迅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的经济社会——对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挑战，同时也要适应全球化的影响；即既要推进傣族的现代化，又要保存傣族地区独特文化—生态环境和宏扬传统文化中一切独特而优秀的成分，并使得有着独特而又宝贵价值的云南傣族地区生态—文化（尤其是诸如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在当今多元文化的世界上仍有其引人瞩目的一席之地。中国政府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和中国的民族和文化政策，云南省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战略，傣族保持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善于融合、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都有利于云南傣族在当代的发展进程中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挑战。同时，同有着共同族源、在历史上有着密切联系、与自己既有着文化上的一些共同之处又有着不同经历和文化差异的泰国泰族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必将有利于泰、傣这两个民族在当代世界应对类似的挑战，与时俱进，共享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
作为学者，我们要加强对泰、傣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比较研究，加强学术交流和合作。这种研究和交流必将增进泰、傣民族的了解和友谊，也有助于处理好当代泰、傣民族和泰傣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本文责编：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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