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楼: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质点

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昆明)1996年04期,第41-46页
廖国强

　　提　要　竹楼是云南少数民族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质点。本文以神话传说和考古材料相参证，认为竹楼的创造包括文化发明和文化更新这两个前后相续的过程，完型的竹楼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竹楼满足了云南许多少数民族抵御敌害的生存需求，适应这些民族的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家庭形态及其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因而得以代代相传。
　　关键词　竹楼　文化发明　文化更新　文化适应
　　竹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居住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竹楼便是这种影响的物态反映。竹楼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因为它最大限度地适应了云南少数民族的生存需求和文化需求而得以广泛流布、代代相传。
　　　　一、竹楼的诞生
　　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竹楼的起源和诞生情况，历史文献未予记述，而被保留在这些民族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这些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对竹楼的诞生作了两种解释，一种是自创型，一种是借取型。
　　自创型。傣族传说《帕雅桑木底》说:远古时，傣家人没有房子住，大树和山洞就是傣家人的住房。后来，一个叫帕雅桑木底的人决心建房。最先，他从一片片簸箕般大小的大麻芋叶挡住了雨点得到启示，用树枝和茅草盖起了一间平顶草房，但草房经不住雨水。后来他仿照狗淋雨时的姿势盖了一间前面高、后面底的窝铺，仍不能很好地避雨防湿。他并不灰心，仍不停地尝试各种建房方法。天上的帕雅英(天王)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变成一只美丽的凤凰飞到人间，在大雨中停在帕雅桑木底面前，说:“你看看我的翅膀吧，你看它能不能遮风挡雨。”说罢，立定两只长脚，又把双翅微微向两边伸开，成“介”字形。帕雅桑木底心智顿开，依照凤凰站立的姿势，盖出一种上下两层的既能遮风挡雨、又能防止地面潮湿的住房。这就是傣族的高脚竹楼。因这种竹楼是在凤凰淋雨启示下建盖成的，所以帕雅桑木底给它起名叫“轰恨”(意为凤凰起飞)。之后，傣家人纷纷学会建竹楼。为纪念帕雅桑木底的功绩，傣人将轰恨改名叫恨帕雅桑木底。(1)景颇族传说《竹楼是怎样盖起来的》说:最古的时候，景颇人没有房子。先祖阿真尼里拉和勒然兹满两人决心学会盖房子。他们在山上看见竹鼠吃竹根，根断竹子倒，得到启示，从此知道盖房可用竹，并学会了砍竹子；从蛇横架树枝上得到启示，学会用大竹架梁子；从芭蕉林树杆排对排、树丫枝连枝得到启示，学会立柱子；从斑鸠做窝，小树枝压着大树枝得到启示，学会用小竹子放楼楞；从平展的江面得到启示，学会铺竹板；从藤子绕在树上得到启示，学会用藤条捆大梁；从野牛的身架得到启示，房子可以盖得象野牛的形体。经过千辛万苦，第一幢竹楼终于盖成了。他俩教会景颇族盖竹楼。从此，景颇族世世代代都照着他俩留下的样式盖竹楼，而且要唱《建新房歌》，歌颂两位盖竹楼的祖先。这风俗一直流传至今(2)。 该族创世史诗《勒包斋娃》第22章“盖房的起源”则说:景颇族远古“无居住之房”、“无生活之屋”，人间不安宁太平。定孔帕别夫妇俩盖起最早的“野房”，但人间仍不安宁太平，只好丢弃“野房”。大木匠铁目梯夫妇俩用结实的材料造出了牢固的房。从此，人间变得太平安宁。(3)
