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一华
1988年，景东彝族自治县在干休所建设中开挖基础时发现土知府陶金墓，从那时起至2003年，先后在该处抢救性发掘了6座墓葬。陶氏家族墓地于2005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发掘的6座墓葬中，仅陶氏第九任知府陶金墓就出土金器512件，银器21件，铜器5件，计538件文物。这些文物造型别致、做工精巧，经鉴定有两件国家一级文物，若干件二级文物，从中可窥见明嘉靖年间景东陶氏土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研究明清土司制度、了解景东傣族土司的文化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自秦至清，历代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政治制度有别于中原。从羁縻制到土司制，就是这种特殊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与前期较为随意的羁縻制相比，元代特别是明清两代的土司制度已独具体系。土司的品秩、授职承袭、升迁、惩处、印信、赋贡等各方面都有完整明确的规章，成为一套中央政权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政治制度。
就云南而言，明清两代，有大大小小、名目不同的土司580余家，他们授职年代或早或迟，官职品秩或大或小，袭职时间有长有短，所辖范围大小不一，对辖区所带来的利弊也各不相同。也就是这些差异，为深入研究土司制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土司政治制度下，景东境内先后有六家土官：傣族陶氏土知府、汉族姜氏土知事、保甸傣族陶氏土巡检、三岔河杨氏土巡检、板桥驿云氏彝族土驿丞和景东驿土驿丞。
陶氏土知府的承袭
景东土知府承袭时间长，跨元、明、清三代，其承袭世系在《云南志钞·土司志》《明清云南土司通纂》《景东直隶厅志》等史书方志都有记载，但对陶氏承袭起止时间的记载却不尽一致。从最近几年发现的陶应昌墓碑、陶士栋残碑看，陶氏土知府的承袭或有遗漏、或在时间上有不尽一致之处，笔者根据史书所载和碑文内容，试作梳理：
据史书记载，景东最早的土官阿只鲁（阿只弄），元朝时为开南州管理，统威远及案板、母龙、猛统三甸，隶属威楚路。为摆脱威楚路的管辖，元至顺二年（1331年），阿只鲁遣其子罕旺进京贡象，请求升开南州为府，得到元文宗皇帝的允准，阿只鲁为知府事，封罕旺为千户。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遣将进军云南，次年景东即先归附。土官俄陶（阿只鲁子）献马160匹，银3100两，驯象2只，诏置景东府，沐英入奏，乃改为景东府，以俄陶知府事。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赐文绮、袭衣、颁印，赐姓陶，世其职。俄陶以正四品职衔，辖景东、镇沅、威远（景谷）、勐缅（临沧）、大侯（云县）等地，势力范围得到扩大。从此，景东傣族土知府以陶为姓，世代传袭直至清道光前后。
陶氏第一任土知府的归属
对景东陶氏第一任土知府的归属，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把俄陶作为首任土知府，其根据就是《明史·土司传》：“洪武十五年，平云南……以俄陶知府事，赐文绮、袭衣、颁印，世其职。”第二种是把阿只鲁作为景东首任土知府，理由是早在元至顺二年（1331年），阿只鲁遣其子罕旺进京贡象，请升开南州为知府，得到元文宗皇帝的允准，并封阿只鲁为知府，罕旺为千户。又“明洪武初年，（明）军至楚雄，阿只鲁之子俄陶遣通事姜固宗、阿哀纳款，献象、马、铠杖，并元所给牌、印……”从中不难发现，阿只鲁在元时任知府不是文宗皇帝的口头允准，还有证明授职的牌、印等信物，两相印证，从而可以肯定阿只鲁为景东第一任土知府。
两任代理土司
陶氏袭知府职至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时任知府陶士枟病故，其子陶应昌当袭。但在陶应昌墓碑上发现，陶应昌生于乾隆四十四年（1778年），也就是说，陶士枟病故时，陶应昌只有八岁，按规定不能承袭知府之职。碰巧同时也发现刻有“皇清诰授中宪大夫世守知府抚孤讳士栋陶大老爷之墓”的残碑，从时间看，陶士枟病故时，陶士栋已经是26岁的青年了。从《大清会典卷十二·吏部》“如有子而幼者，或其族或其母能抚孤治事，由督抚拣委，至其子年及十五岁再令承袭”的记载来看，陶士栋代理侄子任知府职，抚孤治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种情况，在陶氏知府的传袭世系中偶有发生——陶应昌之子陶熊任知府职有罪罢黜后，其子陶德增年幼，由其叔陶烺代理行知府职，甚至有的资料还把陶烺作为最后一任土知府。
据《景东直隶厅志》载，陶烺之后尚有两任土司：陶德增长子陶焜，附注里有“咸丰年间……遗失印。”“遗失印”，说明有印，已经承袭，是继陶烺之后的知府。陶德增次子陶珍后注“应袭……世袭替”。应袭而未袭，况且，印信已失于长兄手上，因此，另一些资料把陶珍当作最后一任知府是不合理的。这样，陶氏自授知府职起直至最后一任袭职，如果除去陶士栋、陶烺两任代理知府，共袭职25任，时间长达520年以上。
作者单位：景东彝族自治县博物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