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域与本土之间

——中国西双版纳打洛镇傣族与缅甸掸族的跨境宗教文化交往

龚锐

打洛镇位于中国西双版纳的西南部，与邻国缅甸隔南览河相望，是云南通往缅甸乃至中南半岛重要的边境口岸。打洛镇下辖7个村委会，其中的曼掌、曼厂、景洛村，与境外勐马所属的小勐腊的3个自然村寨曼回、曼东、曼宠跨南览河相邻。打洛镇所辖的7个村委会，村民民族成分以傣族和布朗族为主，其宗教信仰除部分村民还保持对原始宗教的崇拜外，几乎所有的村民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打洛镇全境现有佛寺28座，佛爷36位，小和尚257名，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民众达10505万人。

如果对打洛镇与境外村寨的宗教交往作一历史性的回顾，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民主改革前到民主改革后。从历史上看，今天打洛镇境外一带的掸族，

有证据表明“同中国境内傣族是同一民族”(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页。)，只是“到了公元18世纪中叶，缅甸雍籍牙王朝建立后，不断侵夺傣族的土地，最终使得一大片傣族的土地及其居民沦于缅甸的控制之下”(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页。)。这些原本在中国封建中央王朝统治之下的傣族，经过长时间的民族同化之后，在饮食、生活习俗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被缅甸控制的傣族逐渐“缅化”，也就成了缅甸今天的掸族。　

　尽管缅甸掸族长期的“缅化”，在文化习俗方面与境内傣族存在很大的不同，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却如出一辙——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其教义教规教派都别无二致。因此，历史上两国跨境的宗教交往早已存在。一般而言，民主改革前，境内教民去缅甸进行佛事活动的人数、时间都相对多一些，尤其买佛像、购置佛寺里的大锣鼓等佛事活动用品在当时是非到缅甸去不可的。　

由于傣族和境外的“掸”族(掸族：指历史上从中国境内移居缅甸的傣族。)在族源上的同源关系以及在经济文化、地域环境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使得打洛傣族与境外的掸族有着由来已久的交往，进而形成了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文化上的互通互动、族际间的密切往来的交往结构。中缅两国的胞波情谊在打洛傣族与境外之间的亲密交往上得到了最好的表现和诠释。这一阶段跨境的宗教交往是傣—掸族际交往结构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环节，他们以宗教节日为载体，常常奔走于勐景洛(勐景洛：民主改革前打洛镇的旧称。)与勐马的各佛寺与村寨之间，甚至出现了族际间的姻亲关系。

1953年中国边疆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后，上述跨境交往的结构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跨境的宗教交往仍沿袭着昔日的习俗，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文革”时期。“文革”10年空前的文化浩劫，傣—掸所信奉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没有逃脱这一劫难。打洛镇的几十座佛寺大多数被拆除或付之一炬，极个别的庙宇被当作牛棚马厩而幸免于难；佛爷和尚被强行还俗，傣族信教的权利受到了极大地轻视和践踏。自然，这种跨境的宗教交往由此而断裂。只有极少数佛学高深的僧侣偷越国境，到境外佛寺寻求精神上的“诺亚方舟”。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不仅无端地破坏了两国跨境民族的正常宗教交往，而且也将他们形成已久的生活习俗、文化习俗置于毁灭性的境地，就连“赶摆”(赶摆：西双版纳傣族特有的一种小型集市贸易活动。)这种民俗性活动也被强令取消。显然，第二阶段是傣—掸宗教交往的断裂期，也是他们经济、交化交往的断裂期。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为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是其跨境宗教交往的恢复期和重建期。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昌明及政治上的进一步宽松，使得打洛傣族在宗教信仰方面得到了空前的自由，恢复和重建往日宗教生活的秩序成了信教民众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于是，各村寨纷纷重修和改建新的佛寺，佛爷和尚又重披袈裟，跨境宗教交往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打洛镇在20世纪90年代被云南省确定对外开放的边贸口岸而得以重新恢复。　　 

本文正是以打洛镇傣族这一时期跨境宗教交往为切入点，分析由这一交往结构所引发的跨境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变迁，以此来判断打洛傣族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价值取向。

