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方国瑜教授这篇文章对我们研究傣族古代历史或与傣族有关的古代部族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乌蛮”、“白蛮”的记载在不同地区不能混为一谈
云南族系称谓，用“乌蛮”、“白蛮”字样，始见于唐代纪录。樊绰的《云南志》卷三说：“六诏并乌蛮’，又卷四”长【蛮”、“施蛮”、“顺蛮”、“磨（些）蛮”都说是“乌蛮种类”。这一些族住居在洱海的东、西、北三面。又樊《志》卷四“弄栋蛮”、“青岭蛮”，卷五“渠敛赵”，都说是“白蛮苗裔”，还有卷三说“张寻求，白蛮也”。这一些族住居在洱海的南面。当南诏尚未统一洱海地区的时期，是有不同的族系住居着，分别部落。大体以张乐进求为盟主的部落区域称为“白蛮”，其余称“乌蛮”，所谓“乌蛮”，有昆明族、哀牢族和磨些族。
其次，樊《志》卷四说：“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东、西爨的区域，樊《志》说：“在石城（今曲靖）、昆川（今昆明）、曲轭（今马龙）、晋宁（今晋宁）、喻献（今澄江）、安宁（今安宁）至龙和城（今禄丰），谓之西爨。”即约以滇池区域为西爨地。又说：“在曲州（今昭通）、靖州（今贵州、威宁）、弥鹿川（今沾益）、升麻川（今寻甸、嵩明）南至步头（此地名在此不适当，已别有考，不详于此），谓之东爨。”即约以滇东北区域为东爨地。此两区域，即《爨龙颜碑》所谓的“东、西二境”，都是属于爨，亦即以彝族为主。此处所谓的“乌蛮”、“白蛮”皆为彝族，是同一族系的部落，因区城不同而有不同的称谓。
复次，樊《志》卷四：“栗粟两姓蛮，皆乌蛮、白蛮之种族。”以下有缺文，但《新唐书·两爨传》载：“邛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又有初裹五姓，皆乌蛮也。东钦二姓，皆白蛮也。”（传文多出自樊《志》所称邛部，即今西昌地区。据《新唐书所载，一个部落中有数姓的很多，今彝族区域的所谓“家”，说明同一族系在同一区域不同的统治者，分别称为“乌蛮”、“白蛮”。
根据樊《志》的记载，可以得出洱海区是以不同族系来分“乌蛮”、“白蛮”，滇东区则以同一族系，不同地区来分“乌蛮”、“白蛮”，西昌地区则以同一族系同一区域不同的统治者来分“乌蛮”、“白蛮”。虽同用“乌蛮”、“白蛮”的称谓，但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涵义，所以不能以滇东或西昌的“乌蛮”、“白蛮”的记载与洱海区“乌蛮”、“白蛮”的记载混为一谈。
二、“乌蛮”、“白蛮”是普通称谓，不能认为是专门名称、族别名称
樊《志》用“乌”、“白”两字来区别在同一地区有不同情况的部落组合，实际上这样的名称是大民族主义者所造的名词，含着侮辱的意味。明、清志书记载云南民族也有类似的称呼，如“罗罗”、“窝泥”、“牝鸡”、“土僚”、“沙人”等，都有“白”、“黑”的分别，以“白”、“黑”两字加在特别名称上来强加分别，是不适当的。樊《志》的“乌”、“白”两字也如此，不能认为这样的名称在族别上有重要的意义。如果重视这样的字样进行推敲，就要受古人的欺骗，因为它原来是大民族主义者任意取的名称强加于人的。如果我们还要引经据典地去考证这些字样，就没有这种必要了。
樊《志》的“乌”、“白”二字所要说明的是：社会经济文化在程度上稍有不同，“白蛮”要进步些，“乌蛮”要落后些。同在一个地区的不同部落有进步与落后的存在，于是用“乌”、“白”来区别，为此洱海区和滇东区都有“乌蛮”、“白蛮”的记载。以汉文化来衡量，接近于汉的称“白蛮”，较远于汉的称“乌蛮”，这从樊《志》的记载可以看得清楚。
“乌蛮”、“白蛮”是普通的称谓，当然不能认为是专门名称。“乌蛮”、“白蛮”是他称，不能认为是自称，所以在族别的名称上值不得重视。“乌蛮”、“白蛮”的称谓，也不能认为樊《志》的“乌蛮”、“白蛮”，与后来所发展的族系有重要关系。后来滇东的彝族包括有东、西爨的“乌蛮”、“白蛮”，《秋涧大全集》卷五十《兀良氏先庙碑》所说“乌、白蛮三十七部”，主要是彝族区域。滇西的白族包括有洱海区的“乌蛮”和“白蛮”。我在《略论白族的形成》一文中说过：如果只说“乌蛮”是彝族，忘掉“西爨白蛮”，只说“白蛮”是白族，忘掉“六诏并乌蛮”，都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而且是错误的。
三、我不同意的几种“乌蛮”“白蛮”的解释
1．李京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说：“今日白人为白爨，罗罗为黑爨”，这是根据东爨“乌蛮”为彝族，西爨“白蛮”为白族，洱海区有“白蛮”的记载，而作出此说；然而洱海区也有“乌蛮”，故此说难解。向达的《唐代记载云南诸书考略》说：“云南西部今大理附近，是一些称为乌蛮的六诏民族住在其间，这是唐朝称为西爨乌蛮；而在今云南东部曲靖以南至建水一带住居的民族，称为东爨白蛮。”这又是因为洱海区有“乌蛮”而作出此说，也改变了唐朝纪录的称谓。这两种的说法，各对一半错一半。因为把滇东的“乌蛮”、“白蛮”与洱海区的“乌蛮”、“白蛮”视为一体，所以合于此就不合于彼。这已很清楚地说明：滇东和洱海区的记载，各有具体情况，不能混为一谈，勉强揉合在一起，就怎样说也说不通了。
