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甸土司衙门！乃是全国最大的傣族皇宫！坐落于梁河县遮岛街，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南店土司头人刀氏龚姓，原籍南京应天府上元县。明初随军征讨云南，因屡建战功后升官定居于此。逐渐被当地土著傣族文化融合，成为汉傣文化融合的典范。原南甸宣抚司辖地广阔，势力优厚，世袭为官二十八代，历时五百余年，在云南边地土司中影响很大。司署驻地曾几易其址，历经三代土司的不断阔建，最后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完善成现在的规模。该建筑群按汉式衙门布局，由四个主院落，十个旁院落四十七栋，一百四十九间房屋组成，占地面积10625平方米建筑面积7780平方米。按土司衙门等级分为大堂，二堂，三堂，正堂。五进四院，逐级升高，周围环有二十四间耳房。花园，佛堂，戏楼，小姐楼，佣人住屋，厨房，梁库，马房，军械库，监狱等建筑，各院可相互串通，可谓“层层院进八方通，幢幢殿阁店中店”.如此宏大的建筑在全国土司府中也不多见，是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史，地方史，土司制度及建筑艺术等方便的重要实物资料。被誉为“中国最大的傣族王宫”。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对南方民族施行的一种统治制度，也是元、明、清三代在南方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封建民族政策，因此土司制度对南方民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自元、明、清以来南方各民族历史无不与土司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整个南方民族的封建社会都是随着土司制度的出现、发展、衰落而起着微妙的变化。

　　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制度，它又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因此它的影响又具有两重性，即初期、中期的积极作用和后期的消极作用这样两方面的影响。

　　（一）土司制度的积极影响

　　土司制度产生的初期，它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统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一种进步，因为土司制度适应了当时南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就必然对南方各民族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暂时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元、明、清三朝建立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意图，主要不是为了经济上的剥削，而是为暂时安定情况十分复杂的南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以求得暂时的相安无事。因为元、明、清各朝，在开国之初，百废待兴，统治阶级面临的主要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社会秩序急需稳定，还没有力量去解决边远地区的民族问题，“安边”就成为要务之一。李京《云南志略序》说得好，元朝在云南众设土官，其意图在，“顺其性俗，利而导之，底于安定”。明朝张紞《云南机务钞黄》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的话说：“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事实亦如此，在土司制度开创的初期，确实起到了安定地方的作用。南方各民族首领被封为土司土官后，在一段时期中与中央王朝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的关系，而地方上也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夷汉相安”的环境就有利于南方各民族社会的发展。另外土司制度的建立，实现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并将南方大量的土司土官置于各地行省的管辖之下，土司土官成为朝迁的命官，土司土官也成了中央王朝官员系统中的一部分，这是祖国统一的一种具体表现。清人毛奇龄在《蛮司合志》中说：“云南自汉迄元，但以兵力羁縻之。入明南征，竟版籍其地，辟害落而加以径面，创云南、楚雄、临安、大理诸府为内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车里诸地为西南夷，一如旧时成都之视滇池”。说明通过土司制度的推行将中央王朝管辖的地区向边疆地区扩展推进，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一更加牢固了。

　　第二，促进了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土司制度建立的初期，地方得以相对安定，“夷汉相安”的社会环境为南方各民族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加之伴随土司制度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大批汉族士兵和汉族人民进入南方民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为各民族人民所接受，因而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元初张立道在云南民族地区大力推广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使云南暴人、焚人的社会生产得到很快发展，“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池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农田”。治理了滇池，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教各民族养蚕植桑之法，使其收入“十倍于旧”，不少人“由是益富庶，罗罗诸山蛮慕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明、清以来，南方民族地区在军、民屯田的影响下，封建地主经济因素深入到各民族社会中，使各民族原有的奴隶制、农奴制经济开始瓦解，不断的向地主经济过渡，特别是在靠近内地的地区，如湖北、湖南以及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部分民族地区，由于中央王朝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的贯彻执行，封建地主经济逐渐发展，并在许多民族地区占了主导地位，为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