一、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打洛镇自20世纪90年代被云南省政府确定为对外开放的边贸口岸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一时间小小的打洛镇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从各种家电产品到富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从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出产的各类香烟、糖果，到壮阳药、回春酒，琳琅满目，一应俱全。打洛镇的对外开放，又恰逢西双版纳的旅游热，大凡各地到西双版纳旅游的游客，都纷纷慕名而来，一睹边境口岸的风采。游客的趋之若鹜、纷至沓来，使打洛镇不仅声名远播，而且也使得打洛镇经济迅速发展。这样就促使当地政府对其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同时也唤醒了打洛傣族弃农经商的现代意识。于是，镇政府将几个毗邻缅甸的傣族村寨即曼掌、曼厂和景洛村确定为旅游观光寨，村寨除保留部分橡胶林、水稻田外，相当一部分土地都改扩建为打洛森林公园和中缅商贸一条街。自然，傣族村民也就纷纷舍弃田园，告别农耕，从事起旅游小商品的制作加工和销售，也捣腾起商品的转手买卖。　

在打洛镇的曼掌、曼厂和景洛3个傣族村，由于跨南览河与缅甸接壤，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加之得到镇政府的极力扶持和帮助，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上属3个村寨2001年人均纯收入已达2750元，经济的发展，改变着傣族村民的生活方式，寨子已修建起水泥道路，用上了自来水，做饭也改用煤气。值得注意的是，正当打洛镇的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经济效益迅猛增长之时，境外邻近的掸族村寨如曼回、曼东、曼宠等，也自然而然地加入到了打洛镇的经济热潮当中。　

他们将缅甸的玉石翡翠、柚木地板等商品运进打洛销售，并通过打洛镇的经销商贩运往内地，然后又把中国内地的家用电器、生活用品等销往缅甸各地。这一过程也使得境外的几个掸族村寨迅速富裕起来。按照这几个村寨的村民的话说：“我们是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富裕起来的。”他们不仅用中国货，吃中国食物，而且还将中国的人民币作为比缅币更有价值的硬通货进行流通。　

反观境内的曼掌、曼厂和景洛村傣族村民，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双重作用下，他们也将目光积极投向了境外，在上述3个村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与境外村寨固定的商贸关系，都备有可供境外村民随时提取的货物。近年来，景洛村还由几户村民牵头组织汽车运输队，将商品直接运往境外的销售地。　

可见，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的双重作用下，自20世纪90年代起，打洛镇傣族与境外掸族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一种互通有无、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经济交往结构。

二、宗教文化上的相互渗透　　

经济上的密切交往与联系必然引发跨境民族间文化上的相互渗透。在文化相互渗透这一链式结构中，宗教交往是傣—掸族际间交往最为频繁活跃的一环，正是由于这一律动式的宗教交往关系，导致了傣—掸跨境民族的文化变迁、文化认同以及文化互动。　

如前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频繁的经济交往，使得跨境的傣—掸民族在经济上获得了极大的利益，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着他们沿袭已久的生活方式。他们在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却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打洛镇的开放，除外经贸方面得到很大发展，给广大民众创造了许多商机，使他们从中获取了一些商品流通带来的利益外，也存在着一些负面的效应，比如在境外的小勐腊纷纷开设起大小不一的赌场，也有规格不等的妓院娼寮。小勐腊的赌场妓院不仅仅吸引着国内各地的商人、游客，而且给打洛镇傣族，尤其给邻近缅甸的曼掌、曼厂及景洛村傣族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3个村寨的部分青年开始在村内聚众赌博，甚至有极个别青年吸毒贩毒。这种情况的出现，像瘟疫一般在境内外蔓延，进而导致傣族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失范。一些傣族村民开始远离信仰已久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将其精神生活放置于声色犬马之中。还有一些村民惟金钱是从，在商业运作中不讲诚信，用损害长期利益的短期行为为代价攫取暴利。在境外的掸族村寨也同样存在着上述问题。于是，一场针对背离传统道德观念的宗教复苏开始萌动于境内外傣—掸村寨。傣—掸大部分村民希望用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教规和教义来规约全体村民的道德观念，用南传上座部佛教中的入世出世的轮回来张扬去恶扬善的传统道德。他们更加频繁地走进佛寺，拜倒在佛祖面前，将自己的精神寄托在对佛祖天国的崇拜上，他们也希望以此来感召道德失范的年轻人，在村寨营造出向上向善的氛围，整肃失序的传统道德规范。同时，傣—掸村民都有这样的共识，重建昔日的道德传统不是单方面的责任，需要双方的积极努力，他们也一致认为传统道德的恢复，关键在于重振宗教的威严，要借用宗教力量来重构人们当下混沌不堪的精神世界。第二，在经济发展、生活富足的今天，境内外的傣—掸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文化的滋养，而南传上座部佛教正是他们长时间所依凭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在当下生活中的精神皈依。因为，南传上座部佛教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他们向上向善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根性，也为其提供了健全心智、完善道德的思想基础。　