　　借取型。傣族、基诺族、德昂族、布郎族均有依照诸葛亮帽子建起竹楼的传说。傣族《诸葛亮的帽子》讲:诸葛亮南征时来到傣人居住的澜沧江边，因傣人岩肯救了他的军队，因而诸葛亮帮助傣人重新回到坝区居住，教傣人种植稻谷。回内地前，诸葛亮留下自己的帽子，把几张小绸子条塞在帽子里，叮嘱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可拿出绸子条看。过了许多年，傣家人口越来越多，都挤在江边又低矮又潮湿的小草棚里。闷热的天气和可怕的瘴气夺走了傣人成百上千的生命。在此危难关头，岩肯打开一张绸条，上面写道:“想命长，水冲凉；草棚矮，住高房。”岩肯得到启示，找来99位老师傅，仿照诸葛亮帽子的样式，盖起了又通风又凉爽的高脚竹楼，并逐步养成常洗澡、爱干净的好习惯，从而战胜了病魔。(4)布朗族传说:“古时，边境常受外国人入侵， 人民生活艰难，孔明率领大军挺进边疆，平息了外患，各族人民才得安居乐业。布朗人为感激孔明，盖房时按照孔明的帽子形状盖房顶，形成‘孔明帽’式的建筑。”(5)基诺族《三鲊》(风俗歌， 又译《团结年歌》)中唱道:“我们住的简朴雅致的竹楼，相传是神仙孔明的帽子。”(6)德昂族、景颇族均有类似的传说。(7)
　　毋须赘言，上述两种说法都不是历史事实本身。然而，有关这两种说法的神话和传说却是“形象化的历史”。这两种说法交互并存，看似自相矛盾，实质上却是形象化地反映了一个文化创造的过程。文化创造包括文化发明和文化更新。竹楼自创说反映的是文化发明；竹楼借取说反映的是文化更新。
　　在采集渔猎时代，云南少数民族先民逐水草野兽而食，迁徙异常频繁，加之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因而他们往往只能穴居或筑巢搭棚而居，过着“野食充饥天当房”的生活。这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民族学资料中可资印证。雍正《云南通志》卷24载:“俅人(独龙族)丽江界内有之，披树叶为衣，茹毛饮血，无屋宇，居山岩中。”道光《云南通志》卷185引《清职贡图》载:“俅人……其居处结草为庐，或以树皮覆之。……更有居山岩中者，衣木叶，茹毛饮血，宛然太古之民。”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腾冲司》说:“哈刺蛮者(佤族)，……巢居山中，刀耕火种，多旱谷。”《百夷传》又载佤族“巢居山林，无衣服，不识农业，惟食草木禽兽，善骑射。”瑶族最先亦为穴居。传说中的盘瓠，被平王赐女招为婿之后，“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8)金平县苦聪人解放前仍有以石洞为屋者。(9)考古工作者也曾在维西县发现了原始先民居住的天然洞穴。(10)
　　原始农业文明出现后，原始先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有一个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较长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原始先民需要定居于某个特定的地区。定居时间随农作物在同一地区的连续性栽培年份的延长而延长。这样，穴居或筑巢搭棚而居已不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于是，人们在生存需求的驱使下开始了建造较为坚固的、严格意义上的房屋的漫漫历程。
　　在人类文明早期阶段的各种文化发明中，房屋是难度较大的一种。它需要人们掌握各种建筑材料的性能、必备的构造学和物理学知识以及较高水平的综合思维能力。
　　傣、景颇、拉祜等生活于丛竹密林中的少数民族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对竹类植物的性能有了较深的了解，而且从模仿自然界中植物、动物的习性和动作获得各种零星的、孤立的建房灵感。当人们的综合思维能力发展到相当程度时，人类终于通过“偶然性并置”发明出房屋——竹楼。反观前述傣族、景颇族竹楼自创型的神话传说，是何等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文化发明过程!