　　第三，沟通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土官成为朝廷命官，土司又按规定要定期朝贡，有的土司还须“赴阙受职”，使南方各民族贵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加强了。同时土司和中央王朝为了相互往来的方便，彼此都开辟交通，设驿站，修道路。元朝曾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设立驿站、邮传和修路。据统计，元朝仅在云南就设了“马站七十四处，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支；水站四处，船二十四支（只）”。从土司方面，云南建昌路女士司沙智因修路立功而受奖。又有“谕乌蒙路总管阿牟，置立站驿，修治道路”。道路的修建，驿站和邮传的设置为南方民族地区与内地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方便，有利于南方各民族与内地的来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第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从元朝土司制度创立之始到明、清时的土司制度确立的全过程中，各朝都注意到土司地区文化的发展。元朝在南方民族中提倡儒学、设立学校，赛典赤在云南“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明朝注意土司地区的文化教育，土司子弟可以优待进入国子监就学，1382年（洪武十五年）普定府知府者额来朝，“帝命谕其部众，有子弟皆入国学”。同时还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并对土人入学给以奖励。

　　1503年（弘治十年）规定：“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蛮司合志》记载：“贵州程番知府邓廷瓒奏，本府学校中有土人子弟在学者，宜分别处置，以示奖励”。并在兴办学校的基础上开科取士，还规定了在各地民族中开科取士的名额。清朝也在土司地区采取“文教为先”的政策，广建义学、社学，提倡甚至强制土司子弟入学习礼，开科举之门，“准土司由生员出身者一体应试”。上述措施都提高了土司地区各民族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土司及其子弟中提高较快，有些土司尤为显著，“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土司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促进南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五，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土司多处在边疆地区，又负有守土之责，所以土司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有过特殊的贡献。边疆地区的土司无论中央王朝内部发生过多么严重的分裂、混战、甚至改朝换代，还是边疆地区遭受外敌入侵蹂躏的时候，边疆地区的上司都是站在国家的统一立场来保卫边疆领土、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明朝万历初年，缅甸国王莽瑞体率兵侵入云南德宏地区，明朝陇川傣族土司多士宁就不惜以全家性命来保卫边土，拒不降缅。明朝永乐年间，木邦宣慰使罕宾发多次拒绝缅甸那罗塔的诱叛，并向明朝廷表示效忠，愿意共同抗击那罗塔，从而得到明王朝的嘉奖。1834年（道光十四年）缅甸木梳王朝蛮横地强迫车里宣慰使刀正综侍奉缅王，刀正综以身为清朝宣慰使，予以坚决拒绝。还有明朝嘉靖年间，曾征调广西俍兵、湖南永顺和保靖宣慰司土兵前往浙江沿海参加抗倭斗争，广西田州土司妻瓦氏“请于督府，愿身往”。率兵前往，在王江泾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上述土司在维护祖国统一和保卫边疆领土的斗争中作过特殊的贡献。

　　（二）土司制度的消极影响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统治措施，就其本身来说不如内地的政治制度先进，有着许多不可避免的弊端，因而对南方各民族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消极影响就更加明显。

　　第一，造成土司之间、民族之间的隔阂。元、明、清中央王朝在建立土司制度的时候，就将“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企图贯彻其中，往往利用甲地土司去对付乙地土司，或者将大土司化分为小土司，让各土司互相对抗，互相仇杀，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国家以夷治夷，不尽统以汉官，授之冠带，列之等级，然又严承袭之规，示大一统之义，所以制之甚详”。又有“大抵夷狄仇杀，中国之利”。“中国之形，惟以夷攻夷，是为上算”。“中国有四夷之患，势在以夷攻夷，使之自毙”。这种“以夷制夷”、“以夷攻夷”之策在土司之间造成严重的对抗和隔阂，彼此征战、仇杀，破坏了土司地区的安定，特别是土司制度的后期，土司之间争战不息，给各民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第二，土司制度在后期阻碍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保留原来的奴隶制、农奴制生产方式为出发点的，土司世代世其土世其民，对土民形成为一种人身占有关系，“主仆之分，百世不移”。土民被束缚在土司的土地之上，人身处于不自由的地位，因而生产积极性不高。特别是当封建地主经济因素传入士司地区后，土司为了维护原有的生产方式，就千方百计限制和抵制地主经济因素的成长和发展，这就阻碍了土司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土司对土民的私占横征、肆意苛索，“土司贪纵淫虐者，百姓至死不敢贰”。弄得土民贫困不堪，更无发展生产的兴趣。

　　第三，由于土司制度固有的分散性、封闭性、保守性，造成各土司各自为政，致使土司地区原有的落后社会残余长期存在，形成各土司之间的闭关锁国，与外界缺乏应有的联系，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传入受到了限制，使土民长期认识不到土司统治剥削的实质，从而使适应土司制度的奴隶制和农奴制长期延续，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土司制度所产生的敝端，使土司制度固有的落后性更加突出，因此废除土司制度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责编: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