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缅跨境的宗教交往日甚一日地繁盛昌达起来。以2000年为例，在打洛镇教民出境进行宗教活动的人数达5300人次之多，而境外入境进行宗教活动的人数更多达6700人次。他们以宗教节日为载体，如开关门节、赕新年、赕塔、赕星、赕坦木等各种宗教节日，频繁往来。在此我们以境内的曼掌、曼厂、景洛村傣族与境外的曼回、曼东及曼宠的宗教交往为例。　　

在上述的各种宗教节日中，傣—掸村民都是以赕佛为中心的。即双方都是以向佛敬献供奉财物，获取出世生活的幸福为心理动机的。他们以约定俗成的习惯默契地进行着双方的宗教交往，一般而言，赕新年的第一天，境内的3个村寨的傣族会到境外各佛寺去赕佛。人们去的目的，一是历史上因袭下来的习惯。因为，据传南传上座部佛教是在公元7世纪经缅甸传入国内的，因此，当地傣族一般认为要表现自己的心诚，还是得去缅甸赕佛；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在于，自中国的改革开放后，境内傣族迅速地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不少傣族家庭娶境外的掸族村寨姑娘做媳妇，形成姻亲关系，他们去境外除了赕佛外，也顺便走走亲戚，将国内的一些日用商品送给境外的亲戚家。赕新年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境外的掸族都会回访，他们也到中国境内佛寺赕佛，到上述3个村寨做客共同欢度泼水节。同时，会顺便带回一些中国的日用品。在关门节期间，境内的傣族一般都会去境外佛寺听讲佛经，境外村寨也要宴请前去赕佛、听讲佛经的傣族村民。如有赕录教（即升和尚）这样的节事，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村寨，双方都要互派代表参加，互致贺礼。据笔者在曼掌、曼厂和景洛3个傣族村寨统计，2004年去境外进行各种佛事活动的人数达到1037人次，其中中老年人980人次，年轻人57人次；到2005年，去境外进行佛事活动的人数增加到1185人次，中老年人913人次，年轻人270人次；2006年去境外进行佛事活动的人数升至1279人次，中老年人901人次，年轻人478人次。这一逐年增加去境外进行佛事活动的人次数表明，跨境的宗教交往在3个村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它不仅得到了中老年村民的响应，而且在年轻人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曾在景洛村与数十名傣族青年作过交谈，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到境外去赕佛，到境外去听讲佛教，他们的回答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家里的老人要他们去；其二，到境外赕佛心更诚，佛祖才会保佑；其三，出去玩一玩、散散心，就像过节走亲戚。尽管这些年轻人的回答全然没有意识到这种频繁的宗教交往对他们重建传统的精神道德起着耳濡目染的作用，但重要的是他们事实上已参与到了这种宗教文化的交往中，并且在其精神秩序被商业社会固有的残酷捣弄得七零八落之时，是这种跨境的宗教交往“润物细无声”般修复着他们失范的道德传统。事实表明，南传上座部佛教强大的精神力量对3个傣族村寨的青年恢复内心精神世界的道德规范起着积极的作用。　　