　　要对发明竹楼的准确时间作界定是十分困难的，但考古发现却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沧源崖画中的房子有两种形式，多数是“干栏”式建筑，少数是构巢于树的“巢居”。(11)沧源崖画的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沧源崖画是距今3000多年的遗物。另一种意见来自国外学者，他们认为很难相信“在亚热带气候下这些画能保存二千年之久”。(12)汪宁生先生则推测，“崖画至少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甚至可以早到汉代”。(13)从崖画内容看，当时沧源地区的少数民族(汪宁生先生认为是佤族)狩猎仍占重要地位，农业已经开始。(14)因而可依照生产形态将竹楼的出现定在原始农业初期。沧源崖画中干栏式建筑居多但巢居仍有存留，正是刚由采集狩猎阶段步入农业阶段的民族(佤族)居住方式的具体写照。在剑川海门口，发现了公元前1150年左右的铜石并用文化遗址，出土有二百多根密集的松木桩柱及残留的四根松木横梁。横梁一面较平整，另一面两端有榫槽，便于逗在桩柱顶上，上铺楼面，并在其上建房，是原始“干栏”式建筑的遗存。(15)在祥云大波那村发掘了一座木椁铜棺墓并出土一批随葬青铜器，大约是公元前400年战国时期的文物。(16)其中两个小铜房子均为干栏式，有人推断是景颇族干栏建筑的原始形式。(17)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战国至西汉中期的青铜器中，有一件干栏式小铜房，楼面离地约和人等高，周围有平台及栏杆，其上住人，其下圈畜。(18)从上述发现中，我们似可从考古学意义上作另一种推断:干栏式竹楼发端于新石器时代而完型于青铜时代。
　　早期的竹楼定然是相对简陋和不尽人意的。这就需要文化更新。文化更新除了依靠自身力量外，更多的是在文化借取中完成，因为文化借取是文化更新的主要因素。云南发明竹楼的民族在与其他民族日趋频繁的文化交往中，借取了更为先进的建筑技术和样式，并与固有的建筑相融汇，形成总体样式趋同而又各具风格的各种竹楼。竹楼借取型的有关传说似乎便反映了这一过程。
　　总之，云南少数民族竹楼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
　　　　二、一种适应性的文化创造——竹楼在云南民族中广为流布的原因
　　历史上，竹楼是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布朗族、基诺族主要的民居建筑，并为部分哈尼族、拉祜族、佤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所采用，为云南的主要民居形式之一。(19)
　　克莱德·伍兹指出:“一般来说，文化特质是被接受或排拒，完全取决于它在接受文化里的效用、适应性和意义。”(20)竹楼之所以为云南许多民族广泛采用，正是由于它在这些民族文化中具有良好的效用、适宜性和意义。
　　首先，竹楼适应于人类战胜敌害的生存需求。
　　远古，云南少数民族先民生活在为众多敌害所包围的环境中。瘴气、炎热卑湿的气候、滋生蔓延的蚊虫、遍地爬行的毒蛇、四处出没的猛兽等等，都在时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生活于坝区的傣族等民族，还时时面临洪水的侵袭。因而住房不仅要具有遮风挡雨的普遍性功能，而且还必须具备抵御敌害的功能。
　　竹楼基本上是采用干栏式建筑形式，房屋离开地面，建筑在桩柱之上，上层住人，下层关家畜和放置东西。这种建筑具有防潮、通风散热、卫生舒适等优点，还可防御蛇虫野兽的侵害和抵御一般性水灾，是战胜敌害的有效形式。对此，历史文献有明确记述。《新唐书·南平獠传》载:“多瘴疠，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曰干阑。”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云:“上设茅屋，下豢牛棚。棚上编竹为栈，下施椅桌床榻。……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皆不得安。”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云:“金齿百夷……风土下湿上热，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这些记述可与竹楼传说相印证。前引景颇族《勒包斋娃》说，人们之所以不再住“野房”而要建“牢固的房”，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野房”不能很好地抵御敌害侵扰而使人不得安。傣族《诸葛亮的帽子》中说傣人竹楼是依照诸葛亮帽子建盖自不足信，但说竹楼是为了抵御潮湿闷热的气候而建，则是历史的真实。竹楼满足了或适应了这些民族至高无上的需求——生存需求。
　　其次，竹楼适应于云南各民族梯度性的生产力水平和多种生活方式。
