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1年7月从中山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言所成立于1950年，所长是罗常培先生(1899年至1958年)。我一进所就被分配到第四研究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当时组长是傅懋责力 先生，组员有陈士林、喻世长、王辅世、王均、徐琳和我等，我是初出校门最年轻的一个。1952年又调来罗季光先生，此后，先后调来张均如、欧阳觉亚、梁敏等同志。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傅、罗、陈、喻、王、徐等老一辈民族语言调查的开拓者都已先后逝世，但他们所开创的事业依然惠及后人。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在民族事务方面作了6项决定，其中第5项是：“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组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这是中央为帮助少数民族创立和改进文字而发出的第一个号令。号令一发出，文教委很快设立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并开始组织调查研究民族语言，部署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的工作。国家语言文字科研部门更是热烈响应，开始派遣一些调研人员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
1952年初，在傅懋责力 先生的率领下，我们来到云南。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语言、文字种类最多的省份。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帮助少数民族改进、改革、创立文字，云南是一个重点。
面对这么多种语言文字，先调查哪些民族语言文字，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对此，傅先生早已胸有成竹，他采取了普遍了解和重点调查(记音)相结合的方式，先对全省的民族语文做一个全面的摸底调查，同时重点记录西双版纳的傣语、傣文，不到一年时间便基本了解了全省的民族语文情况。我和徐琳在傅先生的指导下分别重点调查德宏地区的傣语、傣文和白语、傈僳语、傈僳文等。不久，云南民族学院成立了民族语文研究室，调来几位懂傣文、傈僳文、景颇文的民族干部和我们一起工作。我和从潞西县调来的多坤先生合作记音。多坤40多岁，傣文程度很高，也懂些汉文。我们合作得很好，我一面和他记音，一面向他学习傣语、傣文，所以工作进展很快，两三个月时间便记下三四千个词和数百句语法例句，接着还填写了音节结构表，归纳出芒市话的音位系统和老傣文的表音形体、表音系统。将现代口语的音位系统与原用傣文声韵母的表音形式对比，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原用德宏傣文有着严重的缺陷。多坤是一位积极主张改进傣文的傣族上层人士，因此，我和多坤在傅先生的指导下，拟订了一个德宏傣文改进方案，以备今后讨论傣文改进时参考。
1952年9月，我奉傅先生的派遣，第一次到保山专区傣族聚居区潞西县调查傣语。为了深入了解傣族民间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和学习傣语，我在县里招待所住了10多天后，便背着行李到松树寨的傣族农家居住，还不时到附近别的寨子串门。傣族是一个全民信仰佛教，勤劳、善良、好客的民族，我所到之处都受到主人热情的款待。尤其当他们听说我是来学习傣语的，又见到我能说几句傣语，能写几个傣文字母，对我就更加热情。
潞西县坝区属亚热带气候，农民家家户户种植水稻。因气候好，品种优良，产量也高，故素有“芒市谷子，遮放米”的誉称。我住的傣家天天吃米饭，我出生在广东穷县，从小喝稀饭长大，现在吃到这么好的大米饭，不用就菜，连吃3碗还不够。
1952年12月，当我在松树寨“蹲点”方酣时，忽接县政府通知，要我于12月20日前到达保山，列席参加即将举行的保山专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并参加在此时召开的傣文改进会议。当时的保山专区民族联合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及傣族上层人士刀京版(后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思鸿升、多坤等提出的“改进傣文”的要求，于12月25日成立了“保山专区傣族文字改进委员会”，推选刀京版为主任委员，方克先、思鸿升和我为副主任委员，刀永安、孟守义、伍古纳、多坤等37人为委员，并召开第一次傣文改进会议。会后由我根据大家共同的意见，草拟了一个改进草案，报请保山专区政府分发给保山专区各县，征求傣族各界人士意见，准备明年正式讨论通过。
1953年7月24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成立(1956年改为自治州)，傣文改进委员会也在此时举行第二次傣文改进会议，对第一次傣文改进会议拟订的草案进行讨论。会上大家意见比较一致，改进方案很快就通过了。这次傣文改进方案增加了一个表示声母的字母[f]，补充了39个韵母形式(跟原用韵母形式相近，但又有区别，形体协调)和6个点撇式声调符号。这六个声调符号中，>是新创的，：和·是老傣文中一些字词就已用过的，ˇˋˊ是从汉语注音符号借来的。这样一来，第一次改进方案既克服了原来傣文一字多音多义的缺陷，又保持了原来字形的基本结构，新老字母、韵母形式浑然一体，所以傣族上层、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都感到满意。1954年6月10日，改进方案经中央民委批准试行。
德宏傣文改进方案获中央民委批准试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帮助少数民族改进文字的首例，1954年6月，新华社报道了这个消息。罗常培先生特地写信，表彰我们在帮助傣文改进中取得的成绩，并指示说：“在原有文字基础上进行改进，要注意新老文字的衔接关系，不能大刀阔斧，不能另搞一套新的拼写系统。”
德宏傣文改进方案获批准试行，首先受到了同一民族而使用不同方言文字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府和傣族知识分子的重视。西双版纳傣文被称为[to-tham]，意为“经书文字”，原只用于佛寺传教，后随教徒还俗使用而逐渐扩大用于民间。西双版纳老傣文的缺点正好与德宏老傣文缺点相反。德宏老傣文的主要缺点是书面韵母少于口语韵母，用45个书面形式(常用的)来表示口语的84个韵母，缺39个，所以一字多音、多义十分严重。西双版纳老傣文缺点是书面的声母、韵母形式多于现代口语的声母、韵母，韵母形式约有210个之多(据刀世勋整理统计)，而现代口语常用韵母只有91个，所以同音异字多，给初学者带来困难。因此，西双版纳州领导和傣族知识分子也希望西双版纳傣文得到改进。他们知道傅懋责力 先生正在调查研究西双版纳的傣文，便要求傅先生拟订一个西双版纳傣文改进方案。傅先生接受这个意见，并于1954年带领当时在昆明一起工作的傣语调研人员刀忠强(傣族)、童玮到西双版纳州政府所在地允景洪，与州政府领导和傣族知识分子共同讨论修改傅先生草拟的“西双版纳傣文改进方案”，最后经傣文改进委员会讨论通过，呈报中央民委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