不仅如此，这种跨境的宗教交往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化变迁，在境外的曼回、曼东、曼宠等村寨，最明显的变化是语言，现在大部分村民都会说汉语和傣话，甚至有一小部分村民已不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其次是货币的使用，他们已视人民币为最有价值的货币，就连在他们自己村里买卖商品，也使用人民币。再次，他们已大多使用中国的日用品，如食盐、糖、酒、农药、化肥等。最后，他们在年节习俗方面，与境内傣族已基本趋于一致。　　

当然，这种宗教交往曾经一度也出现过一些负面情形。1998年境外小勐腊佛爷窜至打洛一带，要求我傣族边民无条件服从缅甸佛爷的指挥，要求他们每半月去小勐腊接受其传经布道，大肆宣扬到境外赕佛才能得到佛的庇护，并攻击我国的宗教政策。2000年，境外的曼回寨佛爷都新满造谣惑众，胡说“打洛镇的曼掌、曼厂、景洛村自古以来都是缅甸的领土”，鼓动上述3个境内傣族村村民到境外寻根。这两起事件虽都先后被政府及时发现并加以制止，但在当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三、互通中的互动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文化上的相互渗透，宗教上的共同信仰和密切往来，促进了跨境边民在文化上的认同，进而形成时至今日文化互动的局面。傣—掸村寨的跨境文化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农业科学技术的双向交流。从1998年起，西双版纳农科所便开始对打洛一带的傣族村寨的村民培训和传授如何种植高产优质的杂交水稻技术和如何防治橡胶林病虫害技术。随着这两种技术的推广使用，2000年打洛镇的水稻、橡胶都获得了丰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境外的掸族村民闻讯后，纷纷到境内的曼掌、曼厂和景洛村参观学习，并邀请打洛镇农科站技术人员对他们给予技术性指导。而在境外的曼回、曼东和曼宠等村村民有着种植西瓜、香瓜等水果的传统技术优势，他们也毫无保留地将此技术传授给曼掌、曼厂和景洛村的傣族村民。农科技术的交流使双方在经济上获得了双赢。　　

其二，跨境的宗教交往，净化了村民的心灵，使打洛边境口岸出现了两国边民团结互助、睦邻友好的祥瑞氛围。跨境的宗教交往，不仅拉动了两国边民在文化上的相互认同，加强了同源民族间的亲密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傣—掸族之间共同的宗教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有着规约村民精神道德的功能，使得双方在宗教交往中都感受到了向上向善的源自于宗教信仰的力量，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着南传上座部佛教中的一些戒条，如不偷盗、不淫乱、不妄语等，形成了今天两国边民睦邻友好、团结互助的局面。在曼掌、曼厂、景洛村经常会看见两国边民在田间地头共同劳作，芒果树下、槟榔树旁共吸一袋烟、共饮一壶水的亲密友善、团结互助的景象。不仅如此，无论是境内境外的村寨，大凡村寨有重大活动，从上新房到婚丧嫁娶，从升和尚到赕新年，都有两国边民共同参与、一起欢愉的场面出现，甚至出现跨境村寨的青年男女利用各种传统节日活动谈情说爱、互订终身。在曼厂村一个叫岩叫的年轻人还带头组织了本村与境外曼东村里的青年为伍的老庚组，扶助那些缺少劳动力、经济困难的家庭，受到边境双方村民的一致赞扬。现在，在曼掌、曼厂、景洛村聚众赌博的现象大为减少了，吸毒的人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呈现递增的态势，打架斗殴、偷盗等现象也很少再出现了，呈现出祥和安宁、团结向上的新气象。　　

其三，每年不断有从缅甸回乡捐资助学、捐资扶贫的情况出现。边境的安宁祥瑞以及商贸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投资环境，也促动着缅北一带的缅侨回乡献爱心的赤子之情。2001年，一缅侨捐赠助学款50万元人民币，另一缅侨捐款30万元人民币用于边境一带傣族50户贫困户的生活补贴。同样，2000年缅甸境内的7个自然村，包括曼回、曼东、曼宠遭受暴雨及冰雹灾害时，打洛镇政府及曼掌、曼厂、景洛村都出钱出力帮助灾区迅速恢复生产。　　