　　历史上，云南各民族的生产力水平极不平衡，许多民族的生产力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就生产工具而言，在刀耕火种的早期阶段，亦即原始农业诞生之初，人类尚处于新石器时代，使用的建筑工具是磨光石斧、石刀；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铁制建筑工具开始传入，但仅限于铁制砍刀和铁斧，而推刨、锯子等迟迟未传入，而且砍刀和铁斧量少价贵，因而铁工具取代石工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以独龙族为例:独龙族在19世纪以前尚处于新石器时代。解放初，独龙族还保存有磨光石斧、石刀。大约距今100多年前，铁制砍刀才由坎底和察瓦隆一带传入， 但价格十分昂贵，当时要2头肥猪才能换到一把刀子。此后，独龙族开始用铁砍刀建房造屋。但金属工具的大量使用，则是解放以后的事。 (21)
　　竹楼对建筑工具的要求远比其他民居建筑的为低。就建筑材料的采伐而言，石刀、石斧难以砍伐巨木大树，但竹子中空，因而即使是龙竹这样的巨竹，石刀、石斧也能较容易地砍伐。也就是说，竹楼所需的柱子、横梁、椽子等建材，都可以通过用石刀、石斧砍伐而来的大小不等的各种竹子而得到满足。就建筑材料的加工而言。石刀、石斧不能剖出木板，铁刀、铁斧剖木板效率远比锯子为低，而且剖出的木板表面不光滑、木板厚度亦不均匀，很难满足铺楼板和围墙壁之需。竹子韧性好纹路直，厚薄均匀，用铁刀就可将之劈成所需竹条，再编成竹笆，用于铺楼板、围墙壁和隔扎居室，甚至石刀亦能堪此任。因而，一个即使拥有较落后而简单的生产工具的家庭，也能将一幢完整的竹楼建盖起来。此外，竹楼还契合了云南少数民族生产力递次演进的历程。竹楼采用的是构架结构，建筑材料具有很强的替代性。随着精良的铁工具的大量采用，木柱、木梁、木椽可以取代竹柱、竹梁、竹椽，木楼板、木板墙可以取代竹楼板、竹笆墙，但干栏式建筑形式却保留下来。竹楼追寻着生产力演进的步伐，经历着竹楼——竹木楼——木楼的演化历程。
　　云南许多山地民族在从采集狩猎时代进入刀耕火种农业之后，并未很快实现永久性定居，而是长期处于游耕游猎状态。定居时间从1 年到5、6年不等，然后便会定期或不定期地迁徙。迁徙可分为两种类型:任意迁徙类型、固定地域内的迁徙类型。(22)频繁的迁徙主要发生在种懒火地的民族中。如勐海县那赛寨拉祜族是种懒火地的典型的游耕游猎民族，仅从1949年至1976年，就在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进行过18次全寨性大搬迁。(23)
　　竹楼以竹、木、茅草为建筑材料，便于就地取材，而且构造简单，省时省力，造价低廉，很适应于游耕民族。这些民族在迁徙时，只需带上砍刀、斧子等建筑工具(同时也是生产工具)，无需搬迁任何建筑材料，到新居住地后，便能很快利用当地建材盖起新房。拉祜族竹楼一般3日内即可建成。独龙江南部的独龙族所居竹楼， 房屋四壁仅以篾笆装围，上覆茅草。这种房屋取材方便，建造容易，使用寿命不超过3年。 竹楼使用时间基本上就是该族在一地的定居时间。怒族“覆竹为屋”，(24)竹楼结构亦简单，盖房在一天内就完成。上述民族的竹楼所呈现出的简陋质朴的建筑风格与其频繁迁徙的生活方式若合符契。
　　云南一些民族则属于定居类型的民族，如傣族、布朗族、佤族、景颇族、基诺族和很大一部分拉祜族、傈僳族等。(25)定居的生活，需要较为坚实和耐久性强的房屋。竹材收缩性小，具有高度的割裂性、弹性和韧性；顺纹抗拉力强度为杉木的2.5倍，顺纹抗压强度为杉木的1.5倍，(26)而且如采伐适时，不易遭受虫蛀，具有较高的耐久性。另外，云南竹子种类繁多，大竹小竹、坚硬的竹柔韧的竹……都唾手可得，可以满足不同的建筑需求。因而竹楼只要建筑技术较高，亦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如布朗族竹楼一般可住20年，只需每隔2 年用茅草翻盖屋顶一次，富裕户的木板房可住40年。(27)傣族对建竹楼的竹材之选用是十分考究的。竹楼的梁柱材料选用大口径的龙竹，楼板、墙壁则用防蛀防腐性能好的黄竹和小叶龙竹，而椽子则用几近实心的方竹，所建竹楼经久耐用。因而竹楼亦适应于定居民族的生活方式。
　　总之，竹楼既可粗陋营构以适应迁徙性生活，又可精心建造以适应定居性生活。
　　再次，竹楼适应于家庭形态的演化。
　　不同的家庭形态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房屋。竹楼建筑结构的特点之一是，“承重结构与维护结构分开。如同现代框架结构，可以适应灵活多样、各种形式的平面布局，满足不同的使用要求，”(28)竹楼建筑式样灵活多样，可大可小，既能建造成适应农村公社大家庭的大竹房，又可建成适应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小竹房。
　　独龙江南部独龙族住竹楼。据宋恩常先生调查，竹楼分大小两种，大者是与公社式家庭生活相适应的公共房屋，他们叫作“皆木玛”，意为母房。每所“皆木玛”的面积约有160平方公尺， 在屋内沿两边竹壁用竹席隔成几个到十余个的小间隔，他们叫作“得厄”。以每对夫妻及其年幼的子女为单位，各占有一个“得厄”。“得厄”多者有15个。在每个“得厄”中央建一个火塘。在火塘四周铺设竹皮或树皮代床，作为睡眠和地客的地方。在两排“得厄”之间的空隙是公共走廊。每所“皆木玛”有两个门，门设在走廊两头，每个门旁侧置一根独木梯，人们由独木梯进入房内。这种“皆木玛”在20世纪40年代还普遍存在。后随着家庭公社走向解体，这种大型的“皆木玛”被小型的“皆木巴”所代替。