2．景泰《云南志》卷二说：“爨有黑白之分，黑爨贵，白爨溅。”这是后来称呼的“黑夷”和“白夷”，乃奴隶主与奴隶的区别，是社会对立阶级的名称，不是族系名称。景泰《志》说：“罗罗一名爨”，这是以爨为族系的名称，而用黑爨、白爨名词作阶级名称，这也是不恰当的。如唐代有乌蛮五姓、白蛮一姓之类的记载，此处所谓的‘乌蛮”、“白蛮”都是指的奴隶主，不是阶级对立的称呼。至于彝族以黑、白分贵溅的称谓，不知从何时起。
3．凌纯声的《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结论说：“唐代的乌蛮为今之罗罗及广义的藏缅族，白蛮为汉代的哀牢夷。”这样说法，如何来解释“西爨白蛮”呢？又如何解释《新唐书·南诏传》所说的“南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凌氏写长文反覆考证“乌蛮”、“白蛮”问题，但未接触关键问题，故做出如此不通的结论。
4.向达的《南诏史论略》提出南诏史上的民族问题，说：“周秦之际戎族，以氐、羌两族为其主要成份。氐、羌到了云南以后改称为爨，西爨白蛮为氐族，东爨乌蛮为羌族。南诏为乌蛮，故为羌族。”但《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各地的部落说：“皆氐类也。”又《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南部落的支系都是羌族，而且见于记载，氐、羌二字互用，往往不加分别。迁到云南的氐、羌族分为“乌蛮”、“白蛮”，在历史发展上找不出迹象来，何况滇东有“乌蛮”、“白蛮”，洱海区也有“乌蛮”、“白蛮”，又如何能说明氐系和羌系之分呢？
5．绝不同意而且认为荒谬的，那是法国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的说法。元代云南地名有察罕章和合刺章，蒙古语察罕之义为白，合刺之义为黑。伯希和以为章即爨之译音，察罕章即唐代之白爨，合刺章为唐代之黑爨，任意比附，简直是胡说。元代纪录很清楚地说明察罕章在丽江，合刺章在大理，而白爨在滇池区，乌爨在滇东北，不论族别和地区都完全不同，认为同是一事，其荒谬难以究诘。但向达说：“伯希和的解释大体是对的。”不知对在哪里？向达还认为罗克所说章为戎字的异写是对的，那更荒唐了。
四、余论
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说法不同，其原因由于不加区别的把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混同起来，认为所有“乌蛮”是同类，所有“白蛮”也是同类，其实不是固定的称谓，而是任意取名。不同情况用相同称谓强加解说，就不能切合实际了。若各持一面，聚讼纷纭，是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在此要附带提出，有些人认为所有“乌蛮”是彝族，南诏为“乌蛮别种”，就说南诏是彝族。最近看到《光明日报》副刊《民族生活》第二十八期的少数民族简介说：“早在八世纪中叶，云南的彝族同其它民族联合建立了以彝族为主的南诏国。”这就说明洱海区的居民是彝族，无论从纪录上或在历史发展上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大概是以南诏为“乌蛮别种”的一个“乌”字作出这样的判断。一个字事小，社会历史的事大，为何死啃一个字不放而判断了整个历史呢？何况这一个字的涵义都还没有弄清楚呢？从历史发展来说，所谓西爨白蛮、东爨乌蛮，是滇东和滇东北的彝族。崔州的乌蛮、白蛮是大渡河以南的西蕃（普米）族。但洱海区的乌蛮、白蛮的记载都不是彝族。至于洱海区有彝族，那是后来迁去的，不能与樊《志》所载混为一谈。
（原载《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五月版，第一一五至一一九页）
相关链接：
 方国瑜 (1903～1983) 纳西族﹐出生在云南省丽江县，中国当代民族史学者，是20世纪云南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方志学家、教育家。他以敢于创新的勇气，实事求是的态度，刻苦认真的精神，在中国民族历史、中国西南边疆时代、云南文献、民族语言、音韵学、文字学、方志学等方面作出了震古烁金的杰出成就，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主要著作有《滇西边区考察记》﹑《困学斋杂著五种》﹑《云南通志‧疆域考‧宗教考‧金石考‧族姓考》40卷﹑《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纳西象形文字谱》﹑《滇史论丛》4辑﹑《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彝族史稿》﹑《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等﹐约500万言﹐还主编了《云南史料丛刊》大型资料集和《云南地方史讲义》﹐论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开拓了云南地方史﹑民族史园地。方国瑜在开创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的教学与研究﹐发展统一战线﹐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 冯怀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