最后，跨境宗教交往有效地控制了过去做赕时无度的宗教消费，使双方的宗教消费做到了张弛有度。在过去（指民主改革前）境内境外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边民都存在积平生之积蓄去赕佛这种近于奢侈性的宗教消费，不仅影响到了他们的再生产，还影响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从90年代中期起，即从跨境宗教交往开始频繁密切起来之时，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对他们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意识对双方村民的渗透，他们意识到了过去宗教消费的某些弊端，那种“热闹一时，艰苦一世”的意识已在境内外边民中得到普遍认同，使他们一改往日那种铺张奢侈的宗教消费，将赕佛纳入到了正常有序的日常性消费开支当中。现在尽管他们的宗教交往更加密切频繁，但用于宗教消费方面的开支只占人均年收入的5%。

四、余论　　

从上述中缅两国边民跨境宗教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虽然引发傣—掸族间频繁密切地进行宗教文化交往的触发点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这种经济上的依凭关系必然要求他们在文化、习俗乃至道德观念方面尽量趋于一致，才能长期保持这种互通有无、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的存续。但实际上，我们在此借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讲，这一跨境宗教交往是宗教社会化的过程，即共同的宗教信仰是境内外两边的“个体用来获取其所属群体的规范、价值观、态度和语言互动过程”(孙尚扬：《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两国边民由来已久的交往传统，以及傣—掸之间的民族同源关系，更不能忽略共同的宗教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这一交往结构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宗教社会化的功能。　　

事实上，正是傣—掸族际间共同的宗教信仰充当了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载体，充当了族际间文化和审美旨趣契合的角色，才使得中缅傣—掸族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也正是这种共同的宗教信仰的社会化，才为他们提供了在物质与精神上的传承，为个体的社会化提供了坚实的资源基础，才使得两国边民在思想观念、传统道德及精神向往方面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也才使得一旦他们融入现代社会，发现商业运作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机会，同时其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来自商业社会固有的竞争的挑战之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拿起宗教这一精神文化的利器加以有力地反击，并毫不退缩地固守着他们自己的精神文化的家园。从这一角度上看，毋庸置疑，南传上座部佛教发挥着不可取代的积极的调适作用。　　

共同的宗教信仰在跨境交往结构中发挥的另一个功能，即是规范着社会个体的行为。在信仰宗教的社会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规范的本身就是社会规范的核心。宗教通过对教义、教规、戒律的宣传来指导社会成员行为，告诫其成员哪些行为才符合社会的规范，使其社会个体在决定行为的取舍方面有章可循。就中缅跨境而居的傣—掸族而言，由于双方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在范导人们的行为方面的社会化功能也就相应更加突出。因此，跨境而居的傣—掸族都在信仰宗教的规约中，顺理成章地遵守人际交往、村寨交往的规则，而南传上座部佛教中的教义、教规、戒律等恰到好处地为其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提供了观念道德上的准则，谁违反了这种交往规则，谁破坏了这种交往中的链式结构，谁的行为不符合教义、教规中的戒条，谁就自然会在双方的道德舆论的唾骂中无地自容。所以，无论是双方的经济交往，还是个体或集体性的人际交往都保持着“诚信、友好、平等”的关系，也才使得中缅跨境而居的傣—掸族能长期维持睦邻友好、交往频繁而亲密的关系。　　

最后，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得傣—掸族培养起了良好的角色意识，强化和稳固了这一跨境宗教文化交往关系。以宗教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成员是根据自己的身份、地位来趋同于同一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的群体”(孙尚扬：《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即社会成员对某一群体的认同感的大小，会直接影响该群体的稳定与平衡程度。而对于笃信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傣—掸族而言，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培养社会成员的认同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以超验性的力量，通过共同的信仰和由这种共同的信仰所带来的趋同情感，将境内外的信教民众在精神上凝聚在一起，在同一宗教信仰这一强大力量的驱动下，使他们产生出强烈的认同感，引发出文化的认同和文化的互动，巩固和发展了双边宗教文化的交往结构。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学院）

本文责编：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