　　基诺族供父系大家庭集体居住的竹楼异常宽大， “最大的竹楼约8至10米宽，长达三、四十米。进屋有一个象征大家庭的总火塘，中间一条通道；住房格局绝对平均公平，在通道上，等距离排列着父系大家庭的各个小家庭的小火塘。通道两侧是各个小家庭的等面积住房。如此一间大房子，可容纳父系大家庭数代百余人。”(29)同时，并存着适应于小家庭的小型竹楼，楼上居室一般分为里外两间，外房是饮食、会客和客人留宿之地，里屋数代人分隔同居。
　　拉祜族竹楼(“掌楼”)亦分为大小两种，一种是能容纳五、六个人的个体小家庭居住的小型木桩竹楼，另一种是可以容纳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大家庭居住的“长屋”。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糯福区，解放前最大的长屋达230多平方米。 长屋除中心火糖前面隔出一小间供父母居住外，还须在火塘两边隔成若干间小屋，每间小屋居住一个小家庭。(30)
　　可见，竹楼由于构造灵活，因而能在不断适应家庭形态演变的过程中代代相沿，经久不衰。
　　最后，竹楼适应云南许多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关于这一点，熊锡元先生曾论述道:
　　　　在西双版纳，竹林深处，大青树旁，凤尾竹下，竹楼座座，错
　　落有致，有些村寨竹楼布局还呈井字形方块，每座竹楼前后左右均
　　有一定间距，环境恬静，阵阵古老的纺车声由竹楼传出，展示着田
　　园诗一般的风情；它不但是傣族在居室建筑方面情趣的反映，而且
　　还可看成是小乘佛教与世无争心理状态的一种折射。(31)
　　A.Rapoport说:“房屋和聚落是各民族对生活的不同看法和对真理的不同认识的外在表现。”(32)从竹楼身上，我们可以窥知云南少数民族归从自然、简约质朴的生活态度以及在适应自然、社会中所表现出的特有智慧。

注释:
　　(1)《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故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337～340页。
　　(2)《中国民间风俗传说》第210～212页。
　　(3)《勒包斋娃——景颇族创世史诗》，第291～299页。
　　(4)《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故事》第332～335页。
　　(5)《云南少数民族生活志》，第259页。
　　(6)刘怡、陈平编《基诺族民间文学集成》，第198页。
　　(7)参见《中国民间风俗传说》第208～209页； 《景颇族文化》第9页。
　　(8)《后汉书·南蛮传》。
　　(9)《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91页。
　　(10)熊瑛《云南维西县发现新石器时代居住山洞》，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
　　(11)《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12)转引自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页。
　　(13)(14)《云南考古》，第127页。
　　(15)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剑川海门口发掘报告》，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16)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载《考古》1964年第12期。
　　(17)(18)(28)《云南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第6页；第11页。
　　(19)对这一事实，前人有大量的调查材料，此不逐族罗列。
　　(20)《文化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页。
　　(21)《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22)(23)(25)参见尹绍亭《云南刀耕火种志》，第44页；第203页；第46页。
　　(24)清代余庆远《维西闻见录》。
　　(26)《华南主要经济树木》，农业出版社1976年版，第86页。
　　(27)《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29)《中华奇风趣俗》，第103页。
　　(30)郭家骥《勇敢的猎虎民族》，云南少儿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1页。
　　(31)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民族心理研究之五》，载《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
　　(32)转引自《滇文化与民族审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1页。*

本文责编：帕相